自东汉末（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390年间，中国处于一个分裂的局面。中间只有西晋的短暂统一（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至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不满40年）。自建兴四年以后，中国北方还为外族统治了265年（公元316——公元581年）直到公元581年隋朝的建立，才结束了外族在北方的统治；公元589年隋灭陈，中国才归于统一。

　　从杨坚建立隋朝，到杨广被绞死，隋朝仅存在37年。这个短命的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在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方面，整顿和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对隋唐以后各王朝，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文帝杨坚原是北周封建军事贵族集团的重要成员。《隋书·高祖纪》说他“得政之始，群情不附”，“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杨坚为了争取汉族地主和已经封建化的拓跋族军事贵族的拥护，曾下令：“诸改姓者，悉宜复旧”；“已前赐姓，皆复其旧”；正式废除宇文氏强制府兵将领改从鲜卑姓的作法。他称帝后，还专门发布诏书，宣告“前代品爵，悉可依旧”，这对稳定封建统治集团起了很大的作用。杨坚通过一些笼络人心的办法，把大部分北周的军事贵族都拉拢过来为自己服务。

　　杨坚还大力提拔一些有才能的人作为自己的辅佐。如高颎、苏威、李德林、贺若弼、韩擒虎等，都是有名的谋臣和武将。杨坚称帝后，任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伐陈时，又命他为元帅长史。高颎与苏威共掌朝政，隋朝的许多律令，都由苏威起草。

　　北周末年，地方豪族拥有私兵、乡兵的情况增多，为消除这些地方割据因素，杨坚沿袭宇文泰时的办法，把这些豪强升迁为兵府的下级将领。把他们的私兵、乡兵改编为国家的府兵。全国统一后，为加强山东旧齐地区、江南旧陈地区和四川地区的统治，杨坚在并、扬、荆、益四州设四大总管府，分派自己的儿子和亲信领重兵镇守。并且一再下令，禁止民间私造武器、大船。

　　北周后期，刑罚苛滥，曾引起“上下愁怨”，“内外离心”。杨坚上台后，十分注意刑律的制定和施行。他在总领北周朝政时，下令“行宽大之典，删略旧律，作《刑书要制》”。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更定新律，规定了五种刑名：死、流、徒、杖、笞。死刑只有斩、绞二等，废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辕裂之法，开皇三年，杨坚看到刑部每年处理的案件多至万件，认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再令苏威等修订刑律，除死刑81条，流罪154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五百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篇，凡12卷。这就是《开皇律》。

　　《开皇律》虽然有许多内容沿袭《北齐律》，但它实质上是汉魏以来封建刑法长期发展的一次总结。自从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后，封建统治阶级甚至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也引入了刑律。汉代有所谓“春秋”决狱。魏晋的法律有所谓“八议”即《周礼》所记载的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开皇律》基本继承了魏晋以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的条文，规定凡在“八议”之科的皇亲贵戚、勋臣和七品以上官员，都可以享受减免罪行的特权；九品以上官员犯罪，也可以铜赎罪。另一方面，《开皇律》又发展了《北齐律》的“重罪十条”，而创“十恶之条”。所谓“十恶”，即指谋反、谋大逆、谋叛、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凡犯“十恶”之罪，要受最严厉的处罚，虽遇赦不免。“十恶之条”的主要内容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起来反抗。

　　总的看来，隋律比较魏晋以来的法律，多少有些减轻，它废除了自殷商以来的许多野蛮刑罚。又在律文以外，规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诉讼程序。如人民有冤枉上告，假如县官不理，允许越级向州官上诉，直到朝廷。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下诏，全国各地死罪犯人，不准在本地处决，必须送大理寺复审，审毕再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九年（公元589年）以后，又敕令死罪犯人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

　　隋文帝统治后期，刑罚日益严酷，《隋书·刑法志》说，当时各级官吏竞“以残暴力能干，以守法为懦弱”。同时，隋文帝对待臣下苛察猜忌，使得许多官吏人人自危；加以晋王杨广和太子杨勇争位，宰相杨素，高颎等都卷入这场宫廷斗争中去。

　　北周末年，曾征发山东各州大批丁男，岁役四十五日，在东京（洛阳）兴建洛阳宫。杨坚执政后，立即停止了这项浩大的工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政府以北齐、北周旧制为基础，制定了户籍、赋役方面的新法令。法令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岁以上为丁，六十岁为老。有家室的丁男每年服劳役一个月，纳租粟3石，调绢1匹，绵三两（种麻者调布一端，麻3斤）。无妻室的单丁及奴仆缴纳一半租调。有品爵的贵族官吏及所谓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免除课役。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宰相苏威建议减轻赋役，隋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对赋役、户籍法令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修改后的法令把成丁的年岁由十八岁改为二十一岁，使丁男少服三年的徭役或兵役。丁男每年服役日期由一月改为二十日，调绢由一匹（四丈）改为二丈。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补充规定：民年五十；就可免除徭役和租调。

　　隋政府在减轻赋役的同时，还在北齐、北周的田令基础上，重新颁布了均田令。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规定：自诸王以下至都督，都可以按品级请占永业田100顷至40亩。丁男依北齐令，受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园宅地三口给1亩，奴婢五口给1亩。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又规定京官、外官按官品给职分田1顷至5顷。各级官府给公廨田若干亩，以供公用。

　　隋朝的均田令虽然规定了受田的亩数，但并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男，丁男和妇女的“受田”额，不可能按照法令规定的亩数“均”给农民。因此，农民无地少地的情况，在整个隋代始终是严重存在。开皇初年，由于民田不足，有人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引起了景族地主的反对，文帝也只好作罢。

　　全国的统一，赋税徭役的减轻，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封建社会经济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隋政府搜括的粮食和绢花等物堆积如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农业经济的兴盛。《隋书·食货志》说：“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迏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隋政府的府库已经藏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不得不增辟左藏院储存。

　　隋代官私手工业的组织规模和技术水平，在不少方面都超过了前代。为封建统治需要服务的官手工业，组织庞大，人数众多，在手工业中占主导地位。隋政府曾把全国各地大批优秀工匠迁居长安、洛阳，并经常征发各地工匠轮番到京城服役。主管官营手工业的最高机构是尚书省的工部；具体管理官府所需各项产品的机关是太府寺（隋炀帝时分置为少府监）；负责长安、洛阳皇宫及官廨土木工程的是将作寺（后改将作监）。太府寺（或少府监）下设有左尚、右尚、内尚、司织、司染、掌治、铠甲、弓弩等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在这些官营手工业作坊中劳动的主要是官奴婢、刑徒和长期服役的工匠及短期轮番服役的地方工匠。这些成千上万受压迫劳役的能工巧匠们，为隋朝皇室、官吏、军队生产了各种生活用品和军需器械，建造了象大兴（长安）、洛阳这样举世闻名的伟大都城。

　　隋代各地手工业也很发达。河北、河南和四川都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隋书·地理志》说，蜀郡“人多工巧，绫锦雕缕之巧，殆侔于上国”。魏郡（今河南安阳）“雕刻之工，特云精妙”。江南宣城、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一带，妇女多是织布的能手，“夜綄纱而旦成布”

　　至炀帝时，由于统治者骄奢挥霍和穷兵黩武，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山东，河南大水成灾，漂没四十余郡，加以攻打高丽惨败，死者数十万。天灾人祸交加，而官吏却不顾人民死活，还借征收租赋的机会，勾结商人，贱买贵卖，哄抬物价，地主富豪也乘机高利盘剥，大肆兼并土地。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被迫自卖为奴婢。那时情况，据《隋书·杨玄威传》的描写是“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