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夏虫蟪蛄

　　在《孙子兵法》领域里的一些疑古学者，往往喜以《左传》之战例来证《孙子兵法》

之伪，可却又不举出证据，而仅仅、淡淡且笃定的说：“《左传》中没有诡诈之道，诡诈

之道的盛行是在战国时期，所以《孙子兵法》必成于战国时期。”。对此一问题，笔者不

欲多言，故仅将《孙子兵法》中“可以勉强”称的上是“诡诈之道”的内容，列之于“诡

道诈道”此一标题之下，并将《左传》中所载的一些春秋时期之“用兵史迹”列于其下，

以供比较。若在比较之后，仍有人认为《孙子兵法》的内容较《左传》所载来的“诡诈”

，那笔者也就不用再多说些什么了！而如果在比较之后，各位竟发觉《左传》所载用兵史

迹之“诡诈”犹甚《孙子兵法》，那笔者不禁想问这些疑古学者：你确定曾看过《孙子兵

法》及《左传》吗？

“诡道诈道”：

　　《孙子兵法》

　　〈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

之近。故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桡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此兵家之胜，不可预传也。”

　　〈实虚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战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

致于人。能使敌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者

，出于其所必趋也；行千里而不畏，行无人之地也。．．．进不可迎者，冲其虚也；退不

可止者，远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

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

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指向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道

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左传》

　　〈左传．僖公二年〉：“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避，假道于虞以伐虢。”；

〈左传．僖公五年〉：“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

虞，灭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

　　〈左传．文公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以

诱士会。”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强曰：‘久将垫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战。请以其私

卒诱之，简师，陈以待我。我克则进，奔则亦视之，乃可以免。不然，必为吴禽。’从之

。．．．吴师大败。”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子灵（巫臣）奔晋，晋人与之邢，以为谋主。扞御北狄

，通吴于晋，教吴叛楚，教之乘车，射御驱侵，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吴于是伐巢，取

驾，克棘，入州来。楚罢于奔命，至今为患，则子灵之为也。”

　　〈左传．昭公三十年〉：“（伍员）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

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蔽。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

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除此之外，疑古学者们还说〈势篇〉之“兵以正合，以奇胜”此与《左传》所载之“

军礼”相反，“故知《孙子兵法》不可能成于春秋时期”。对此一问题，笔者亦不欲多言

，故仅将《左传》中所载之“出奇”战例，列之于“攻心出奇”此一标题之下，以供参考

。如果这些战例不能算是“以奇胜”，那么试问：“以奇胜”这三个字的定义为何？

“攻心出奇”：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戊午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沉与陈，

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

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沉之君及陈大夫，．．．楚师大奔。”

　　〈左传．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檇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

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

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除此之外，这些疑古学者还举出〈作战篇〉之“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再

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中的“因粮于敌”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亦

即《左传》中并没有此类记载。对此一问题，兹将《左传》中所载之“因粮于敌”的事迹

，列之于“因粮于敌”此一标题之下，以供参考。

“因粮于敌”：

　　〈左传．定公四年（西元前五零六年）〉：“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

败诸雍澨，五战及郢。”

　　〈左传．宣公十五年（西元前五九四年）〉：“秋九月，楚子围宋。宋人使乐婴齐告

急于晋，晋侯欲救之，．．．乃止。使解阳如宋，使无降楚。．．．夏五月，楚师将去宋

。．．．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及楚平。”

　　在以上所举两例事迹中，第一例就是“因粮于敌”且正是“吴伐楚”之战的真实记录

。而第二例的“筑室反耕”之法，无疑的更甚于“因粮于敌”，而此两例皆《左传》所载

。如此，则笔者又何须赘言！〈唐李问对．卷中〉：“又曰：‘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此不可久之验也。．．．靖曰：‘“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此说可参考。

　　除此之外，这些疑古学者又说：“《左传》所载多‘仁义’之道，此与《孙子兵法》

中‘极其着重’的‘诡诈’之道大不相同，因此《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时期的作品。”。

对此一问题，兹将《左传》中可能是所谓的“仁义”之道的用兵史迹、对谈，列之于“仁

义何在”此一标题之下，以供参考。

“仁义何在”：

　　〈左传．庄公十一年（西元前六八三年）〉：“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

师未阵而薄之，败诸鄑。”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西元前六三八年）〉：“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

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而后击之。宋师败迹，公伤股，门官歼焉。”

　　〈左传．宣公十二年（西元前五九七年）〉：“孙叔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

我！’．．．《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西元前五二一年）〉：“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

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劳且未定也，伐诸？’从之。”

　　〈左传．定公四年（西元前五零六年）〉：“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王曰

：‘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

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

　　在以上诸例中，有一例须加以说明，那就是所谓的“宋襄公之仁”。这些疑古学者为

了使己说得以成立，于是将此战例中的“宋襄公之论”说成是当时的“正规”战法？那笔

者不禁想问：如果宋襄公的战法是正规战法，那又何必专设“司马”一职？且如果这是正

规战法，那又有多少人可以不败？而其余的“半济而击之”诸例又将作何解释？兵者，凶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既以用之，又有何仁义可言？宋襄公如此倒行逆施、刚愎自用、迂

腐无知，所为者不过为全自己仁义之名，至不该是竟因此使其“门官歼焉”，此可谓“仁

”乎？其与齐桓公、晋文公之辈相差远矣，〈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

，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其所为者皆“仁义”？其所不为者

皆“谲诈”乎？〈吕氏春秋．义赏〉：“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

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

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

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返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

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

，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

。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而〈孟子．尽心下〉：“孟子曰

：春秋无义战。”，如此，则又何须笔者多言！

　　又一般学者皆以为孙子尚诡诈，实则由上引诸例已可知其误矣！再以同是孙氏之道的

孙膑观之，则一个在〈威王问〉篇中，当弟子问他：“威王、田忌臣主之问如何？”而他

回答：“威王九问，田忌七问，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吾闻素信者昌，立义．．．用兵

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三世其忧矣。”的兵家，一个在〈见威王〉篇中会说出：“我将

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举兵绳之。”的兵

家，一个在〈威王问〉篇中，当田忌问他：“权、势、谋、诈，兵之急者耶？”而他回答

：“非也。夫权者，所以聚众也。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谋者，令敌无备也。诈者，所

以困敌也。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因而使“田忌忿然作色”且说：“此六者皆善者

所用，而子大夫曰其非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也？”而他回答：“料敌计险，必察远近，

．．．将之道也。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的兵家，一个在〈势备〉篇中说：“凡兵之

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的兵家，难道竟

会是一个尚诡诈的人吗？孙氏之道本就难明，又何须赘言！

　　除此外，由于竹简的出土，于是这些学者又提出了一事以证《孙子兵法》不成于春秋

末期，即《竹简本》〈用间篇〉之“苏秦在齐”一句。对此一问题，略论于“苏秦在齐”

此一标题之下，以供参考。

“苏秦在齐”：

　　《竹简本》〈用间篇〉作：“｛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卫师比在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疑古学者咸以此为证，证

《孙子兵法》实成于“战国中期”，此说还真是以偏概全，遑论其余，仅以此一逻辑推之

，则是否可因今本之〈九地篇〉有“焚舟破釜”‘一’句，便可将之作为“证明”《孙子

兵法》成于钜鹿之战后的证据？故其荒缪处实不言可喻矣。而众所皆知，苏秦活动的年代

尚稍后于孙膑，所以《孙子兵法》当然不会言及此人。故可知此二句实乃后人所增，或者

可视之为原是后人之“注文”，后又因其句式与“殷之兴也”四句同，故便有“浅人”将

之“掺入正文”，犹如“焚舟破釜”一例一般。注文掺入正文之事，古籍多有，若仅以一

说一例即可证一书之伪，那又置其余之五千余言于何处？

　　以观今日，则竹简之出土，大底即作此用，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