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墩1号墓位于蚌埠市区淮河以北，隶属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本文将带你一览双墩大墓考古挖掘详细进程。

考古队为保护双墩1号墓而建的墓坑大棚

封土去除后的1号墓航拍图，图中东向突出即为墓道，圆形墓周围可以看到明显的白土圈。成千上万规则排列的土偶、无法解释的放射状图案、“秦始皇级别”的怪异大墓、从未见过的怪异青铜器和“钟离”铭文……2008年秋天，“双墩1号墓”的惊人发现将考古界的目光吸引到了淮河岸边。

雷达站下的怪异大墓

第一次见到这两座高达9米多的大土墩时，阚绪杭吃了一惊。这位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高材生、共和国的同龄人，从7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跑遍了安徽的每一个角落、参与了安徽几乎所有的考古工作的考古人，对安徽的古代文化了如指掌，但像这样庞大的封土堆在安徽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蚌埠市淮上区小蚌埠镇双墩村，阚绪杭参加了新石器时代双墩文化的考古发掘。说来也巧，这个双墩村的得名就是村里的两个大土墩。“大土墩”?是封土吗?凭着职业敏感，当工作间歇期间，他专程到了两座大土墩前，他，被震撼了。

阚绪杭找来当地村民询问。从村民的口中，他得知，这两座土墩在20世纪70年代曾被解放军驻双墩某雷达连推平顶部，修建了雷达站，并在两墓墩内修建防空洞，致使墓冢遭到严重破坏。雷达站撤防后，防空洞被村民利用取土。可这土墩何时出现，问遍了村里的老人，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倒是有个传说一直在当地流传，说古代有十个太阳，二郎神为将其他太阳用山压住，他担山追捕太阳经过此地歇脚，发现鞋内有土，于是脱鞋倒土，结果倒出两个土堆，这就是今天的双墩。

职业敏感让阚绪杭仔细观察起这两座土堆。在取土坑洞中，他发现了白膏泥。白膏泥在先秦时期的南方地区墓葬中十分常见，一般用来防水、密封。从白膏泥和封土堆来看，阚绪杭初步判断其为战国或者西汉墓葬，他向蚌埠市相关领导进行了汇报。此后，这两座土墩被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保护起来。

村民们对“汉墓”的说法并不太以为然，他们更愿意或习惯将这两个土墩叫做“雷达站”。于是，这两个“雷达站”仍然矗立在双墩村。直到2005年6月的一天，双墩北侧土墩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利用当年防空洞挖成的9米深的盗洞。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盗洞并未破坏至墓底。可是，盗墓贼对于墓葬的位置把握是非常准确的。据曾亲临现场勘查的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说，“很显然，该盗洞出自一个非常专业的盗墓贼之手。”

墓葬被盗未遂，加上当地街道需要整治，蚌埠市人民政府认为该墓葬不宜继续原状进行保护，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蚌埠市向安徽省主管部门申请抢救发掘保护，并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2005年年底，考古队进驻双墩工作，并将北墩确立为1号墓。巧的是这支考古队的领队正是当年确定双墩的阚绪杭先生。

为了弄清1号墓的情况，阚先生从洛阳请来了打洛阳铲的资深钻探“高手”助阵，勘测结果令他大为吃惊，这居然可能是个呈“亚”字形的墓葬。所谓“亚”字形墓葬，就是说墓葬有四条墓道。在古代，墓葬有没有墓道是区分墓主等级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在秦代以前，只有王一级的人物才有权使用四条墓道。在我国考古史上，除了商代晚期殷墟商王之外，只有山东青州苏埠屯商代方国薄姑氏国君大墓、洛阳二十七中春秋周王陵和岐山周公庙周公家族墓地发现过四条墓道的大墓。此外，还没有标准的四条墓道大墓被发现。而在秦汉时期，也只有帝王才能使用四条墓道的大墓。

此时在安徽省六安市那边正在发掘的西汉六安王大墓，将全国考古界的视线都吸引了过去。阚队长手下的一位队员开玩笑说：“不会咱们也在挖另一个王的大墓吧!”阚绪杭没有回答，在发掘结束前，他必须保持冷静。

发掘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座墓太怪了!揭去地表土之后，怎么也找不到“亚”字形的墓边。“那时候，有人对北墩到底是不是墓葬产生了疑问。尤其发掘到墓道时，墓道短而狭窄，而且离墓底有3米，这并不符合一般古墓的形制。”蚌埠市博物馆馆长钱仁发说。

怪异的北墩让考古工作者越发小心，他们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边发掘边记录，层层揭露，小心谨慎，生怕漏掉了一丝信息。然而，当封土层被层层揭去后，没有钻探的四条墓道大墓，却露出一圈圆形白土层，厚度在0.3米左右，直径在60米左右。白土层里边是一个直径将近20米的圆形大坑，是不是墓坑没有人敢确定。更奇特的是，圆形坑中，由深浅不同五色土构成的放射线形遗迹从中间向四周辐射，呈扇面形状。放射线共有20条，除东南角4条线似被扰乱外，其他方位辐射线都很清楚，并有一定的角度规律，从空中俯瞰仿佛麦田圈或是轮盘。所有这些现象，在中国考古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考古工作人员被眼前的“怪异”现象惊呆了。

阚绪杭也被弄晕了头。到底是不是墓?要是它不是墓，按照墓来挖，挖坏了，破坏了迹象，丢了信息，那可是对历史不负责啊!发掘队里众位工作人员的意见也不统一，有的觉得是墓，有的觉得是特殊的祭祀坑，还有人认为，这个东西原来是个大土台子，现在这个坑只是基槽，上边的堆土已经被考古队给破坏了。

沿土偶墙向下挖掘时，不知不觉挖到了地下水位线以下，抽水、挖掘、现场保护、取样存证诸多纷杂的工作需要同步进行，给考古工作者以极大考验。

在大墓的发掘工作中，为了更好地获取墓主身上佩带的饰物、身边陪葬品的分布等信息，更准确地记录下棺底的遗迹现象等情况，一般都会采用“套箱”方式，将棺椁移至室内进行细致的清理。

铸在铜钟上的神秘铭文

没有一种意见无道理，但也没有一种意见理由充分。正当考古人员为蚌埠双墩墓葬的定性以及下一步发掘计划犯难时，一个意外的发现为阚绪杭理清了思路。

2007年5月，在离双墩村半个小时车程的卞庄，一处圆形的古墓葬在施工时被发现，当地文管部门立刻打电话通知了阚绪杭。一听说墓葬呈圆形，阚绪杭立刻赶到现场。

这处现场的位置是在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的卞庄， “我赶到时，该墓葬已经遭到村民私自挖掘，封土堆荡然无存，仅剩直径8米左右的圆形墓底。”阚绪杭说，“我蹲在旁边，忽然，发现土层中隐约露出一个人头，一扭头，又是一个!” 人骨的发现让阚绪杭迅速组织了考古队对该墓葬进行系统发掘。一个星期之后，从墓底发现了墓主和10具陪葬者的棺木痕迹以及骨架，并从村民手中追缴回一些珍贵器物。“该墓葬中有编钟、戈等大量的随葬品。其中，在5个钟上面还发现了铭文。”阚绪杭说。

凤阳圆形墓葬的发现，让阚绪杭和他的队员们豁然开朗，确定了北墩应该就是一个古墓，而且和凤阳古墓应该属同一种葬制。恰逢雨季将至，蚌埠双墩1号墓正在建设钢结构防雨棚，田野挖掘暂时停工。阚绪杭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破解铭文上。其中，两个铭文引起了阚绪杭的注意。“这两个字一个像儿童的童，另一个像梅花鹿的鹿。我想，鹿的这种写法，也可以看成美麗的麗，童鹿，童童难道是钟离?”

他的猜测还有一条有力的依据，就在大约20公里之外，曾经发现过学界闻名的钟离古城。淮河边的钟离古城遗址现在已经成为凤阳著名的旅游景点，双墩1号墓能攀上这门大亲戚吗?

为能进一步确认，他先后找到了凤阳县文管所对古文字颇有研究的退休干部孙祥宽和安徽大学古文字教授刘信芳，经三人的研究和细致的对比，发现“钟离”确实有“童麗”这样的写法。原来双墩真的与凤阳大墓和钟离国有关，阚绪杭无比振奋，他明白，这一次，安徽考古界又要轰动全国了。

雨季过去，阚绪杭的队伍继续开始发掘。尽管有了卞庄1号墓的经验，但阚绪杭仍然小心翼翼地进行双墩圆形墓的发掘。这座圆形墓坑结构的确是太怪了，与阚绪杭所学所见所挖的所有墓葬都不同。发掘结果显示，大墓墓口直径20.2米，墓坑深7.5至8米。墓壁一周还有2米宽的深色填土带围绕着中间的放射线。在已知的放射线遗迹之外，又有很多新的现象让老阚激动不已。在放射线遗迹填土层下，墓坑周边约2米宽范围内，叠压埋藏着有18个大小不一的馒头状土丘，里面放置大量的土偶；土丘之外的填土中也分散放置了大量的土偶。更令人震惊的是，当考古人员挖掘到了北墩的第二层台，一圈土偶呈现在他们面前。“土偶整齐地垒砌着，形成一堵墙，突出而壮观，那个场景，俨然就是一座城池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些土偶形状为尖顶圆体或方体，体表有明显的绳索痕，高20至25厘米，直径10至15厘米。

众多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极其复杂的遗迹现象令全国各地相继赶来的相关学科领域专家们无不感觉“震惊”。考古界的权威之一、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先生，顿着他的拐杖，激动地说这是经过“精心构思、精心设计、精心准备、精心施工、精心装饰”的重要遗迹，是从未见过的新文化现象和建筑遗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赵化成教授摇着头说“太奇特了，太奇特了，这些发现会改写先秦的墓葬史的”。人骨鉴定专家、吉林大学朱泓教授则在现场考察之后表示“震惊”，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现象，下一步需要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

惊喜还没有结束，同样让专家们前所未见的是墓底埋葬布局：墓葬圆形底部直径14米，墓主椁室居中略偏北，围绕墓主椁室东、西、北侧均分布有3个较窄的殉人木棺腐朽痕，南侧殉1人的木棺痕。器物椁室位于墓主南侧殉人的南侧，器物椁室分南北两个箱，南箱为食物，北箱为器物。还有两件几何印纹硬陶器放在器物椁室外、墓底的西南边缘。在墓中发现的随葬品，有铜器200余件，如编钟、鼎、(hé)、舀、铃、戈、矛、镞、剑、车马器等等；石磬10件；陶器有彩陶器和几何印纹陶器20余件，多被椁板倒塌压碎，器形似为壶、罐、盆等；还有少量玉器和腐朽的漆器、木器、海贝以及食物箱内放置的猪、牛、羊骨骼等等。

到2008年田野发掘结束，一个疑似钟离国的神秘墓葬逐渐展现在人们的视野前。

蚌埠市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七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典型的双墩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就座落在蚌埠市双墩村。这里最早的国家东部有钟离古国，西部有涂山古国。至春秋战国时期，先属鲁，继属吴，再属越，后属楚地。

公元前221年，秦分天下为36郡，今蚌埠地域分属九江、泗水两郡，其东部(今凤阳县境内)设钟离县。以后历代沿革，直到明洪武二年(1369)，钟离县的名字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钟离县虽然存在很久，但是，钟离国在历史上却鲜有记载。按照《世本》和《史记·秦本纪》的说法，钟离国是嬴姓国家，和秦国有相同的祖先；但在《通志·氏族略》中，它又是姬姓的后裔，和周人同宗；《姓(xī)》又认为钟离是一个“子”姓国家，和商人一样。到了宋代的罗泌那里，干脆把钟离国一分为二，认为一个钟离国是少昊的后裔，是嬴姓；另一个钟离国是商人的后裔，是子姓。

身世成谜不说，连钟离国在哪里，古今研究者的说法也没有一致之处。按照杜预注解《左传》的记载，钟离国在今天的凤阳附近，按照罗泌等人的研究，钟离在山东兖州，还有人认为钟离在今天的湖北汉川。钟离国有多少代君王，在史书中也是没有记载的。对于钟离国和什么国家是亲戚更是一团乱麻。有的书记载钟离国与秦国是同祖，有的认为是徐国的别封，有的认为与晋国同祖，有的认为是商代后裔宋桓公的曾孙后裔，还有的认为是宋襄公舅舅的后裔，可以说把文献的可能性都猜遍了。就是这样一个谜一样的国家，困扰了历史学界一千多年的神秘国家，无意之中被阚绪杭发现了。

双墩1号墓中有很多谜团，土偶的排列规律之谜就是其中之一。此图为墓葬填土层中成堆密集分布的土偶

在墓地二层台内缘部发现的规则排列的土偶。

大墓里的五大谜团

可是，就算发现了钟离国的踪迹也不等于解开了围绕在钟离国身上的谜团。相反，两座大墓所显示出的情况却让钟离国更加的神秘了。

首先，圆形的大墓在中国腹心地区的先秦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墓葬中有这样的圆形墓葬，但是一来它和中原没有联系，二来，也离得太远，即便有联系，在新疆也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圆形墓葬。在东南地区，有一种先秦时期的土墩墓，有圆形的封土堆，但它土墩下边不会有这么大这么深的墓穴。可以说，钟离国的人所采用的丧葬方式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在中国古代，历来就有“天圆地方”的说法，采用圆形的墓葬，在边上用白色土围成大大的白色外框，会不会就是象征天极呢?而墓葬中的放射线遗迹从空中俯瞰仿佛轮盘，有专家认为是一种象征性的天文遗迹现象，也有专家称此很有可能是太阳图腾的图案。

其次，钟离国用不同的五色土来作为墓葬的填土，会不会是用来祭祀天地社稷的呢?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就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说法。而在现实中，战国以后的古代封建统治者曾用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泥土筑坛，祭祀土地神和谷神，叫社稷坛。这五种颜色的泥土象征了天下的泥土，也代表了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北京中山公园至今依然保留着明代所建的社稷坛，铺垫着五种颜色的土壤。在古代制作墓葬时，将各地层颜色不同的生土和熟土混合作为墓葬的填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叫“五花土”，但是从来没有一座墓葬会把不同色彩的土分开，然后有规律的一条条分开来作为填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研究员说，“事实上，五种颜色混合的‘五花土’在墓葬中比较常见，但一般是混合在一起的，不同于社稷土。如果蚌埠双墩1号墓的五色土被证明与社稷坛类似的功用，那表明双墩1号墓埋葬的人地位应该很高。”

第三，墓葬中神秘的土偶，这样的遗迹在中国古代以往只是存在于书籍的记载中，实物是没有见过的。它究竟是什么含义呢?按照《战国策·齐策》的记载，苏秦曾对孟尝君描述他在山东淄博一带的见闻时听到过这样一句话，“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就是说，有土做的人偶与桃木做成的人偶在对话。人偶会说话，这当然是苏秦编的瞎话，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有用土做人偶的风俗存在。到了唐代，这个风俗还有遗留，所以陆游的《秋社》诗中说“不须谀土偶，正可倚天公”。土偶一般被做成女性形象。这与古代社会对生殖和丰足生活的崇拜和向往有关，是宗教、咒术仪式的对象。所以，在古代祭祀丰产的“社祭”中往往会有这样的土偶。钟离国墓葬中随葬这么多的土偶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呢?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土偶的形状可能与淮河流域传说的女娲抟土造人有关。还有的专家认为，这种土偶是代替殉葬人随葬的。究竟哪种说法对，在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解释出现前，恐怕将是千古谜团了。

第四，墓葬填土中的放射线迹象是要说明什么呢?由于墓葬是圆形，这种放射线让研究者很自然地联想到太阳崇拜。在原始信仰活动中，对于太阳的的崇拜几乎是全球性的行为。由于阳光和自然万物的密切关系，初民自有意识以来就对太阳怀有敬意，由此形成了各种对太阳崇拜的表现形式。

古代中国表现太阳的各种图案形象，都会用或直或曲的放射线表现太阳的光芒，双墩大墓中放射线会不会是放大的太阳光芒呢?也有研究者不同意太阳崇拜的说法，认为，这种迹象与汉代的铜镜类似，可能象征天上的星座或群星。无论怎样，双墩大墓表现出的放射线迹象都是专家学者需要长期研究的一大谜团。

第五，双墩大墓有的铜鼎内存放有动物骨骼，从现场观测看应该是猪羊牛类的大腿骨，有的很明显是排骨，甚至还有鱼。甲骨文记载表明商人在举行祭祀、燕飨、丧葬等礼仪时，非常重视牺牲的宰割，甚至商王都会亲自操刀分解牺牲。到了周代，用牲体礼至为繁缛，据《仪礼》的记载，牺牲各部位区分非常繁杂细致。用什么类别的动物，用牲体的什么部位在文献里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这些差别代表了使用人有尊卑之别。商周为了表现族属差异，使用什么牺牲也是有差异的。

商墓的牲体以腿骨为主，包括兽骨，和周人相同。周礼规定不葬鱼，商墓却有鱼牲；周人奠葬用牲体的腿骨，殷人还包括猪头、狗头等，正体现出两个王朝礼制的差异。从随葬的牺牲来看，钟离国像商人那样使用鱼作为牺牲随葬，是否可以由此推测出钟离国人是商人的后裔呢?

一个超级大墓，带来了无数的谜团。

对此，宫希成研究员有他的看法，他说：“目前，对于这些罕见遗迹的研究还没有正式开始。在此之前，每个人对这些遗迹都有自己的初步判断，一切言之有据的推测和猜想都是可以的，但是有些谜团，可能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墓主是吴国人或者楚国人?

按说有了“钟离”铭文的编钟出现，双墩大墓的性质就应该尘埃落定了，谁知，在观看了出土物之后，学者们的意见再一次出现了分歧。支持钟离国说法的人坚定认为编钟上所见的“钟离”铭文是最好的证据。而反对的学者却认为，“钟离”铭文的编钟实际上是赙(fèng fù)所得，并不能说明这就是属于钟离国君铸造的编钟。在古代中国，假如有人去世，亲朋好友甚至街坊邻居都会送财物，帮助丧家办丧事，这种助葬过程中的赠送财物过程就叫“赙”。在先秦时期，诸侯国的国君去世后，其他诸侯国都会有所表示，或吊孝或赠以财物，周王去世后各个诸侯国也会向周王的丧礼赠送财物。因此，在先秦时期，一个墓葬中出现许多国家的器物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按照这种说法，双墩大墓就不一定真的是钟离国墓葬。

但是，假若双墩大墓不是钟离国的墓葬又是哪个国家的墓葬呢?

在仔细分析了双墩大墓的随葬品后，考古学家发现所有的随葬品可以分成几类：a.有非常浓厚的楚文化风格的；b.有较为明显的吴越文化的特征的；c.有淮河流域常见的地方文化因素的。从理论上讲，这座大墓属于上述三种文化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于是，学者们分作三派，认为双墩大墓可能属于楚国、吴国或钟离国。

按照文献的记载，春秋时钟离国位于吴楚之间，被两国反复争夺，曾经归吴，一度归越，最后归楚。所以，吴国和楚国的文化对其都产生过影响。双墩墓葬中发现的随葬品就证明了这一点。

大墓中发现的印纹陶就是吴越文化的典型特征，而其中的编钟、石磬却又是楚国文化的特征。因此如果只从墓葬中所见的器物来看，在双墩大墓的最终年代确定之前，墓葬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有可能。

在春秋时期，钟离国的命运似乎始终都掌握在周边更强大的吴国和楚国手中。地处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宁业高就认为，如果不能确定双墩1号坑属于古钟离文化，那么双墩1号坑中埋的还可能是占领军司令——某位楚国的大夫或者某位吴国的高级将领。

从钟离城与双墩大墓的位置来看，把双墩大墓理解为楚或者吴的贵族墓葬也是比较合理的。凤阳的钟离城至少有两千六百年的历史，是安徽省现存最完整的春秋古城遗址。钟离城自建至弃，沿用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钟离城原有四方形夯土城墙，南北长约380米，东西宽约360米。夯土城墙历经千年风雨，如今已颓成土垅，残高3至5米。双墩大墓距离这座钟离城遗址大约有20公里。如果双墩大墓的主人是钟离国君，他在离自己的都城这么远的地方下葬在古代是比较罕见的。但是，假若双墩大墓的主人是吴国人或者楚国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墓主要在远离钟离王城20公里的地方下葬。

可是，上述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能解释的最大问题是：双墩大墓特殊的埋葬习俗和墓葬的形制与吴国、楚国墓葬均不相同。假若它的墓主是吴国人或者楚国人，为何不采用吴国或楚国的丧葬习俗呢?要知道，在古代，采用什么样的丧葬习俗不仅仅是等级身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人属于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的标识。一个古代人在临终时，是绝不会无缘无故放弃自己的“属性”的。于是对于双墩大墓而言，最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这是钟离国君采用了淮河流域先秦时期的土著居民淮夷独有丧葬习俗的结果。那么，淮夷又是什么样的人，谜一样的双墩大墓真的和淮夷有关系么?

在先民们的世界，自然万物尤其是太阳都是神圣的。上图为在墓主人身边发现的单边绞丝玉环，其母题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负日金饰(供图/朱章义)极其相似，或许它们都与太阳崇拜有关。左页地图中将近年来淮河流域的上古时期考古发现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淮河地区称谓的演变做了一个对比，相信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工作的开展，淮河地区的古文明一定会渐渐清晰起来。

谜一样消失的淮河文明

面对双墩大墓的种种谜团，考古学家们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找到答案。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夏代、商代、西周在淮河洪泽湖等地都标注了“淮夷”。更为权威的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夏时期全图”在淮河流域标注“九夷”，“商时期全图”则改为“淮夷”，“西周时期全图”中标有“徐”，并显示“淮夷”比“九夷”的名称更常见。“春秋全图”则标注了“徐”和“淮夷”。徐国曾是钟离国的宗主国，那么双墩大墓会不会和徐淮夷有关呢?

淮夷部落在夏代之前就生活在我国东部地区。夏代伯益因为辅佐禹治水有功，其子若木受封于徐国。周代史籍把淮河中下游一带的夷族统称徐夷或淮夷。春秋晚期，直到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徐国在楚、吴等列强的挤压下分崩离析，南迁流居于江淮及以南地区。

按照周代青铜器《宗周钟》铭文的记载，在周代，淮河一带“南夷、东夷具见廿有六邦”，就是说，淮河一带有近三十个小国家存在。其中的小国在当时大部分都是归属于徐淮夷的。钟离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曾经专修先秦史的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说：“钟离国属于徐国的分支，而徐又属于东夷的一支，东夷整个是太阳崇拜。他们认为天是圆的，天里面最高的神是太阳神，而太阳神正是东夷人的首领。”按照他的猜测，双墩的圆形墓葬象征当时的徐淮夷民族对太阳的崇拜。

在当时，徐淮夷与北方的周王朝、西方刚刚兴起的楚国以及东方的吴越连年征战，各个国家都有较为完整的军备。因此，在双墩大墓中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兵器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对于军事的看重。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军事和祭祀历来就是最为重要的两个部分，所以文献里会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双墩大墓不仅仅有与祭祀相关的迹象，也有军备的反映，说明当时的徐淮夷已经有了完整的国家形态和宗教意识，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奇怪的是在中华文明史上它却一直没有名分。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傅斯年、徐旭生、蒙文通为代表的学者就提出了淮河流域文明的重要性，认为整个中国的文明可以分为华夏、苗蛮和东夷三个集团，提出了淮河流域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已故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之一苏秉琦先生也曾多次提出需要重新认识周代徐国和群舒文化的重要性。但是，直到今天，学术界关注的中心仍然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将中国文明简单地划为长江与黄河两大系统。其实，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都证明，在黄河和长江两大文明之外，在淮河流域确实存在一个自有源头、自有文化特征、自有文化发展道路、相对独立的淮夷族群和淮文化大系。其源出自今天的河南中部，逐渐与东方的莱夷、夷相融合成为了古史传说中的东夷与淮夷族群，他们与华夏和苗蛮集团三分天下，成为创造中国上古史的主要族群之一，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多样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些考古成果。在距今五千年前后，淮河南北就已经产生高度发达的社会了，无论是淮河以北以蒙城尉迟寺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连排房屋、陶器上精美的太阳神鸟，还是淮河以南潜山薛家岗文化发达的玉石器工业与含山凌家滩令人震撼的玉敛葬，都说明，淮河流域有不低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文明样态，可以说那时的淮河已经走到了文明的门槛上。而更早的双墩文化所发现的七千三百年前的神秘刻符，更被李学勤认为有可能是中国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

到了距今四千年前后，在淮河上游的河南中南部，有一系列的龙山时期古城堡，这其中既有传说中大禹建造阳城所在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也有传说是伏羲所居的淮阳平粮台古城。加上过去发现的郝家台古城和新近发现的平顶山蒲城店古城、禹州瓦店遗址特大型夯土台基，似乎都说明了夏代应该是从淮河流域兴起的。

在夏代，淮河流域出现了两支有明确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斗鸡台文化与岳石文化，夏王朝对于淮河流域的经略是十分用心的。甚至在夏代灭亡时，国王夏桀还会沿淮河向南逃跑。

在商代，淮河流域有一支始终威胁商人的强大族群——人方。从考古材料看，在安徽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商式青铜器，有些青铜器的制作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了殷墟本地发现的铜器。说明这一地区为商王朝浸润很深。

到了周代，这里又成为了周人控制南方铜资源的桥头堡之一，而被倍加重视。东周时期，周王朝实力衰退，各诸侯国不断僭越礼制，但也恰是在这种对既有模式的破坏中，各个地方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从考古学物质文化上看，淮河流域的徐淮夷集团形成了一套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徐淮夷地区流行的云纹鼎、弦纹鼎、兽首鼎、鬲形等器物与中原的周系统器物形态差异极大，风格怪异、造型新颖。特别是铜上流行装饰“角状把”，更是独具特色。这些特型特色在已经展开的双墩出土物整理工作中被发现得越来越多。

随着双墩文化遗址、双墩大墓、凌家滩墓葬和安徽青铜器的逐步发现和研究的逐步深入，那个被历史湮没的淮河文明，正逐渐解开它神秘的面纱款款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