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全国各行各业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教科文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一向严谨的科学界也出现了许多豪言壮语，提出一系列的高指标。

1958年2月，批评“反冒进”的南宁会议刚刚开过，中国科学院就在北京举行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的大跃进。在会上，一些研究所的负责人当场就提出了本所的跃进规划。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会上也说，在我国实现呼风唤雨、普遍应用电能等远大理想，现在就要考虑进行准备工作。他还说，我相信理想的、极乐的世界不久的将来就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建立起来。

5月15日，中科院向会议报告了全院的跃进计划，包括24个方面的任务，其中直接为工农业等国民经济服务的项目有18项，有4项明确提出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58年7月1日，中共中科院机关党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共向大会献出研究成果300余项，“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

过了12天，《光明日报》报道说，科学院北京地区研究单位完成1000项研究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这些成果中，有应用物理所的半导体晶体管、晶粒取向矽钢片，化学所为研究海水淡化而研制的离子交换机，原子能所的钳工万能机、金属三级油扩散真空抽气机等。总之，科研人员也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能不能想到又是另一回事。

高等学校的科研跃进也不甘落后，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三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这一消息，是由我国最大、最权威的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

半个月之后，有报道说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间，北大订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北大的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有关部门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中国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科学研究的牛皮还吹到国际上去了。中国生物化学代表团访苏时，有人向中国留苏学生吹嘘说：“我们不久就要放射人造地球卫星，很大，内装有猴子，不仅一处放，北京、上海、南京都要放。”

事实上，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还刚刚列入研制计划。十年之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才发射成功。

“大跃进”本身是头脑发热的产物，而头脑发热之后，又更为积极地去推动“大跃进”。这种热烘烘的气氛，也感染了科学家。

7月上旬，全国科联和北京科联组织中科院生物学部、中国农科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与来自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30多位种田能手举行丰产座谈。

会前，科学家们提出了自己认为够高的指标。指标是：小麦1.5万斤、2万斤、3万斤；水稻2万斤、3万斤、4万斤；甘薯15万斤、20万斤、26万斤；籽棉3千斤、4千斤、6千斤。

可是，一听种田能手的报告，科学家们大吃一惊，发现自己准备公开的三项指标已是大大落后于农民兄弟，只得修改自己的指标，提出小麦3万斤，水稻3万斤，甘薯40万斤，籽棉1万斤。而生物学部与农科院间也展开了挑战赛，生物学部的指标是小麦6万斤，水稻6.5万斤，甘薯50万斤，籽棉2万斤。

科学家毕竟是科学家，说出大话之后还是认真去试验。会后，生物学部组织了丰产试验田委员会，在6亩小麦试验田里，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60万斤。试验田白天鼓风机轰鸣，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灯光如同白昼，以增加光合作用。尽管如此卖劲，第二年麦收时，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