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据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回忆，当时张学良因伤寒症住协和医院已久，心情烦闷。九一八事变当晚，因病情有所好转，且为了招待宋哲元等将领，便离院赶至中和戏院观看梅剧《宇宙锋》，随行人员有护士、警卫等，因此他定了3个包厢。不料途中忽有沈阳急电，少帅随即匆匆赶回医院。事后人们才得知，当天晚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九一八事变。
梅兰芳夫人福芝芳也证实，九一八事变当晚，梅兰芳的确在中和戏院上演全本《宇宙锋》，她是在长安街的平安电影院看完一场电影后才赶到中和戏院去的。在戏院，她看见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坐在一间包厢里看戏。
台上的梅兰芳也看到了张学良，当他演到赵女在金殿装疯时，瞥见有个人匆匆走进包厢，伏在张学良耳边嘀咕了几句，他不知道那人是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长谭海。因为隔得远，梅兰芳无法看到张学良的表情，只看到张学良唬地站起身来，大踏步走出包厢，随后，他的随行人员、陪同他看戏的人陆续离开了戏院。
戏还未演完，却突然一下子走了二三十人，这不仅使其他观众纳闷，也让台上的梅兰芳有所不解，不过他断定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就张学良的身份和地位，他若不是突遇政治上或军事上的大事，绝不会如此不给好朋友梅兰芳面子的。
然而很快就有谣言说，少帅在九一八事变当晚没干别的，就搂着著名电影明星胡蝶在跳舞呢！此言论一出，如同沸水里滴了一滴油，群情激奋，民众们的矛头纷纷指向了胡蝶，大骂她是红颜祸水。
社会名流马君武愤然于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题为《哀沈阳》的两首“感时近作”，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这首诗发表后的第二天，胡蝶就在报纸上发表《胡蝶辟谣》，她当晚根本就不在北京，如何能和少帅共舞？现在我们也知道，不仅事变当晚，这两人一辈子到死都从来没有见过面。此外，她的东家明星公司的张石川等人也纷纷在报上为胡蝶作不在场证明。但是群情激奋的中国人民需要一个发泄口，尽管胡蝶出来辟谣，却平息不了舆论，大家都将信将疑。
张学良贿赂日本政客？
保东北和平 没料到日本军方铤而走险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点一点，总共有５３张之多，少数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５０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的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与之相佐证的是，就在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澄清“传言”，否认关东军正在因为“中村事件”而进行军事动员。
有人说，这不过是日本方面玩弄的一个伎俩，放的烟幕弹。如果我们清楚日本政坛的情况，就知道，这也许是真的：日本政府事先可能真的并不清楚关东军会策动“九一八”，更不知道石原这帮人已经在迫不急待地磨刀了。
归根结底，在“九一八”事变甚至国联外交彻底失败以前，中国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家，包括 蒋介石、 张学良在内，对日本军政分离的体制都谈不上真正了解和掌握，特别是没有料到日本军人会如此敢于铤而走险。
（摘自张友坤《张学良身影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