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九世纪末，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盛大的王朝即将谢幕，历史的舞台上又是一片纷乱——宦官把持朝政，权臣朋党相争，藩镇到处割据，百姓十室九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最终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爆发，唐王朝退场了。二百九十年的历程铸就了这部惊心动魄的交响乐，有跌宕的旋律，有激昂的壮响，更有曲终人散时的凄凉。最后的八十七年，史称晚唐，就是这段最凄凉的乐章。而司空图(837—908)的存在正像是这乐章最后的一枚休止符。

司空图的一生几乎都涵盖在了这个大乱大悲的时代。他与唐王朝的繁华是无缘的，然而却深味了唐王朝的憔悴，甚至为之耗尽了生命。“一举高科，两朝美宦，遭乱离而脱祸，归乡里而获安”(《迎穆十会斋文》，《司空表圣文集》卷十)，这是司空图社会人生的一个小小写照，轻描淡写中却掩饰不住无限的哀思愁绪。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擢进士第，时年三十三岁，为主考官、礼部侍郎王凝所赏识，后来王凝贬商州，“图感知己，往从之”(《新唐书•司空图传》)。先后在商州、宣州作王凝的幕僚。王凝病死后，司空图去洛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司空图回到故乡河中，后来他听说僖宗在凤翔，便入见，被封为知制诰、中书舍人。广明二年，僖宗逃到成都，他追随未及，又回到河中，从这时起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多年时间，司空图基本上是过着一种隐居生活，他的大部分诗歌和诗论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天复四年(904)，朱全忠把持朝政，迁都洛阳，召司空图为礼部尚书，他佯装老朽，不任事，被放还。后哀帝被弑，他绝食，呕血而卒，终年七十二岁。

诗人之死是耐人寻味的。他不是老病而死，是绝食自尽，活活地饿死，这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而死的故事。可以说，司空图殉于唐，他的死是如此的悲壮、如此的高洁、如此的优雅，这是洋溢着生命力量的死亡，更是充满了无限留恋的离开。应该说司空图是一个懂得珍视生命的人，虽然生逢末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但他还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相对宁静的栖身之处——王官谷，聊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在风波初定之时，他却自觉地选择了死亡，这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索。其实个中道理非常明显，那就是司空图对唐王朝的一片忠心——他早已将一己之生死与国家之存亡连在了一起，国运已尽，人命安附?三十来年的隐居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有地藏身，却无处安心；看似闲适，实则烦忧。有心却无力，一切都于无可奈何之中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如今大幕已落，死对于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他不必再于济世与归隐的夹缝中痛苦地挣扎，艰难地追寻了。

总结司空图的一生，我们看到他一方面是一个忠君爱国、抱负满怀、学优而仕、谨守儒家教义的人，尤其是他的死更为这一品格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他的归隐，他对政治的退避，对社会的逃遁。因此，如何理解这“另一面”便成为正确解读司空图的关键。诗人的诗歌无疑是打开诗人心灵的一把钥匙。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仕”与“隐”的观念是矛盾地并存于司空图的思想之中的。自三十三岁至四十六岁这十多年，司空图浮沉于宦海之中，曾入王凝幕府，曾在朝中作官，然而其时已是兵燹遍地、民不聊生的乱世之秋。广明元年十二月，义军至京，僖宗出逃，图从之不及，逃归中条山。不过，这次逃归只能说是迫于形势、保全性命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而正是这种无奈的选择最易给人的心灵造成伤害，司空图正是从这次出逃中更加深味了世事之艰，感到了死生系于一发之间，越发地珍视起岁月残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高挂在每一个士大夫文人心中的这架心理天平开始发生作用——僖宗中和二年，司空图退归王官谷，可以说这次“退归”更倾向于主观上的决定，诗人有《杂言》一首明志：“乌飞飞，兔蹶蹶，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诗意正好暗合了前面我们对诗人心路历程的剖析。然而天平的一端绝不会因向另一端倾斜而消失，即便是诗人自觉的选择，也并不意味着对“兼济天下”之志的放弃。一有时机，司空图便迫不及待地从王官谷里走出来——光启元年正月，僖宗自蜀还京，途次凤翔，图为中书舍人、知制诰。然而世事难测，乱世就更难以料度，光启二年，僖宗至宝鸡，图又从不及，于是再一次退居王官谷。次年，僖宗崩，昭宗继位，后召图之长安，为中书舍人，不久因病辞归。不难看出，这“病”不单是年老体衰，更是心力憔悴，对现实社会从失望到绝望而滋生的悲观情绪。经过几次反复，诗人的心态至此已经完成了一次转变——经世报国的信念被深埋于心海，而归隐田园的理想浮出了水面。这一次是真的“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丁未岁归王官谷》)。他“日与名僧高士游咏”于“泉石林亭”之中，“与野老同席，曾无傲色”。他还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活死人墓”，有朋友来访，就将他们“引之圹中，赋诗对酌”，看到客人迷迷茫茫站着坐着都不自在，司空图就笑着解释：生死还不是一回事，难道我们不是一直生活在“社会”这个大坟墓中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司空图正在有意识地结束自己的社会人生。这种了断对于一个笃信儒家思想的士大夫文人来说，无疑是极其残酷的。然而唐王朝大厦将倾，世事纷纷扰扰，乌烟瘴气，加之自己已年过半百，身老体衰，因此这了断对司空图来说又是极其现实的。于是诗人带着大半生的疲惫，带着生不逢时的遗恨，带着无限的抑郁与凄凉走进了王官谷。这以后对朝廷的征召，他大都“称疾不赴”，间或赴任，也不过是暂时的应承，“数日即归”。在这段长期的隐居生活中，司空图为自己劫后的余生找到了另一种寄托——艺术人生，他似乎成了一个职业的诗人与诗歌理论家。“此身闲得易为家，业是吟诗与看花”(《闲夜二首》)、“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十九首》)，司空图对诗歌的热爱是真心真意的，但并非全心全意。虽然他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似乎是远离了纷纷扰扰，可以皈依佛教禅宗，达到一切皆空的境地，然而既然是“知非”、是“耐辱”，那必然是以心存“是非荣辱”为前提，冠以“居士”之称，无非是在掩饰心底里的那个真实的“儒家”罢了。这种真实在他生命终结时，完全突现出来了。其精神状态应该是“还须频怅望，莫喜脱喧嚣”。不难看出，司空图的隐居生活是“迹隐”，而非“心隐”，是“麻醉”而非“沉醉”，只是于乱世求生的一种方式罢了。在隐逸的生活中，既有闲适之乐，更有寂寞之苦；既有对衰病垂暮的自慰，又有虚度残年的自责；既有飘逸旷达的意绪，也有执著耿耿的情怀；既有对艺术王国的痴迷，也有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仕宦，作为封建社会士人满足人生最高层次的需要——实现自我的必要前提，是不会轻易被舍弃的，就连“无亲无爱”对一介儒生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诗人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有那么多的忧伤，又怎么能忘却不思量呢?“平生之志”是不可能说放就放得下的。诗人只是经历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儒家思想则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诗人的内心深处，不曾动摇过，佛道禅的思想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是不能落实的，虽然他幻想着能从佛禅的空寂中，从道家的旷达中去获得精神上暂时的寄托，然而那毕竟不是诗人心灵的归宿。“笑破人间事，吾徒莫自欺”(《僧舍赠友人》)，一语道出了诗人心中的真与幻：潇洒与达观的人生态度不过是一种虚枉的假象，理性与执著才是乱世中这位老人的本心。

在风雨飘摇的唐代末世，在朱温篡唐的黑暗现实面前，他无法前行，只能退避，然而诗人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他抨击“古来贤俊共悲辛，长是豪家据要津”(《有感二首》其二)的现实，发出了“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华下》)的慨叹，抒发了“人间万恨已难平”、“酒狂叫断暮下云”的愤懑，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须知乱世终难保”、“退休便是养生方”，最后他无奈地归隐了王官谷，在这里他一面欣赏着山水之美、田园之闲，一面也体味着孤独与衰老的悲哀。他渴望着能从佛老思想中找寻到心灵的慰藉，然而对于儒家的执著笃信，让他无法从出处的矛盾之中解脱出来，终“殉于唐”，也成就了乱世中的这一缕诗魂。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