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造福于民

白居易，字乐天，唐朝时期太原(今属山西)人，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敢直言、爱百姓、廉洁自律的清官。他的品行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传说，他任陕西周至县县尉时，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因为一块田地争论不休，最后跑到县衙打官司。赵乡绅把一条大鲤鱼的鱼肚中塞满了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把一个大西瓜中也塞满银子送来。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次日公开审案。厅堂之上，张暗示：“我的理(鲤)长，我是愚(鱼)人”；赵暗示：“我的理大(西瓜)，我是瓜(西瓜)人。”白居易怒拍堂木：“今天，先判你二人‘买衙贿官’之罪，每人重责四十大板!”然后，立即派人把他们行贿的鲤鱼和西瓜取来，当众抖出其中的银子，民众一片哗然。杖刑完毕，白居易喝斥道：“今日责打，就是要你们今后奉公守法，老实做人。这些行贿的银子，我看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吧!”并当堂宣示：“自古衙门面向南，理在后边钱在先。本县改衙面向北，钱路堵衙理通天!”从此，白县尉清廉秉公，爱民如子的名气，很快在全县传开。

白居易任左拾遗(谏官)时，忠于职守，不畏权贵，他屡次上书唐宪宗，反对宦官专权、结党营私，批评腐败的吏治，指出宪宗皇帝的过失，反映人民疾苦。

河东节度使王锷大肆搜刮民财献给皇上邀功，唐宪宗决定提拔王锷为宰相，满朝文武多是敢怒不敢言，白居易却挺身而出进谏说：“王锷苛刻百姓，所得财宝献给皇上。今若授以宰相，天下人一定会说是因为他经常向您进献财物才当上宰相的。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岂不朝纲大乱。”宪宗虽然很欣赏白居易的才华，但见他屡次犯颜直谏，心中不满，又加上他得罪了宦官，于是贬他为地方官。

白居易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任江州、苏州、杭州等刺史时，更是利用一切机会，为百姓谋福。他上书免除了受灾地区百姓的税赋并赈济灾民，所到之处，都有惠政留下。如在杭州任刺史时，白居易亲率州民修筑了西湖白沙堤，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问题，并使沿堤的千亩农田得到灌溉。人们为了纪念其功德，将其所筑之堤命名为“白公堤”，就是如今西湖上的白堤。他离任时，百姓站满了运河两岸，官员和百姓哭喊着随船送行了十多里。他在《别州民》一诗中记下了这感人的场景：“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白居易严于律己，廉洁俭朴，始终如一。一次，他看到家中的两块石头，感到自己还是做了错事。原来，白居易到杭州天竺山时，在山上发现两片山石玲珑可爱，便顺手把它们带回家。现在想来，如果每个游人都象自己，带两片喜爱的石头下山，如此天长日久，天竺山将变成什么样子?自己认为没有带走杭州一丁点儿东西，难道这石头不是杭州的东西吗?他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悔恨万分，忍不住提起笔来，作了一首自我检讨的诗： “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为两片石头自责，其为官之清白，令人感佩。

白居易因政绩斐然，后被任为刑部侍郎、太子少傅、刑部尚书等。他执法如山，为民伸冤，深受百姓拥戴，真正做到了“官清民自安”。

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报国之志的诗篇，与李白、杜甫同被誉为中国诗坛的三大巨星，成为享誉全世界的文化名人。白居易认为，诗歌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地。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写出有感染力的诗歌。他的诗连不识字的老人、儿童都能听懂，赢得了广泛的读者。据说他每写一诗，必对老妪读之，老人不明白就改写，被传为诗坛佳话。

“上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是不会偏袒任何人的，是福是祸，完全在于自己的品行；净化心灵，修身养德，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而为官者，则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北极星)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官者品德高尚，方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恪尽职守，为民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