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年，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背负求富求强、振兴国家之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传道解惑中的治学之风

曾长时间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被许多大学校长引为经典。而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已得到最好的体现。

这也是联大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办教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力量，办学校必须全心全意依靠教师。

西南联大熔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风于一炉，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据统计，联大的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包括教授、副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而教授副教授就占了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在179名教授副教授中，还有150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学者。

这些教师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各自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着共同的师道尊严和价值判断，爱国爱生，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都有高尚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他们教书育人，爱之以德，不厌不倦，自敬其业，不忧不惑，自乐其道，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南开大学教授梁吉生认为，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创造中国高等教育的奇迹，关键在于有这样一支值得信赖的教师队伍。“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为我们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

而联大也真心实意地依靠这支教师队伍，成立“教授会”和几十个专门委员会，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秉持“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教育理念，尊重教师的主体精神，创造了民主和谐的治学环境。

86岁的张瑞蕃老人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他至今仍难忘联大民主的学风:“老师从不强迫学生学什么”。教师开课都是按自编教材讲授，一般不受干扰。与此同时，相当多的教授主张“通才教育”，认为打好“博”的基础才易于求专求精。课时安排上，让学生有充分自学的时间，去独立思考，自觉钻研，鼓励学生勤学勤思，不读死书，不死读书。

七十年风雨兼程，联大已成历史，而在许多人心中，联大永存。刘东生院士曾说:“66年来，我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

[链接：西南联大的诞生]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伴随着宛平城外绵密的枪声，北平告急!天津告急!华北告急!

战火中，当时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惨遭摧残。为保存文化力量，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1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但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入敌手，武汉、长沙为之震动。面对华北沦陷、中原动荡、三吴烽火、九夏蜩螗之势，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

大部分师生经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另有200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在闻一多、黄子坚、曾昭抡、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栉风沐雨，徒步行军3500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

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两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西南联大汇集了一大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师资充实，人才济济，融合了北大的“兼容并蓄”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其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

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

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陈岱孙)

我们这些西南联大的学子，深深地怀念着在“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和“刚毅坚卓”校训熏陶下的岁月，深切感谢母校和老师们辛勤的培养之恩。(朱光亚)

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战时，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杨振宁)

回忆昆明联大时清坐茶馆日复日设备简陋学习勤研究启蒙发源地——李政道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郑天挺)

联大所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许渊冲)

正常的教学都如此困难，要进行研究几乎有些可笑。但我们这些避难的教授们坚定地相信研究是保持知识进步的最有效的方式。(任之恭)

回首往事，西南联大给予我的教育永志不忘，由此确立我的报效祖国的决心永世不移。(陈茹玉)

在联大的几年，给我脑海里打下烙印最深的是“穷则思变”四个大字，就是再穷也要拿出一流成果，出一流人才，学生要学出好名堂、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