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春天，我在北京香山巧遇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和漫画家丁聪先生，他们坐在两棵参天蔽日的大树前交谈。我禁不住叫出声来：“两棵大树，两位老人，真是好象征!”杨先生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的确，像杨先生那样经过风吹雨打依然繁茂挺拔者，大概只有那棵大树可以与之相比拟，且枝叶动而知风云变，杨宪益也正是这个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的见证人。

杨宪益为人与境遇

古人说：“读其书，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

杨宪益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连嫉妒他、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俯首称是。要知道杨宪益为人与境遇的关系，却没那么容易。他一生谦和淡泊，对朋友尤其真挚宽厚。好像一举一动都是在尽一个老实人的本份。这样的人，社会还不容他么?再看看他的境遇，却令人不解了。早年在伦敦留学后就归国投身抗战，盼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建立。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中都受牵连、迫害，文革期间竟被打成外国特务，关进牢房。他追随共产党数十年，改革开放后才得入党，几年之后又退出来了。这件事，他也是习惯于先检讨自己：“我什么事都要讲话，纪律性不够强，所以看起来我不够一个党员的资格。”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说你是喝酒后说的胡话，认个错儿，不就过关了吗?”杨宪益说：“说这些话是上午，我上午一向是不喝酒的。我今天还是这样的看法。”在圆滑取巧这一点上，杨宪益七十八岁了还没有开窍，恐怕永远也不会开窍了。

即便是对自己不利，也要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绝不后悔。这就是杨宪益为人的简单概括吧。他对社会尽职尽责与社会给他的回报，并不成正比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很耐人寻味。

正常的人的优点在不正常的社会里会变成缺点，当然要倒霉遭殃了。

英伦留学，奠定生活模式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先生是一位开明的银行家，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36年杨宪益中学毕业以后，自费赴英国留学于著名的牛津大学。与他在牛津同时的中国留学生中还有钱钟书、向达等。不过钱钟书是大学毕业公派庚款留学生，年龄比杨宪益稍长几岁，当时已才华横溢，锋芒毕露了。牛津留学时，杨宪益就把《楚辞》翻译成英文。从此，杨宪益一直热衷于把中国古典名著介绍给外国读者。解放前陆续翻译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在南京编译馆时期，又翻译了《资治通鉴》(从战国到西汉部分)。当时他的同事中，有梁实秋、卢冀野。他的这两位朋友各有特点，写过大量闲适小品的梁实秋自有其创作的源泉：他好吃贪玩；卢冀野是个大胖子诗人，有人谑称之为：“文似东坡，人似东坡肉”。可惜都已先后作古了。

杨宪益大学同窗，有一位钟爱中国文化又热爱杨宪益并终于成为杨夫人的格拉蒂丝(中国名字是戴乃迭)。这桩异国联姻对杨宪益一生影响很大。他们夫妇生活上互相“宝贝”，合作译事则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合译《红楼梦》既是文坛盛事，亦是文坛佳话。后来根据他们的英译本翻译的西班牙文和缅甸文《红楼梦》相继问世。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终于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这真可称为志同道合，白首偕老的完美婚姻。

杨宪益不是一个死做学问的人。他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当学生时就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抗战初期，他和向达、吕叔湘在伦敦办过一张专门给华侨看的中文报纸《抗战时报》，向华侨提供各地抗日的消息。他在牛津获得硕士学位后，连学位典礼都没有参加就急匆匆地赶回国内，参加抗战。杨宪益说：“那时的爱国青年，学成之后，一心只想报效祖国，没有人想在国外呆很久。”对杨宪益而言，这样做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杨宪益留英之时表现出来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称得上所谓“又红又专”吧。当然，没有什么领导会这么评价他。而这终其一生的素质，是不是天性呢?

自传变成运动史

1952年，杨宪益应刘尊棋之邀，来到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当时他在南京政协担任副秘书长。这是杨宪益一生唯一的官衔。那时的南京市长是柯庆施。杨宪益说： “柯庆施是我的安徽同乡，有时还一起吃饭喝酒。他也不坐专车，看起来挺好的。后来如果我跟他一起到上海去，就会被他当作特务处理掉。我的很多朋友的死都和他有关系。”这就是民间所谓“笑官打死人”吧。

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都受到或多或少、或迟或早的怀疑、排斥和打击。杨宪益虽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过地下工作，这时也必然不受信任。反右时，还有正直的人保他，说：“杨宪益恐怕不够右派吧。”他没划右派，却叫他“漏网的右派”。文革时他被怀疑是外国特务，关进牢房四年。1968年的一天晚上，把他抓走，说是“逮捕”，四年以后放出来，又说是“拘留”。放出来时是用一种“抓你也对，放你也对”的逻辑，说，他没什么大问题，也为人民做了点工作。坐牢时对杨宪益有体罚，可是精神折磨不断，那时常有公审，今天枪毙几个，明天枪毙几个，他们总会来威胁说，限你几个小时坦白，否则如何如何。杨宪益却总是依然故我。

有人问他，解放前夕如果去台湾，他后来的命运是不是会好一点?他笑着说： “不，不，不!国民党对知识分子也不重视，只不过显得在行一点罢了。”

1990年杨宪益用英文写了一本自传，在意大利出了意大利文版。杨宪益写完发现，他的自传就是“运动”史。我们猜想，这本“运动”史，至少有许多可汲取的教训，对我们反思历史终是有益而无害的吧。国内的读者期待着它的中文版早日问世，这大概也符合作者写作的初衷，只怕未必对某些“看官”的口味。

学成半瓶醋

“学成半瓶醋”，这是杨宪益打油诗的一句，当然是他的自谦。杨宪益在牛津毕业时，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3月4日，香港大学则因他“对开拓学问知识和人类福祉有重大贡献，在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杰出成就”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前面我们提到《红楼梦》的翻译是一桩文化盛事，但无须简单地再三赞美不止。作为一位杰出的翻译家，杨宪益的成就是后来者成功的起点和阶梯，我们何不请杨先生谈谈他的翻译经验呢?

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红楼梦》初版于1978年。1977年美国出版了霍克斯的译本(他译本的英文名字是《石头记》)。这两种译本被评论家认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到了一丝不苟。但两者有什么不同呢?1991年3月，我有幸在北京京丰宾馆请教了杨先生。他说：“我们几乎是同时翻译的，但彼此不知道。霍克斯译《红楼梦》译得像英国小说，我则较忠实于原作。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中，若句子不同，霍克斯就选一句他以为比较好的，所以他不是照着一个版本译的。我依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前八十回)翻的，后四十回则用通行的程乙本。《红楼梦》人物名字翻起来不容易，主要人物用音译，次要人物有意译。”

让我们来欣赏杨译本的一节吧。第二十八回冯紫英唱曲：

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 你是个刁钻古怪的鬼灵精；

你是个神仙也不灵。 我说的话你全不信，

只叫你背地里细打听， 才知道我疼你不疼!

杨译为：

You can bill and you can coo， Be an imp of mischief too，

But a fairy?No，not you， Aa my word you doubt，

Ask aroud and you’ll find out， I love you，yes，I do.

简洁明快，又保持了原曲的韵味。

诗比文章更难译，这是译家共同的体会。杨宪益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我对新诗始终不懂，中学时就很守旧，写诗也是半中半外。中国古诗讲究炼句，不可更改一字。新诗自由了，不讲平仄，不讲究音乐性，形式上似不完整。戴望舒、闻一多的新诗很有诗味，但还不如外国自由诗顺口。莎士比亚的诗节奏感很分明，中国新诗与音乐的关系不明显，所以新诗的格律、形式不知怎么掌握，而旧体诗似有个尺度。翻译诗，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达意，结果多半是一种妥协，双方都要妥协。所以有人说诗是无法翻译的。还有，好的诗不同的人可以翻成不同的样子，因此应该允许不同的译本存在，尤其是诗。”

我们知道新西兰路易•艾黎老人翻译了不少中国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杨宪益谈起他的这位老朋友： “艾黎办事很快，翻译也很自由。他的译诗，都像他自己写的，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在艾黎的笔下都变成了艾黎的诗了。他自己也写点自由诗，只是翻译的诗不知是谁的。诗如其人，译亦如其人，这也是一种风格吧。”个中甘苦，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诗打半缸油

“学成半瓶醋，诗打半缸油”，杨宪益是这么自谦，亦是这么自嘲的。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自我感觉也轻松起来了。在杨宪益的打油诗里，他的个性展露得挥洒自如、幽默机智。

大约是1988年，我读到邵燕祥先生题为《宪益先生赏酒并以五次文代会上诗见示今秋作江南游未得躬逢其盛心向往之打油凑趣》一诗，很是喜欢，诗云：

尽是作家艺术家，出恭入定静无哗。

不愁百万成虚掷，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验几回诗作谶，可知何日笔生花?

掌声拍报平安夜：大会开得很好嘛!

于是又循迹溯踪，找到杨先生原诗。这首诗不便全引，诗中“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一联，针砭世态人情，已是入木三分，触目惊心了。

杨宪益的打油诗，即兴偶得，信笔写就，往往是写完即被朋友们拿走，他自己无心留底稿，所以不知流失了多少。

1990年8月，杨宪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到青海视察，回来正是京城迎亚运，大街小巷热火朝天。杨先生有诗云：

悬旗结彩待佳宾，青海归来气象新。

莫怪人人迎亚运，西游演罢是封神。

不料三年以后，杨宪益又逢一次迎奥运活动。事情是这样的：1993年3月6日，杨宪益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后返京，恰与国际奥委会视察团同机。一出机场，便是彩旗猎猎，鼓锣喧天。杨宪益又打油一首。引诗之前，再作一点说明。与杨宪益同获名誉博士学位的还有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印度拯济贫民的阿尔巴尼亚籍德兰修女。诗中“菲岛夫人” “西天圣母”即指这两位女杰。诗云：

南游四日太匆匆，港大嘉仪似梦中。

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

西天圣母心肠善，菲岛夫人意态雄。

回国正逢迎奥运，惟忧欢喜一场空。

杨宪益的忧，也正是我们大家的忧，我们国家的忧。不过，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也正是他的打油诗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吧。

杨宪益以诗会友，常与他唱和的黄苗子现远居澳洲，他的打油诗就写得少了。但偶有所作，也必定被传诵一时。例如，范曾出走又回国，杨宪益就写过两首诗，其一：

不爱江山爱美人，范卿此去倍伤神。

谁知西海瑶池宴，未及东瀛蕃主恩。

从逆臣非金圣叹，陈情妾比玉堂春。

三堂会审官司了，幸喜当朝有后门。

其二：

痞儿走运悲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

我自闭门家里坐，老来留个好名声。

1993年春夏之交，人民币与外币汇率大起大落，一波三折。社会众生相如何?杨宪益有诗记之：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或写人，或写事，都是杨宪益所谓“什么事都要讲话”的表现吧。有些人不喜欢别人说实话，但是，如果没有实话，还有杨宪益的诗吗?

上面那首诗里，杨宪益道出了他的爱好：酒与烟。我们不妨再多说几句。

在杨家做客，进门必是以酒当茶。吴祖光曾书一联赠之：

毕竟百年都是梦，何如一醉便成仙。

爱喝酒，诚然是杨宪益的特点，人所共知。因为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平日只喝最便宜的酒和抽最便宜的烟。他喝酒与公款大吃大喝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位大学者，自奉如此菲薄，还有人攻击他生活腐化呢。

是什么人，交什么友。杨宪益有许多像他一样素朴的朋友。大约是1990年秋天，我到杨先生家看望，正值午后，一个外国老人坐在杨家客厅的沙发上打盹。杨先生小声告诉我说：“他是英中友协的主席，韩叙请他住北京饭店，他不去。要挤在我家，说朋友聚在一起更好。”

戴乃迭夫人

杨宪益的夫人戴乃迭和他同在外文出版局工作，曾任英文版《中国文学》主编。她是一个热爱中国的英国人。有一次，党支部书记批评她为什么不放弃英国国籍，戴乃迭说：“只有放弃英国国籍才是真的爱中国吗?我爱中国不是说我不爱英国。你是什么党员，一点国际主义都没有!”

戴乃迭与中国有缘。她父亲是英国的汉学家，她出生在北京，五六岁时离开中国，在她童年的印象中，英国是灰溜溜的，而北京则热闹得多，有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罗孚先生有一次问她：“您是先喜欢中国文化后来喜欢杨先生，还是先喜欢杨先生，所以喜欢中国文化?”她说：“我先喜欢中国，对宪益也是很快就喜欢了。”

到底喜欢杨宪益什么呢?戴乃迭对笔者说过：“我喜欢他的达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优点。”她所理解的达观，是屡遭挫折也不改赤子之心的意思吧，因为她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个达观的人。

她和杨宪益合作，那情形是颇为动人的。我们想象一下吧：杨宪益手执中国古典小说，边看边口译，她则端坐在打字机前飞快地打字，然后两人再细细琢磨推敲。比起“红袖添香”怎么样?

戴乃迭每每看到译书上都是他们夫妇两人署名，觉得不是滋味。于是，她单独翻译许多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争强好胜之心若此。

戴乃迭虽然来中国已有几十年，中国话说得准确却不甚流畅。她有一个有趣的解释：“我的汉语说得不好，要怪宪益。因为他的英语说得太好了，我们平时说英语的时候就要多一些。”

杨宪益和戴乃迭工作上的合作是那么默契，生活中也相敬如宾。只是有一点他们“井水不犯河水”，不沾对方的光：杨宪益作为政协委员有许多可以偕夫人的旅游或视察活动，戴乃迭从来不去；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亦有休养一类的优待，杨宪益也不参加。1993年夏天，他们与其他外国专家同去兴城避暑，戴乃迭又满意又抱怨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答应陪我去!”因为她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杨宪益只好亲自出马了。

近年来，戴乃迭因年迈体弱，常为上医院看病发愁，一般都是杨宪益陪她去，可是杨宪益也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有一次我问戴夫人，在英国家庭是丈夫依靠妻子还是妻子依靠丈夫?不等戴夫人回答，杨先生就说：“英国也是女主内，当然是妻子依靠丈夫。”戴夫人认真地说：“我为什么要依靠你?是你依靠我。”杨先生说：“你是依靠我，没有我，你怎么去看病呀?可我也确实是依靠你。你的工资比我多得多，我也只好依靠你了。我们的工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增长过，可是物价却一日高过一日。”戴乃迭说：“对老专家就是这样的政策。我的女婿也是外国专家，却比我的工资高。不知是怎么回事。”

戴乃迭和杨宪益有两个女儿，一个现居美国，一个在北京。还有一个儿子，在文革中受牵连，精神失常，后来送到英国亲戚家调养，不料又在一次火灾中意外丧生。年轻的孩子就这么走了，这是杨宪益、戴乃迭的隐痛，亦同样是中国许多家庭的隐痛。

晚景

杨宪益先生已是白发苍苍了!

平日的生活，也算宁静。有些忧虑，有些感慨，他可能说出来，也可能说不出来。

他忧虑知识和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感叹道：“中国对知识不甚重视。对科技方面的知识开始重视了，对一般人文科学方面却不太重视，我觉得这是一个短视的看法。因为认识自己传统文化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文化，要看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中国目前对这方面很忽略。”

有一天下午，几个朋友去看杨先生，发现他和戴乃迭夫人正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吗?没有。人们一下子感到杨先生还是很寂寞的。唉!老朋友死的死，走的走，能串串门的还有几个呢?“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晚景的寂寞之雾，就更加浓重了。

1993年7月25日，写于北戴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