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乾三朝，有一人声名显赫。他是《康熙字典》、《雍正实录》，以及《明史》、《国史馆》、《清会典》的总纂官，也是大学士、军机大臣，曾任雍正皇帝近臣“秘书”，死后则以汉臣身份配享太庙，终清一代，再无他人。他就是张廷玉。

张廷玉(1672年—1755年)，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观张廷玉一生，历三朝之元老，居官达五十年，几乎到了“无错无过” 之境界，这是什么原因呢?张廷玉是饱学之士，又身处中枢机要之地，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他的为人之道，就是处处小心谨慎，常常管住嘴巴。他对黄山谷所说的 “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极其倾倒，并表示要“终身诵之”。少说多做，既是他立身的主导思想，也是他的为官之道。他处处以皇帝的意志为意志，默默去做，不事张扬，事成又归功于人主。这样的仆臣，当然是皇帝喜欢的。

张廷玉是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在康熙一朝就已历任检讨、直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不过，张廷玉真正得到重用，则是在雍正一朝。清史稿《张廷玉传》说：“雍正元年，复命直南书房”，“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雍正帝是如何倚重张廷玉的呢?史料说，雍正五年(1727)，张廷玉曾患小病，雍正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你们知道吗?近侍们吃惊。雍正则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 雍正八年(1730)，曾赏银20000两，张廷玉则辞谢，雍正说：“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许他推辞。当雍正身体不舒服时，凡有密旨，悉交张廷玉承领，事后雍正说：“彼时在朝臣中只此一人。”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回乡祭祖，动身前一天，雍正赠给张廷玉一件玉如意，并祝他“往来事事如意。”同时赠送物品及内府书籍52 种。《古今图书集成》只印64部，独赐张廷玉2部。还着“所过地方派拨兵弁护送，并文武官员迎接”。雍正还赐张廷玉春联一副：“天恩春灏荡，文治日光华”。后来张家年年用这副春联作门联。毫无疑问，张廷玉在雍正看来，就是股肱大臣、左右之臂。这些事，张廷玉在其自定年谱《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中多有记载。不提。

张廷玉受雍正器重，当然是有原因的。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件事。一是处理康熙丧事。雍正即位，首要之事，当然是康熙丧事。他任命时任“吏部左侍郎”的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之事。这个文章，就是与康熙丧事有关的文字。清史说：“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皇帝口授几句，他就可以当场伏地挥笔而就，每天不下几十次。由此可以看出，张廷玉文笔之好。看来，桐城人的文笔，确实名不虚传。雍正识张廷玉，显然是从喜欢他的文章开始的。

第二件事，则是帮助雍正设立军机处。雍正五年，雍正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两年后正式出兵。与此相适应，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清史说：雍正“始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后又改为军机房军机处)。当时，军机处的主要职能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也就是说，军机处主要是做文字工作。其职能，差不多就是雍正的高级秘书。张廷玉为军机大臣时，“西北两路用兵，内直自朝至暮，间有一二鼓者”。期间，雍正身体不好，因此“凡有密旨，悉以谕之”。由于撰写谕旨的需要，雍正每天召见张廷玉多达十几次。由于雍正不分昼夜地召见，以至张廷玉要到晚上一二更以后才能回去休息。雍正认为，张廷玉“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 他对张廷玉的文字功力，甚为赏识。当然，张廷玉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写上谕。他在任军机大臣期间规划和建立了军机处的制度，同时，对奏折制度亦有所创制，大大加强了中央控制，清政府的效率大大提高。清史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从此，军机处成为清朝的中枢机构并深深影响了清代中后期的全部历史。

第三件事，则是张廷玉的勤勉。张廷玉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户部、吏部、翰林院，又担任国史馆和其它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职务繁多，工作忙碌。他自己在自订年谱中说，雍正经常召见他，一天召见二、三次，习以为常。西北用兵之时，“遵奉密谕，筹画经理，羽书四出，刻不容缓”。从内廷出来，到朝房办公，属吏请求指示和批阅文件的常达几十上百人。他经常坐在轿中批览文书，处决事务。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双烛以完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寝，或从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亲自改正，于黎明时付书记缮录以进”。从中可以看出，张廷玉处理公务是绝不过夜的。可见他的工作作风。雍正也评价说张廷玉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可以这么说，在雍正一朝，张廷玉同皇上的关系，已到了 “名曰君臣，情同契友”的地步了。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雍正对张廷玉器重的程度。张廷玉在《年谱》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各和，犹听政如常。二十二日漏将二鼓，忽闻宣如甚急，疾起整衣，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子园之西南门，引至寝宫，始知上疾大渐，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廷玉与鄂乐泰告庄亲王、果亲王曰：“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因告总管太监。总管曰：“大行皇帝未曾谕及我辈，不知密旨所在。”廷玉曰：“密旨之件，谅已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此旨。”少顷，总管捧出黄封一函，启视之，则朱笔亲书传位于今上(乾隆)之密旨也……。此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雍正十年又密示鄂尔泰。此时对谕曰：“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可见，皇位继承这样极其重大的事情，雍正在其去世前三四年即已拟定，并曾给张廷玉过目，后又让同为顾命大臣的鄂尔泰作为傍证。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乾隆即位之后，张廷玉的政治地位大不如前了。显然，乾隆皇帝对前朝重臣是有点戒心的。乾隆五年，御史刘统勋(刘墉之父容另文议之)上书，说张廷玉遭逢极盛，桐城张姚二姓侦天下半部缙绅。乾隆七年，又因鄂尔泰儿子鄂容安之事，被皇帝撤去世袭伯爵之位。乾隆十年，张廷玉的部属在皇后祭文中误用“泉台”二字，又遭皇帝下令切责。后又在《皇清方颖》御制诗中错字过多，皇帝即下旨：“总裁官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交部议处。”如此等等，都让张廷玉感到心中不安。因此，在乾隆继位之后，聪明的张廷玉已不断地示意家人亲属，各以事由等等先后辞官回家。他自己也屡次上奏，要求退休回家。这段历史，清史稿中有大段记载，很有意思。

张廷玉深知，以他的前朝地位，要想继续在京城和皇帝身边混是很危险的。“伴君如伴虎”啊。因此，他决定“乞休”回安徽桐城老家。其实。张廷玉自小生长在北京，他的三个儿子(若澄、若淑与若濠)都还在京供职，在北京的家澄怀园，当然是远胜于桐城之乡下的。按现在的说法，他可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啊。但是，数次上奏，张廷玉的回乡之说，都被乾隆驳回了。有一种说法，乾隆既不想重用张廷玉，又觉得此人知道得事情太多了，因此不同意让其回乡，省得他将来说些不该说的话。直到乾隆十四年冬，张廷玉再次提出了回家的事情。不过，这一次，他不敢再说退休，只说是“暂归”，并说了一番好话，说等将来皇帝南巡，他可以在江宁迎驾，一同回京师等等。如此等等，乾隆才允许张廷玉致仕(辞官之意)。

此时的张廷玉，可能做错了生平唯一的一件事。他在感谢皇上恩典之时，重提了先帝雍正之遗命。他说：“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蒙大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他的意思是提醒乾隆，他死后“配享太庙”的事情，还请皇上记下哦。其实，依我理解，张廷玉此举，只是仅仅向皇上表明，我只是一个凡人俗子而已，不懂“老而戒得”的道理，是没有什么抱负的人，皇上自可放心。然而，乾隆没有听出来，他不高兴了。“上意不怿”。不过，还是顾于情面，替他“颁手诏”，并以明朝刘基(刘伯温)乞休后仍有配享为先例。第二天，皇帝颁布手诏赐之。因有风雪，张廷玉年迈没有到场，“不亲至”，而让次子张若澄代为谢恩。乾隆因此大发雷霆。其实，乾隆早对张廷玉有所不满了。借此机会，他一并发泄了，“降旨切责”。当时在场的协办大学士汪由敦为张廷玉求了情。结果，次日张廷玉只好亲自上朝致谢。乾隆火气仍未消。他说，你不是身体不好吗?怎么今天来了呢?这分明是欺君之罪。结果，乾隆皇帝借题发挥，先是责汪由敦“漏言” 之罪，下旨削去张廷玉伯爵，同时将到任不足一月的汪由敦(注：这个汪由敦是张廷玉推荐的)也免职了。一年之后，张廷玉再次提出南还之意，并以“请罢配享治罪”，乾隆因此大怒。在乾隆看来，你分明就是赌气。因此，他借其亲家四川学政朱荃(张若澄续妻之父)之罪，株连了张廷玉，下令尽缴张廷玉历年皇帝所赐之物。

公元1755年，张廷玉卒于故里。享年83岁。清史记载：“二十年三月，卒，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看来，乾隆最后还是给了面子。不仅最终让其回乡，也将其“配享太庙”。张廷玉的子孙，也都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或许，张廷玉的遗训：“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养无限天机”，他们是谨记在心的。当然，更重要的仍是皇上的关照。毕竟，张廷玉曾经做过乾隆的老师，师生情份，也还是在的哦。

然而，三十年之后，乾隆对张廷玉之事似乎仍耿耿于怀。他说：“古所谓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老而戒得”这句话，是孔子说的。他曾说 “人生三戒”，即“少年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这个得，即有“获取占有”之意。观张廷玉一生，谨小慎微，不敢有错，却仍有错之。概归起来就是错看乾隆了。这个当年学生、一个英明皇帝，不过如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