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作者：于光远，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这样的谈话我想在工作会议中也许还有，但是我只知道这一次。这是1978年12月1日晚上的事。这一天晚7时半至8时半，邓小平和李先念找许世友、李德生、杨易辰、王恩茂、任仲夷、万里、陈丕显、段君毅、胡立教等人。他知道这些人对陈锡联、纪登奎等有比较大的意见，担心他们对陈、纪等的错误揪住不放。因此他表示像“天安门事件”、“七二○”事件、产业军等等是要做出处理的，但是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追，追就会产生不利的效果。

他说他那天找他们谈话是和他们开个谈判。邓小平说得很恳切，说这也可以“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他说道理在你们那里、在群众那里，因为你们说的都是对的。揭批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是现在，确有个大局问题。国际、国内。主要是国际的反映。外国人对其他没有兴趣，主要是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邓小平说，他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和稀泥。稀泥必须和，有意识地和，否则不利。只有和稀泥，才是正确的。

他说自己同外国人谈话后，安定一下，好了一点。但还要等会议结束，他们(指外国人)要看我们这次会议的公报。

他说国内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国内国际局面很好，这个来得很不容易。法国外贸部专贴了李强一张大字报，说生意做少了。当前安定团结确实重要。要给人民、给国际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凡是有损于这个，给人以错觉，极为不利。这是大局。

他向那几位谈到，常委意见，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不能下。他讲这次会议在人事方面会有变动，对那“几个犯错误的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一个不去，有的可以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对那些有意见的人，让他过关算了。他还主张多想办法让他们过关。

邓小平对这几位同志说：“这次会很好，实际上从五七年以来，就没有这个局面了，可惜，可惜。这正是延安作风，毛主席的作风，这是真正的党的好作风。”同样的话，第二天他跟胡耀邦和我也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