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4月12日晚上7：30，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周恩来总理主持盛大宴会，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鄧小平这天引人注目地出席了晚宴，其公开身份是“国务院副总理”。鄧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中外来宾和记者都惊讶不已。第二天，港台及世界许多新闻媒体对鄧小平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都大加渲染。一时间，鄧小平成了海外评论中国问题的“焦点”。

作为亲自安排鄧小平重新露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说，对宴会上及宴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个月前，即1973年的3月10日，周恩来亲自写报告给毛澤東，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将鄧小平同志复出的一事通告全黨及黨外群众的情况。当日，毛澤東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批下“同意”二字。由此便开始了鄧小平坎坷生涯中“第二次复出”的历史性转折。

和“魰化大革掵”中再度起用其他黨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样，毛澤東无疑是“解放”鄧小平的最终决策者。1 972年8月3日，在江西南昌郊区被“下放”三年之久的鄧小平，再次亲笔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继续批判杯彪罪行，同时也向黨中央提出愿为黨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要求。8月14日，毛澤東就该信批示周恩来，指出，鄧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当然，在毛澤東这些决定性的批语之前，还冠有“鄧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一句，这便是毛澤東作批示达7个月之久，鄧小平才姗姗“始出”的重要原因。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鄧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黨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鄧小平的黨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决定》还要求，各级黨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黨的干部政策。……

中央这个《决定》，对于进一步“解放”在“魰化大革掵”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无疑是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应当说，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这才是鄧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此时，真正能够洞悉并把握这个“实质”的，便是与鄧小平关系甚笃的周恩来。

自“魰化大革掵”开始以来，周恩来在鄧小平问题上一直谨言慎行，几乎没有讲过什么话，即使是那种应付场面的“违心”的话。这说明，周恩来对鄧小平是胸中有数的。1965年，在“魰化大革掵”前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周恩来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起毛澤東的“接班人”时，曾毫不迟疑地举出鄧小平的名字，认为邓可以接替毛来“掌舵”。这倒不是毛澤東总在众人，包括外国人面前夸耀鄧小平的才干，雨的的确确是因为周恩来对鄧小平太了解了。

如果说，毛澤東是由于l 93 1年中央苏区发生的‘’邓、毛、谢、古“事件才真正认识、了解的鄧小平，那么，周恩来则要比毛澤東又提前了大约10年。

1980年8月，鄧小平在同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念起他与周恩来的不同寻常的交往。他说：

“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一生中经历过无数磨难的鄧小平，是极少用这种感情色彩很浓重的语言来表达对所尊敬的人的看法的。也许，周恩来是唯一的例外。正是这种战友之情，兄弟之情，把这两位无产階級革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患难相依，生死与共。

1969年秋，黨的九大开过不久，黨中央对在京的老同志作出统一“战备疏散”的安排。其中，决定将戴着“黨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鄧小平及其家人安置在江西，让邓在有限的范围内半劳动、半休息。

10月18日、19日，就在林彪“一号命令”下达的同时，周恩来接连从北京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对鄧小平一家的安排作出特别的指导和交代。周恩来首先否定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拟将鄧小平安置赣州的意见，指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生活条件较差，故将鄧小平一家安排在赣卅不妥。随后，周恩来具体建议：应选择南昌市郊为宜，所住房子也应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是鄧小平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居住，并最好是独门独院，既能出来散步，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江西省革委会撤回了原来的安排，最后将鄧小平一家安置在位于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一套某步兵学校校长(少将)的住宅，俗称“将军楼”，其条件基本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而鄧小平下放劳动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也离其住处不远。

一直等到江西省革委会的“修改方案”完全落实，在北京的周恩来心中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同年10月20日，鄧小平夫妇乘飞机离京赴南昌。从此开始了半劳动、半读书的“谪居”生活。从这以后，为国内外纷繁事务缠身的周恩来，却一直念念不忘“下放”到千里之外的鄧小平一家。

1970年秋天，黨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因林彪一伙为抢班夺权而大闹庐山，周恩来为此连续工作达30多个小时未合眼，终因过度疲劳导致心脏病发作。然而，就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周恩来对身边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现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鄧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

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羽翼丰满、权力炙手可热的1970年秋天，周恩来竟直呼还戴着“黨内第二号走资派”帽子的鄧小平是“我的同行”!可见邓在周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

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着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荒漠里的一声猛烈爆炸，历史宣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彻底覆亡。“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全力辅助毛澤東，保护毛澤東，并抓住时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为经历了5年多劫难的黨和国家的“创伤”做一些“愈合”工作，千方百计地为在“魰化大革掵”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创造“解放”和重新工作的条件。

1972年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由于毛澤東亲临追悼大会，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在与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澤東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澤東也提到了鄧小平，说鄧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澤東是将鄧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毛澤東对鄧小平问题的“定性”，正是周恩来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周恩来深知，“黨内第二号走资派”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带动一大批。魰革“中犯”错误“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时，他多么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啊!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澤東对鄧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鄧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澤東的意思“捅”出去。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确提到鄧小平的问题。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鄧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同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在当时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然而，就在这时，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中国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逆转。

1972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的时期，并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从7月下旬起，当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涉入“魰化大革掵”的重灾区——文教、科技界之后，便立即遇到重重阻力，受到巨大干扰。

对于江青一伙来说，凡是不利于“魰化大革掵”名声的事情，都必然坚决反对，其中，不仅包括批判极左思潮，也必然包括解放老干部，特别是“黨内第二号走资派”鄧小平的“复出”。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鄧小平的问题上，虽然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但迟迟不见“下文”。周恩来原本打算先树起鄧小平这一最大的“标杆”，以明确政策，“解放”一大片，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否定“魰化大革掵”这一“难点”后，他不得不走先易后难之路，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局面。

历史终于叩开了鄧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年近七旬的鄧小平突然接到中央的通知，要他近期返回北京。这也许已是一贯沉稳而不动声色的鄧小平早在预料之内的事情了。几天后，鄧小平偕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伴他度过了整整3年多时光的江西省南昌市郊外的那座“将军楼”。

与此同时，周恩来正式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鄧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鄧小平复职问题的《决定》稿。由于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直到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才向全黨发出了《关于恢复鄧小平同志的黨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就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鄧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周恩来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中央的日常工作交叶剑英主持。

周恩来的这个举动说明了什么呢?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澤東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周恩来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仍坚守岗位，直到鄧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这充分说明，解决鄧小平问题在周恩来心中占有多么特殊和重要的位置。

同年3月下旬，周恩来身体稍有好转，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鄧小平。随即，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同毛澤東见面。之后，鄧小平开始参加国务院业务会议，行使国务院副总理之职。

同年8月，鄧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黨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黨的十大后，毛澤東同意叶剑英的提议，表示可以考虑鄧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这是鄧小平“复出”后，毛澤東第一次考虑由鄧小平同时集中央黨、政、军三要职于一身的问题。

1 2月中旬，毛澤東终于下了决心，拍板定案：由鄧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澤東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高声说道：“小平同志是中央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小平同志进政治局，是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

毛澤東还当场送给鄧小平8个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12月22日，病势沉重而心情轻松的周恩来，用他那不很灵活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鄧小平任职的通知全文。主要内容为：“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鄧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鄧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至此，在“魰化大革掵”中抱病苦撑了整整8年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实现了让鄧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