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但他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他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其中有“甘冒不韪，乃有袁贼”等句子，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他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曾几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建都北京。3月6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

前后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尤其“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动兵。

到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他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

他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所以他反对袁世凯为北洋军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这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得比较清楚———“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没有说，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在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清楚：“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当然他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优势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还有一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原因，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的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韬光养晦，风花雪月，“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一方面他却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由蔡锷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列名其后，还有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12个将军签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但袁对蔡锷仍是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电报密码本。因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关于蔡锷离京，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期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先是1915年11月22日，他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着给假两月。”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掌握之后寄出的，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他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此前，他曾表示袁世凯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他之起义反袁，是为保卫民国，是“为时势和良心所迫”，是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蔡锷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他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罢兵息战矣。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当他出发时，曾抱定必死的决心，他在1月31日的家书中说：“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好友石陶钧也回忆他在誓师之时“早有必死之心，愿大家同归于尽”。陶菊隐说，蔡锷在举义前向滇军将校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其时，是否能打倒袁世凯毫无把握，护国之举从力量对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护国军入川之际，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

考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也不仅是袁曾有恩于他，“多感知爱”、“礼遇良厚”的私情，而且还可以在他自己的思想深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连载发表《军国民篇》的长文，首次阐述他的军国民主义思想。军国民主义包含了他富国强兵的全部理想，他对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寄予厚望，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军国民主义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权威才能有所作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条”交涉时，他写给朋友曾广轼的信中提及，袁世凯曾对他说过：“交涉完，须咬定牙根，思一雪此耻”。他说，这话如果当真，那是中国的“无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诚报之”，“如仍旧贯，则惟飘然远引，打个人之穷算盘已耳。”

作为信奉军国民主义的军人，抵御强敌、洗雪国耻乃是蔡锷最大的心愿，他对袁世凯抱有一些幻想，在这里可以找到解释。当然，他还是保持着清醒、审慎的警惕，并没有完全信赖袁氏的话。这在他未公开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出来：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谊，以争国民人格。”

袁世凯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锷之反对他称帝，竟然不是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人格”一词在袁氏的辞典中是找不到的。蔡锷自早年进长沙时务学堂受教以来，目光高远，已不是传统的军人可比，他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近代职业军人，他不愿做军阀这一点，在当时就是空前之举。他在《军国民篇》中说得明白：“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他所理解的国民人格只有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础上，这不是旧权威袁世凯所能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