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历程。他的学术人生，浓缩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任继愈在《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采访人 陈明)一书中讲述了他的经历。摘登如下。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大家族。我记得我小时候是四代同堂。那种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家庭。

我的小学是在山东上的。有个小学老师我现在都很怀念他。那是七十多年以前的事了。他那种教学方法在现在来说都是很开明的。比如说，对青少年的一些很容易犯的毛病，他就敢于提出来解决。比方现在这些中学里面，性教育方面没有，几乎没有师资，不敢接触这些东西。我的那个小学老师就给讲。在六七十年以前很不简单，拿到现在也很先进。

我在小学时成绩不是最好。学习分数不是最高的，但是我学习的成绩比较扎实。譬如说，我的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考试以后我有这么个习惯，看过哪个地方没弄好，没弄对。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一百分的得到的少。所以考试对我有实际的意义，自己上心哪。

高中的时候，我到了北平。那时是随便考，敞开了，随便考、随便选，你只考得上就可入学。(如果再选择一次，假设现在返老还童了，重新开始的话)，我还是读书，因为它开智慧，让你不太糊涂，避免愚昧。至少，我看有这么个好处。

(我大学一直是在哲学系。)我觉得哲学重要，自己应该去学。我们当时的“哲学概论”是汤用彤先生讲，这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哲学是怎么回事啊，启发式的，引起兴趣，这很重要。从那以后，我觉得很值得学。视野开阔了。哲学是研究真理的学问。我记得斯宾诺莎有句话，他说“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转到中国哲学史是最后一年，抗战开始了。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占了北平。学校第一步搬到长沙，半年后又搬到云南。有三百学生步行。体格检查说可以，我就报名步行去。当时经过一些很穷困很落后的地方，看到那时鸦片还很多，很盛行，抬轿子的苦力，都食鸦片的。问他为什么吸鸦片，他说吸得起，戒不起。买一盒才一毛钱，要戒的话，一个月不能工作，没饭吃。贫困啊，落后啊。中华民族这么一个苦难的民族!抗战的重担就压在农民的身上，而农民又这么个状况!我就觉得值得研究中国的文化问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转向中国哲学史。

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我基本上是尽量做到少后悔。

我在大学二年级时，钱穆先生教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是个讲义。他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他在方法上接受王国维那一套，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这是个新方法。

我在西南联大教书，当讲师。我现在的这个爱人冯钟芸，当时在联大附中，教另外一班的语文，我们就这样认识的。后来，她又到联大中文系当助教。中文系当时有一部《四部丛刊》，中文系与哲学系办公室连着。哲学系没什么书，研究中国哲学史，那个《四部丛刊》很有用，我常去借书。

我们结婚很晚，汤用彤先生很关心我们的结婚问题，跑到冯家去，代表我的家长。中文系的系主任是罗常培，北大的，对我印象还不错，我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她在他的系里当助教，两个系主任促成了这事的成功。

处理家庭关系，要求同存异，人不能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限制了两个人的自由，都不舒服。她有她的天地，我有我的天地。到现在为止，写给她的信我不拆，既不看，也不问。对我的信，她也同样，除非我主动有什么事跟她商量，一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