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我在《文学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胡风丢钱、巴金资助”的短文，这是根据胡风同志过去在狱中写的回忆材料写成的。几年前梅志同志给我看那篇材料时，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条说明事实的注。胡风逝世已经半年，可是我的脑子里还保留着那个生龙活虎的文艺战士的形象。关于胡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已经有好几年了，好象有什么东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来，总感觉到透不过气。但拿起笔我又不知道话从哪里说起。于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那么就从那里开头，先给我那条简短的注作一点补充吧。

　　那天我们都在万国公墓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墓穴周围有一个人圈，我立在胡风的对面，他的举动我看得很清楚。在葬礼进行的中间，我看见有人向胡风要钱，他掏出来一包钞票，然后又放回衣袋里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点替他担心，但又无法走过去提醒他。后来仪式完毕，覆盖着“民族魂”旗帜的灵柩在墓穴中消失，群众像潮水似的散去。我再看见胡风，他着急地在阴暗中寻找什么东西，他那包钞票果然给人扒去了。他并没有向我提借钱的话。我知道情况以后就对当时也在场的吴朗西说：“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支持他。”吴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钱给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预支的稿费。

　　我说“公家”，因为当时我们都为鲁迅先生葬礼工作，胡风是由蔡元培、宋庆龄等十三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和靳以、黄源、萧军、黎烈文都是“治丧办事处”的人，像这样的“临时办事人员”大约有二十八九个，不过分工不同。我同靳以、黄源、萧军几个人十月十九日跟着鲁迅先生遗体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灵柩给送到万国公墓下葬，一连三天都在殡仪馆料理各样事情，早去晚归，见事就做。胡风是治丧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他是我们的领导，治丧委员会有什么决定和安排，也都由他传达。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十分听领导的话，我们都是为了向鲁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动地到这里来工作的，并无什么组织关系。我们各有各的想法，对有些安排多少有点意见，可是我们又见不到治丧会的其他成员，只好向胡风发些牢骚。我们也了解胡风的处境，他一方面要贯彻治丧会的决定，一方面又要说服我们这些“临时办事人员”。其实我们这些人也没有多少意见，好像关于下面两件事我们讲过话：一是治丧费，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详细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因为后来我们弄清楚了就没有话讲了。不过第二件事，我还有一点印象：当时柩车经过的路线在“公共租界”区域内，两边有骑马的印度巡捕和徙步的巡捕，全都挂着枪。柩车到了虹桥路,巡逻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国警察，他们的步枪也全装上了刺刀，形势有些紧张，我们怕有人捣乱，引起纠纷，主张在呼口号散发传单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风并不反对这个意见。我记得二十二日柩车出发前，他在廊上同什么人讲话，我走过他跟前，他还对我说要注意维持秩序，不要让人乱发传单。这句话被胡子婴听见了，可能她当时在场，后来在总结会上她向胡风提了意见，说是不相信群众。总结会是治丧会在八仙桥青年会里召开的，人到得不少，也轮不到我讲话，胡风没有替自己辩护，反正先生的葬礼已经庄严地、平平安安地结束了。通过这一次的“共事”，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任劳任怨，顾大局。

　　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我认识胡风大约在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环龙路①去找黄源，他不在家，胡风也去看他，我们在门口遇见了，就交谈起来。胡风约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们坐了一阵，谈话内容我记不起来了，无非讲一些文艺界的情况，并没有谈文艺理论、文学评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从未注意这些问题。说实话，连胡风的文章我也读得不多，似乎就只读过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作家论。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笔名写过论文批评《现代》月刊上的几篇小说，也谈到我的中篇《海的梦》，我发表过答辩文章，但也只是说明我并非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我有自己的见解而已。我对他并无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但是我们之间并无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毕业离校前，在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参加了当时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不过我不是活跃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么一点点经验。胡风却是一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我在小说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就是他。虽然写得很简单，但是我今天重读下面一段话：“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然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说，他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如何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方国亮的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动地集合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仿佛还看见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他的相貌改变不大。我没有告诉他那天我也是听了他的讲话后坐小火车到下关和记工厂去的。不久我毕了业离开南京。后来听人说张光人去了日本，我好象还读过他的文章。

　　一九三五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后，因为“译文丛书”，因为黄源，因为鲁迅先生（我们都把先生当作老师），我和胡风渐渐地熟起来了，我相当尊重他，可是我仍然很少读他写的那些评论文章，不仅是他写的，别人发表的我也不读，即使勉强读了也记不牢，读到后面就忘记前面。我一直是这样想：我写作靠自己的思考，靠自己的生活，我讲我自己的话，不用管别人说些什么。当时他同周扬正在进行笔战，关于典型论，关于国防文学，关于其他，两方面的文章我都没有读过，不单是我，其他几个不搞理论的朋友也是这样。我们只读鲁迅先生答复徐懋庸的文章，我们听先生的话，先生赞成什么口号，我们也赞成。不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去管口号不口号，没有口号，我照样写小说。

　　胡风常去鲁迅先生家，黄源和黎烈文也常去。烈文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谈起先生关心胡风，觉得他有时太热情，又容易激动。胡风处境有些困难，他很认真地在办《海燕》。这是一份不定期的文艺刊物，刚出版了两三期，记得鲁迅先生的《出关》就发表在这上面，受到读者的重视。那个时候在上海刊行的文艺刊物不算太少，除生活书店的《文学》、《光明》、《译文》外，还有孟十还编的《作家》、靳以编的《文季月刊》、黎烈文编的半月刊《中流》，黄源编的《译文》停刊几个月之后又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此外还有别的。刊物的销路有多有少，各有各的特色，一份刊物团结一些作家，各人喜欢为自己熟悉的杂志写稿。这些刊物不一定就是同人杂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敬爱鲁迅先生。大家主动地团结在先生的周围，不愿意辜负先生对我们的关心。

　　烈文和我搞过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宣言，表示我们抗日救亡的主张。由烈文带到鲁迅先生家请先生定稿、签名，然后抄了几份交给熟人找人签名，来得及就在自己的和熟人的刊物上作为补白刊登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参加当时的文艺家协会，先生又在病中，也不曾表示态度，所以我们请先生领衔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事前事后都没有开过会讨论，也不曾找胡风商量。胡风也拿了一份去找他的熟人签了名送来。发表这宣言的刊物并不多，不过《作家》、《译文》、《文季月刊》等五六种。过三个月鲁迅先生病逝。再过两个月，到这年底，国民党当局一次查封了十三种刊物，《作家》和《文季月刊》都在内，不讲理由，只下命令。

　　从我认识胡风到“三批材料”发表的时候大约有二十年吧。二十年中间我们见过不少次，也谈过不少话。反胡风运动期间我仔细回想过从前的事情，很奇怪，我们很少谈到文艺问题。我很少读他的文章，在我这也是常事，我极少同什么人正经地谈过文艺，对文学我不曾作过任何研究，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所以我至今还认为自己并不是文学家。我写文章只是说自己想说的话；我编辑丛书只是把可读的书介绍给读者。我生活在这个社会，应当为它服务，我照我的想法为它工作，从来不管理论家讲了些什么，正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写出几百万字的作品，编印那许多丛书。但是我得承认我做工作不像胡风那样严肃、认真。我也没有能力把许多有才华的作家、诗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我钦佩他，不过我并不想向他学习。除了写书，我更喜欢译书；至于编书只是因为别人不肯做我才做，不像胡风，他把培养人材当作自己的责任。他自己说是“爱才”，我看他更喜欢接近主张和趣味相同的人。不过这也是寻常的事。但连他也没有想到建国后会有反胡风运动，他那“一片爱才之心”倒成为“******”的罪名。老实说这个运动对我来说是个睛天霹雳，我一向认为他是进步的作家，至少比我进步。靳以跟他接触的机会多一些，他们见面爱开玩笑，靳以也很少读胡风的文章，但靳以认为胡风比较接近党，那是在重庆的时候。以后文协在上海创刊《中国作家》杂志，他们两个都是编委。

　　我很少读胡风的著作，对他的文艺观我也不清楚，记得有一次他送我一本书，我们谈了几句，我问他：为什么别人对你有意见？他短短地回答：“因为我替知识分子说了几句话。”这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他后来就到香港转赴解放区了。我读到他在香港写的文章，想起一件往事：一九四一年春天我从成都回重庆，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不少文化人都去了香港。老舍还留在重庆主持抗战文协的工作，他嘱咐我：“你出去，要告诉我啊。胡风走的时候来找我长谈过。”胡风还在重庆《新蜀报》上发表过五言律诗，是从香港寄来的，前四句我今天还不曾忘记：“破晓横江渡，山城雾正浓，不弹游子泪，犹抱逐臣忠。”写他大清早过江到南岸海棠溪出发时的情景和心情，我想起当时在重庆的生活。一九四二年秋天我也到海棠溪搭汽车，不过我是去桂林。不到两年我又回到重庆，仍然经过海棠溪，以后就在重庆住下来。胡风早己回到重庆了，他是在日军攻占香港以后出来的，住在重庆乡下，每逢文艺界抗敌协会开理事会，我总会在张家花园看见他。有时我参加别的会或者社会活动，他也在场。有一天下午我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会场在民国路文化生活社附近，宋庆龄到会，中苏文协的负责人张西曼也来了，雪峰、胡风都在。会议照预定的议程顺利进行，开了一半宋庆龄因事早退，她一走会场秩序就乱了，国民党特色开始围攻胡风，还有人诽谤在上海的许广平，雪峰出来未许先生辩护，准备捣乱的人就吵起来，张西曼讲话，特务不听，反而训他。会场给那伙人霸占了，会议只好草草结束，我们几个人先后出来，都到了雪峰那里，雪峰住在作家书屋，就在文化生活社的斜对面。我们发了一些牢骚，雪峰很生气，胡风好象在严肃地想些什么。我劝他小心，看样子特务可能有什么阴谋。像这样的事还有好些，但是当初不曾记录下来，在我的记忆里它们正在逐渐淡去，我想追记我们交往中的一些谈话已经不可能了。

　　　　　　　　　　　　　　　　　　二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首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平，给编在南方第一团。会后他和我，和第二团的同志们同车回上海。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同车赴北平，住在华文学校，每人一个房间，我就在他的隔壁，每天总要到他屋里坐十多分钟。不开会的时候，我经常出去看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或者写文章。会议闭幕，我便登记车票回上海。他说有人要找他谈话，他得留下来。他还托我带了信给梅志。这一“留”好象就是几个月。我听见一个朋友说胡风在华文学校很寂寞。最近我找出一封亡友蔡楚生“一九五○年一月廿三晨”写给我的信，楚生同我一起参加会议，当时也住在华文学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走后，胡老就更寂寞了，他虽‘寄情诗文’，嘴里却总是念念有词，……因此他常在醉乡中找寻解脱。我从迁寓华文后，己久不见他了，想必早己回到阿毛和阿毛娘的身边，而不再做古城的孤客了。”但是胡风并没有浪费时光，就在这期间，他那些歌颂新中国诞生的热情的诗篇接连地发表了。——这以后在上海、在北京，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有机会作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己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账，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三

　　去年三月二十六，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报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象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的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啊。我好象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账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设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功夫了。

　　　　　　　　　　　　　　　　　　四

　　还是来谈反“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多少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多给我提意见。”我却批评他“做贼心虚”。我拿上面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出来，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上的“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上的“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文章，现在却是声讨“******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分子”开脱。《人民日报》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功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象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己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新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终于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上的“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八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