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人物生平

人物经历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1920年，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在“五四’新潮思想影响下，加入进步青年组织“均社”。

1923年，离成都去上海、南京求学。

1925年，8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

1927年1月，赴法国巴黎求学。在法期间，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时时关心着中国，开始写作《灭亡》。

1928年12月，回上海。从事文学编辑与创作。

1933年，任《文学季刊》编委

1934年，赴日本旅行。

1935年，8月，从日本回国。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主编《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学生活小丛刊》等。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任《救亡日报》编委，与茅盾共同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杂志。

1938年，2月，写完《春》。3月，参加文协，被选为理事。

1940年七月始，辗转于昆明、重庆、成都、桂林、贵阳等地，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

1944年5月，与萧珊在贵阳花溪结婚。

1945年，于重庆作《第四病室》。11月返回上海。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文联委员。

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1950年，7月，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11月，他参加了华沙第二次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后又五次访问前苏联。

1957年7月，任《收获》主编。同年始编《巴金文集》14卷本，至1961年编定后出版。

1966年8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贴出攻击巴金的大字报，不久巴金即遭批判，被关进“牛棚”。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巴金被点名批判。随后在上海奉贤县“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半。

1972年，妻子萧珊病逝。

1977年，任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1983年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中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4年5月，作为世界七大文化名人之一，应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版了《随想录》之《病中集》、《无题集》等作品。

90年代后出版随笔集《再思录》，编辑出版了《巴金全集》（二十六卷）等。

2003年11月，中国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爱情婚姻

1936年，巴金与上海爱国女学校学生陈蕴珍（萧珊）结识。陈当时是巴金作品的喜爱者，两人由通信讨论作品开始认识。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后追随巴金来到广州。直到1944年，已经40岁的巴金才在桂林花溪与萧珊结婚，两人的婚礼极其简朴，没有任何仪式也一桌宴席。1945年，抗战胜利，女儿李小林出生。

文革期间巴金受到残酷的迫害，萧珊也因为与巴金的关系受到非人的待遇。1972年7月萧珊因患癌症住院，而巴金在干校劳动不被允许探望，于是萧珊只得独自在医院接受治疗，半个月后含冤长辞人世。在萧珊去世的3年之后，巴金才获许把萧珊的骨灰捧回，巴金将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枕边，每夜与之共眠，一直到2005年，巴金去世。

人物轶事

带病入书

        幼年多病的巴金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因此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等就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因书得爱

        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之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年届不惑的巴金与这个名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比巴金小13岁的萧珊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让巴金动情的女人。

嗜书如命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是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笔名趣谈

        巴金虽闻名海内外，但“巴金”两字的由来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且经常被人误解来源，猜测这两个字来自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实不然。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Cha-teau-Thierry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作品风格

创作题材

        就题材而论，巴金的长篇小说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并且带有强烈的自传性。他的短篇小说则题材多样，涉及范围相当之广。在巴金的作品中，家即社会，家庭是构成社会机体的细胞，家庭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缩影。巴金的创作实践表明，他最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情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其中尤以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同时高公馆的生活也是以作者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寒夜》通过描写汪家的解体过程揭露了当时大后方社会的黑暗。作者着重表现的是小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比如婆媳争吵，夫妻失和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真实 、细致的描绘表明，汪家悲剧的根源在于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这部作品又一次体现了巴金创作的特色，把家庭当作社会的缩影来描写 以家庭生活画面来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除此之外巴金在《某夫妇》、《猪与鸡》、《团圆》等短篇小说中也有对这一题材的优秀运用。

        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丰富多样，但总体也可归结为六类，其一，书写外国人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集中在《复仇集》、《电椅集》中，《光明集》里也有一部分作品。这类作品描写了许多外国人的故事，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外国人形象。其二，反映农民 工人 知识分子 小公务员 革命者等各阶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其三，是收在《长生塔》中的四篇童话，即《长生塔》、《塔的秘密》、《隐身珠》、《能言树》作者借助童话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其四，是收在《沉默集（二）》 中的三篇历史题材的小说，即《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底尔的秘密》。这三篇作品反映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总结了那段历史的教训。其五，描写 40 年代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他们的不幸遭遇，收在《发的故事》、《小人小事》等集子中，其中的某些作品体现了巴金创作风格的转变。其六，反映志愿军生活，即表现战争题材的作品，收集在《英雄的故事》、《明珠和玉姬》、《李大海》等小说集中。这些作品是巴金小说创作的最后一批成果，是老作家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重要贡献。

        另外，巴金的中长篇小说的题材也具有多样性，《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海的梦》等作品是反映青年革命者生活的，《激流》三部曲、《憩园》等则是表现封建大家庭生活的作品。《砂丁》、《萌芽》是反映矿工生活和斗争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寒夜》反映了国统区小市民、小公务员的悲惨生活，《火三部曲》是描写各阶层人民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总之，巴金小说的题材是具有多样性的，是丰富多彩的，他的小说反映了中国现代杜会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表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语言风格

        巴金的语言风格特征明显，总体来说他的语言是热烈、明快、朴素的，然而就情感对语言的影响，又可分为前后两期来看待。前期以青春激情的抒情语言风格著称，感染性极强，故而巴金前期以《家》为代表的小说受到青年人的热烈追捧；而以小说《憩园》为节点的后期作品语言则开始由热转冷，笔调变得深沉、悲哀和忧郁，到了《寒夜》则将这种悲剧式的语言艺术提炼到了巅峰状态。巴金前期作品语言的气势和节奏激越奔肆，一泻千里，无法以迁回婉转，含蓄凝炼对其加以规范；热烈酣畅，平白真率才是其方圆。这种显示着“语句和生命是进合为一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它“象一团火似的燃烧着，也使别人燃烧”。然而巴金也绝非只是一味任情纵笔、狂放无羁以至流于粗糙简滥。在具体驾驭这种平白率真、热烈酣畅的文字时，巴金注重随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延伸发展来安排句法的构造、修辞方式的搭配和音节的长短相间，让语言在热烈明快中自然跌宕成抑扬顿挫的节奏和旋律，产生一种流畅回环的音乐美感。如作品《春天里的秋天》中：“我抬起发热的脸，去看蔚蓝的天，去迎自由的风。我的眼里却装满一对大眼睛和两道长眉。那对大眼睛里充满着爱情，春天的爱情，南方的爱情。”这一句并没有使用整齐的韵脚，也不讲究声调的平仄搭配，咏玩味间却给人一种抑扬有致,明快优美的音乐享受。这种富于音乐美的语言，是巴金语言抒情风格的重要特征。

        从《憩园》开始，巴金则逐渐把感情“隐藏”起来，放在文字之外，情节以内，不再像前期的《激流》一般直接吐露内心的情感，而是转而开始大量运用冷性色彩词隐晦、冷静的表露自己的情感，做到动人而不致“引人注目”，以《寒夜》为例，整部小说所用的色彩词汇除了灰黑，就是昏黄、惨白，从心理上给我们以沉重的压抑感，加重了对作品的悲剧感受。而晦暗的语言色调作品语言的旋律迟缓，音调低沉，从而与作品的题材和抒情内容达到高度的统一，使得作品的悲剧感顿生，调子也更加悲哀、忧郁。

文学思想

        巴金文学思想的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文学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点，是价值。巴金文学思想中的善是人的绝对自由追求的价值观，这主要得益于他早期所接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而巴金处女作的《灭亡》则把他反专制的憎和对人类的爱的这两面作了非常青春激情的表述，而后的《家》则更为直接的体现了他对限制个人自由的封建的主义的无情的控诉。后期，《火》三部曲、《第四病室》、《憩园》、《寒夜》，都体现了对40年代中国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批判。《火》对抗战的直接描写，《第四病室》对社会底层黑暗的揭露，《憩园》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思，《寒夜》对社会黑暗的控诉。到了晚期的巴金对于“善”的思考则更加带有更明确的社会内涵，这个内涵，主要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来体现，即反对文化专制、反对长官意志、反对粉饰现实、忏悔自己精神上的软弱，认为整个民族都应该忏悔和反思。于是他也响亮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的真实观则更为直白的体现于他的作品之中。因为巴金不同于茅盾等作家完成作品时所具有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故而他的作品唯求“真”，以“真”动人，以“真”取胜。在巴金前期的创作中，他致力于青年对家长的对抗情绪的感受，作家的真实就在于对这种感受的发掘和提炼，正如他在《激流·总序》中所说的，我有了生命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仅仅二十几个寒署。”“这其间我也曾看见了不少的东西,知道了不少的事情。我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是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石碎山中间。”作家以其二十多岁的青年的眼睛所看到的生活的激流,所感觉到的爱恨痛苦，通过巴金式的真实的感受体现在里面，这就是青年的真实感受。在这里,违反这生活的激流的就是假的，适应这生活的激流的就是真的，就会被巴金体现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后期创作,这种真实观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在于其理性选择的加入，即对40年代中国社会的思索及对这种思索的感受。《寒夜》是其中的一个典范。《寒夜》的深刻性在于其真实性,这种真实可以说是残酷的真实,即以好人对好人的残忍来体现出生活的真实，制造了好人与好人之间的悲剧。

人物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巴金以自己的言论和艺术创作热情地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在“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变得更好”的思想指导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叛逆性格和奴性人格的艺术典型以“立人”，从“说真话”到“写真实”以一贯之于他的全部人生经历和创作活动中，他多次强调“我说我写作如同在生活，又说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主要的意思是不说谎。”同时巴金还贡献了以“两个一致”的典型化方法和“比较象活人”的性格真实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他所提供的带有强烈主观性、抒情性的中、长篇小说，与茅盾、老舍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中、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长篇小说的艺术高峰，而巴金小说所创造的“青年世界”是 30 年代艺术画廊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部分，巴金也因此为扩大现代文学的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人物纪念

成都故居

        巴金成都故居坐落于四川省成都正通顺街98号，是一所深宅大院，又称李家院子。1904 年巴金出生在这里。除有两年随父亲去广元县外，巴金在这里居住到十九岁，在此度过了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1923年春天，巴金离开这里去南京读书。这座故居是小说《家》中高公馆的原型。1971年因故成都故居被拆除。2013年。成都市政府在原址设立“巴金故居原址”供旅游人士参观。

上海故居

        上海武康路113号是巴金在上海最后的寓所，也是巴金先生在上海定居住得最长久的地方，这座小楼始建于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1955年起，巴金和女儿李小林一家就住在这幢三层小洋楼里，庭院里种满了白玉兰，巴金在此楼居住了4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