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田间来信：“‘五·四’六十周年快到，《河北文艺》希望有您一篇短文，题目由您自己决定……”

　　读到这封信我才想起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那个时候我还是十五岁的孩子。一瞬眼，我就是七十五岁的“老朽”了。六十年，应该有多大的变化啊！可是今天我仍然像在六十年前那样怀着强烈的感情反对封建****的流毒，反对 各种形式的包办婚姻，希望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

　　不管怎样，历史总是篡改不了的。我得为我们那一代青年说一句公道话。不论他们出身如何，我们那一代青年所追求的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出路，不是个人的出路。在“四害”横行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之所以不感觉到灰心绝望，是因为我回顾了自己六七十年间走过的道路，个人的功过是非看得清楚，不仅我自己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不曾完全忘记，连别人讲过什么、做过什么，我也大致记得。“四人帮”要把我一笔勾销，给我下种种结论，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彻底否定自己的“思想汇报”和“检查”。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这个时期我本来可以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我的爱人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深厚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还有各种要活下去的理由。不久我的头脑又冷静下来。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那些发言的人。渐渐地我的头脑清醒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的十一年是一个非常的时期，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且残酷，人人都给卷了进去，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什么事都给推上了顶峰，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人人都给逼上了这样一条路：不得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不能靠贩卖别人下的“结论”和从别处搬来的“警句”过日子。今天我回头看十一年中间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幼稚，实在愚蠢。但当时却不是这样看法。今天有人喜欢表示自己一贯正确，三十年，甚至六十年都是一贯正确。我不大相信。我因为自己受了骗，出了丑，倒反而敢于挺起胸来“独立思考”，讲一点心里的老实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大的收获，“四人帮”之流贩卖的那批“左”的货色全部展览出来，它们的确是封建****的破烂货，除了商标，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气味！林彪、“四人帮”以及什么“这个人”、“那个人”用封建****主义的全面复辟来反对并不曾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把种种“出土文物”乔装打扮硬要人相信这是社会主义。他们为了推行他们所谓的“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知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今天我带着无法治好的内伤迎接“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我庆幸自己逃过了那位来不及登殿的“女皇”的刀斧。但是回顾背后血迹斑斑的道路，想起十一年来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的朋友、同志和陌生人，我用什么来安慰死者、鼓励生者呢？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一直到今天，我和人们接触，谈话，也看不出多少科学的精神，人们习惯了讲大话、讲空话、讲废话，只要长官点头，一切都没有问题。

　　难道真的就没有问题吗？我手边还有不少年轻读者的来信，控诉包办婚姻的罪恶，十一年中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不合理的安排下憔悴地死去。今天还应当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上一代没有完成的任务下一代一定能够完成。我说过，现在是“四五”运动英雄们的时代，在这一代青年英雄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由他们来解决。四个现代化的宏图也将由他们努力来实现。我们要爱护他们。愿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愿他们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愿他们取得彻底的胜利！……

　　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文章，这将是第二次。前一次是在一九六一年，当时刊物的名字是《河北文学》。那一次是远千里同志来信约稿。当时我在黄山度夏，写了一个短篇《飞吧，英雄的小嘎嘶！》，给他寄去。

　　我在一九六○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认识了远千里同志。大会闭幕以后我全家去北戴河小住，几次见到远千里同志，就相熟了。有一次我十岁的儿子晕车，不巧吐了他一身，我们非常抱歉，可是他没有露出半点厌烦的样子。离开北戴河，我还在北京一个旅馆的饭厅里遇见他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他身体不大好，讲话不多。以后他寄给我一本他的诗集《三唱集》。十几年没有同他通信，也不知道他的近况。去年五六月在北京出席文联全会扩大会议，我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在《人民文学》九月号上读到孙犁同志的《远的怀念》，才知道他“终于轻掷了自己的生命”。今年二月十七日他的“平反昭雪追悼会”在石家庄举行，他的骨灰有了适当的安放地方。他“无负于国家民族，无负于人民大众”①，可以毫无遗憾地闭上了眼睛。但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① 是任何反动势力所摧毁不了的，他要永远徘徊在人间。

　　　　　　　　　　　　　　　　　　　　　三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