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好久，我就想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没有动笔，因为我一则害怕麻烦，二则无法摆脱我那种“拖”的习惯。时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气这样冷我这一生也少见，夜已深，坐在书桌前，接连打两个冷噤，腿发麻，似乎应该去睡了。我坐着不动，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么东西烧着我的心，我推开面前摊开的书，埋着头在抽屉里找寻什么，我找出了一份剪报，是一篇复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丧礼……”这几个字迎面打在我的眼 睛上，我痛了一阵子，但是我清醒了。这材料明明是我向别人要来的，我曾经想过我多么需要它，可是我让它毫无用处地在抽屉里睡上好几个月，仿佛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让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给扔进字纸篓送到废品回收站，倘使不是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来。

　　我过去常说我这一生充满着矛盾，这还是在美化自己，其实我身上充满了缺点和惰性，我从小就会“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紧牙关跟自己斗争，我什么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说写小说了。那么我怎么会在深夜找出这份关于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随想》里引用过的一句话来解释：“我从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里学到了交朋友、爱护朋友的道理。”当初讲了这句话，我似乎感到轻松，回国以后它却不断地烧我的心。我作访日总结的时候并没有提起这样一个重大的收获，可是静下来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么、又拿出了什么；我是怎样交朋友、又怎样爱护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谴责，坐立不安。于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屉里的那份材料。

　　是这么一回事。我记不清楚了，是在什么人的文章里，还是在文章的注释里，或者是在鲁迅先生著作的注解中，有人写道：曾经是鲁迅友好的黎烈文后来堕落成为“反动文人”。我偶然看到了这句话，我不同意这样随便地给别人戴帽子，我虽然多少知道一点黎的为人和他的情况，可是我手边没有材料可以说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来替他讲一句公道话，（那时他还活着，还是台湾大学的一位教授。）这样，流言（我只好说它是“流言”）就继续传播下去，到了“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到处编印鲁迅先生的文选，注释中少不了“反动文人黎烈文”一类的字句，这个时候我连“不同意”的思想也没有了，我自己也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看到鲁迅先生的作品选集就紧张起来，仿佛又给揪到批判会上，有人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拉，让台下的听众可以看到我的脸。这就是使我感到奇耻大辱的两种“示众法”。它们的确让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历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尝够戴帽子的滋味，对别人该不该戴帽子就不会漠不关心；自己身上给投掷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浊水。所以我的问题初步解决以后，有一次“奉命”写什么与鲁迅先生有关的材料，谈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说据我所知黎烈文并不是“反动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过台北，去过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儿子都是我的熟人。黎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台湾大学教书，并不受重视，生活也不宽裕。我同他闲谈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并未发表过反动的意见。他是抗战胜利后就从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报馆当二三把手，不久由于得罪上级丢了官，就到台湾大学，课不多，课外仍然从事翻译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给我编在《译文丛书》里出版的。雨田也搞点翻译，偶尔写一两篇小说，我离开台北回上海后，烈文、雨田常有信来，到上海解放，我们之间音信才中断。我记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还从台北寄了一首挽诗来，大概是七绝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时”，语意十分明显。一九四七年黎还到过上海，是在我去过台北之后，住了半个多月，回去以后还来信说：“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星期，得与许多老朋友会见，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来，我们谈话没有拘束，我常常同他开玩笑，难得看见他发脾气。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谈起烈文，我就说同他相处并不难，他不掩盖缺点，不打扮自己，有什么主意、什么想法，都会暴露出来。有什么丢脸的事他也并不隐瞒，你批评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始终没有发现他有过反动的言行，怎么能相信或者同意说他是反动文人呢？

　　不用说，我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在我的身上还留着别人投掷的污泥；而且要给一个人平反、恢复名誉，正如我们的一句常用语：“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要先办一些手续，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谁来管这种事呢？

　　不久我就听说烈文病故，身后萧条，但也只是听说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开会，遇见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听他谈起雨田的情况，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离开人世，雨田带着孩子艰苦地过着日子，却表现得十分坚强。我托朋友给我找一点关于他们的材料，并没有结果。后来我偶尔看到几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绍台湾出来的作家，他们都用尊敬的口气谈起他们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师”，这件事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个年轻的华侨作家到我家来访问，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说他们都尊敬他，她答应寄一篇文章给我看看。她回到美国不久文章果然寄来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丧礼所见》。我收到它的当时没有能认真地阅读就给别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进抽屉里，以后想起来翻看过一次，也有较深的印象，但还是无法解决杂七杂八的事情的干扰，过两天印象减淡，很快就给挤进“遗忘”里去了。在“四害”横行之前十几年中间我也常常像这样地“混”着日子，不以为怪。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再这样地“混”日子，我就渐渐地感到不习惯、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开始反抗，它不让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却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开了抽屉，不仅是打开抽屉，我打开了我的心。

　　我和烈文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还在编辑《申报》的《自由谈》副刊。他托人向我约稿，我寄了稿去，后来我们就认识了。但是我和他成为朋友却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从日本回来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工作的时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们就相熟到无话不谈了。那时几个熟人都在编辑文学杂志，在《作家》（孟十还主编）、《译文》（黄源主编）、《文季月刊》（靳以主编）之后，烈文主编的《中流》半月刊也创刊了。这些人对文学和政治的看法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对鲁迅先生的敬爱。 烈文和黄源常去鲁迅先生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看望先生，出来常常对我谈先生的情况，我有什么话也请他们转告先生。据我所知，他们两位当时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鲁迅先生从来不发号施令，也不向谁训话，可是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先生不参加“文艺家协会”，我们也不参加，我还有个人的原因：我不习惯出头露面，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文艺家协会”发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签了名。鲁迅先生身体不好，没有能出来讲话，我们也没有机会公开表示我们对抗日救亡的态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闲谈，都认为最好我们也发一个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动笔，第二天我们碰头，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谦让一阵，烈文就带着两份稿子去见鲁迅先生。他在先生那里把它们合并成一份，请先生签上名字，又加上《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个标题，再由他抄录几份，交给熟人主编的刊物《作家》、《译文》、《文季月刊》分头找人签名后发表出来，因此各个刊物上签名的人数和顺序并不相同。这就是《宣言》“出笼”（“文革”期间习用的语言）的经过，可以说这件事是他促成的。

　　过三个多月鲁迅先生离开了我们，我和烈文都在治丧处工作，整天待在万国殡仪馆，晚上回家之前总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会，望着玻璃棺盖下面那张我们熟悉的脸。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个朋友无可奈何地说一声：“走吧”，这声音我今天还记得。后来我们抬着棺木上灵车，我们抬着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来的，这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拍时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当时的报刊上看见，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

　　这以后又过了两个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种期刊，被国民党政府用一纸禁令同时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创刊不久，没有给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里默默地埋头工作，此外还要照顾他那无母的孩子。刊物在发展，读者在增多，编辑工作之外他还在搞翻译，出版不久的《冰岛渔夫》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军侵犯上海，全面抗战爆发，刊物停顿，他也待不下去，我们在一起编了两三期《呐喊》之后，他就带着孩子回到湖南家乡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经香港去广州，他还到香港同我们聚了两天。下次我再看见他却是十年以后了，靳以倒在福建见过他，而且和他同过事，就是说为他主持的改进出版社编过一种文艺杂志。因此我后来从靳以那里和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点他的情况。他做了官，但官气不多，思想也还不是官方的思想。我也在《改进文艺》上发表过小说。

　　烈文就这样一直待在福建。抗战胜利后陈仪去台湾，他也到了那里，在报社工作。他相信做过鲁迅先生的同学又做过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和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后来他得罪了报社的上级，丢了官，陈仪也不理他了。他怀着满腹牢骚到台湾大学教几小时的课，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则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五十年代初期连陈仪也因为对蒋介石“不忠”在台北给枪毙了。后来我又听到黎烈文牵连在什么要求民主的案件里被逮捕的流言。又过若干年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比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但是我怎样给亡友摘去那顶沉重的“反动文人”的帽子、揩去溅在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呢？

　　感谢那位远道来访的女士，她从海外寄来我需要的材料，过去在台北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叙述和感想，只有短短的四页。没有装饰、没有颂扬，似乎也没有假话，但是朴素的文字使我回想起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我抄录几段话在下面：

　　“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只花圈、花篮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学生送的。”

　　“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妆。……只有少数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

　　“黎先生就这样走了，平日里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然是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

　　“……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黎府送钱，但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我觉得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

　　我仿佛也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我仿佛看见他“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长时期的分离并不曾在我们之间划一道沟，一直到死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他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吧，我起初是这样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这样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吧：有一段时期他丢开了写作，结果他得到了惩罚。但最后二十几 年中他是忠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从黎先生那里直接间接获得很多东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溅、帽子乱飞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那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就让它给扔到火里去吧。在那种时候给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给戴上帽子也不见得就是幸运。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