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反侵略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郊人民自发的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1841年5月下旬
（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上旬），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广州人民
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侵略，保卫国土。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
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
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
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
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
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大夫的
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民为乡勇的武
装机构。
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
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
80余乡。
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
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死英兵数名。
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群众决心联合起来，立即行动。萧冈乡“举人何玉
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
（《夷氛闻记》第3卷第75页）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
由于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风
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赶
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吹螺壳打鼓进
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伏的牛栏冈进行伏
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锹、木棍、刀矛、石锤、
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顽抗。在战斗
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钟内死去了”。敌
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我们
（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
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
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响，埋伏四周
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人团团围困。此时施旗蔽野，杀声震天，妇女儿童也
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赶来，参加战
斗。各乡群众愈来愈多，“不转眼间，来会者众数万”。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
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
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战愈勇。
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雨淹没，稻田一
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略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
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
怜的防御物罢了。”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失踪”
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
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晚上9时，水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
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来复枪联队失散，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
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一名士兵被打
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
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
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旌旗招展，刀
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则龟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
装的清军，僵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
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斗争熟视无睹。
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
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
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骂他“通夷卖国”。余保纯
无所施其伎，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
责”。士绅们害怕了，经不起余保纯的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
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民的哗笑声中，护
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
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
痛詈鬼子词》（即《三元里等乡衿耆说帖》）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
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
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
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
“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
之恨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0页）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对英国侵
略者的沉重打击，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具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
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
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