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者总是为被征服者的较高文明和文化所征服 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北魏统治集团与各族人民的阶级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 边镇一带反抗逃亡频繁。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封 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 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

　　第一，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 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 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 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 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 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 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第二，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 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 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 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 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 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第三，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 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 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 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 受田三十亩。

　　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 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 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 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 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 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 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 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公元495年孝文武迁都洛阳。他向任城王元澄讲了迁都的理由：“今日之行，诚知 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 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元澄回答：“伊 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为了迁都洛 阳，孝文帝于公元439年十月“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 始洛京。已卯，幸河南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 迁都之后，又进行了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等一系列移风移俗的改革。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不仅缓和了当时紧张的阶级矛盾，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亦有 所缓和。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北魏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对中 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