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成立的那时候，举国公认有四个重要的大人物，顺序排下来是：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
　　孙中山首创革命，功成不居，万民景仰。不过守旧派觉得孙中山的议论太远太高，他们还无法接受。所以有人便冠以“孙大炮”的别称。袁世凯有实力，有办法，守旧的觉得他不太离谱，新派觉得他勉强还能合作。黄兴被认为是革命的实行家，懂得组织和军事。至于黎元洪，他既不新又不旧，可是他以做人朴实见重，当时的舆论都称赞他是稳健派，是忠厚长者，他为人和蔼可亲，谦虚诚恳，没有官架子。章炳麟见了什么人都要骂两句，却对黎倍极称赞，在他描绘下的黎是一个朴素而果毅的杰出人物：
　　“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关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廿元。”
　　民国成立后选举正式大总统，黎有一封预辞大总统的电文。他说：“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很多人对他的这个电文鼓掌，认为他谦虚得恰当。
　　当时黎是以北洋派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者地位，据有武汉顾盼自雄，他的“文胆”饶汉祥时时替他撰写许多骈体文的电报和文章。民国初年大家都有发通电的瘾，动不动就来一个几千字的通电，而黎的通电最酸最文，但黎能迎合一般人心。当时虽已民国成立，但各省军阀还有争城夺地的局部战争，有些省区还招兵买马，杀气腾腾，所以大众对此甚为反感。而黎这时经常发出许多迎合人心厌乱的骈文长电，如“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之类，这些电文不问谁是谁非、也不提出具体的仲裁意见和解决纠纷的办法，而只是堆砌些四六排偶的字句。每遇时局严重，他必有什么“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的长电，最后必是“垂涕而道”，“泥首以请”。当时的人们并不研究电文内容和具体主张，只觉得黎是个好人，不愿流血和纷乱，文章又好，其实饶汉祥堆砌的大块骈文，多数人根本就看不懂。
　　袁世凯发觉黎元洪欢喜沽名钓誉，因此凡是黎来电他必回，且用：“苦口婆心”、“仁人之言”、“实获我心”、“永拜嘉言”之类的字眼来奉承黎。而过气的君主立宪派正需要捧一个前台的领袖，他们认为黎最合条件，是开国元勋，却不是革命党，正好捧他出来，黎也半推半就地走上北洋派和同盟会以外的第三势力。袁懂得运用，所以极力拉拢黎。革命党方面却不来这一套，多数革命党领袖都瞧不起黎，使黎在两大之间选择时，逐渐地倾向袁世凯，张振武案发生后，黎便完全落入袁的手掌中。
　　张振武案是袁、黎两人的首次交手，黎本意是“移祸江东”，请袁杀张，自己不必蒙杀张之名。可是出乎他的意外，袁并不替他保守秘密，在宣布张、方两人罪状时，把黎的密电一字不漏地录了进去。袁的意思很明白：“你想借刀杀人，我就把一切罪名都卸在你的头上。”并且：“国人都以为我老袁是一代枭雄，现在请你们看看这份仁厚长者黎元洪吧！他的毒辣手段亦不在枭雄之下。”黎对这事无法抵赖，因为袁接了黎的密电后，还复电询问是真是假，黎回电是真，袁才执行的。袁这么做实在很高明，因为这样一来，黎和同盟会的关系便更趋于恶化，因此便如此这般地把黎糊里糊涂地逼到北洋派来了。
　　黎发表张振武罪状时，虽然深自引咎，但国人大多数是不谅解的，他那电文中解释说：
　　“铣电谅达。连日函电纷驰，诘难群起，前电仓卒，尚未详尽报告，政府书复未赍到，诚恐远道不察，真象愈湮，敢重述梗概，为诸公赧颜陈之。振武初充军务司副长，汉阳失败，托词购枪，留函迳去，当命参议丁复追至上海，配定式样，只限购银二十万，乃擅拨买铜元银四十万，仅购废枪四千枝，子弹四百万，机关枪三十六枝，子弹二百万。枪械腐窳，机件残缺，有物可查，设有战事，贻误何堪设想。且除买枪二十六万余外，另滥用浮报三十二万，无帐二万，尚借谭君人风五万。陈督复来电索款，均系不明用途，有帐可据，罪一。南北统一，战争告终，振武由沪返鄂，私立将校团，遣方维往各营勾串募集六百余人，每名二十元。鄂军屡次改编该团，始终不受编御。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已预备退伍，伊复私收为护卫队，拥兵自卫，罪二。二月廿七日，串谋煽乱，军务部全行推倒，伊复独遣方维要挟留任，复谋杀新举正长曾广大。元洪访查得实，始将三司长悉改顾问，罪三。冒充军统私夜横行，护卫队常在百人以外，沿途放枪，居民惶恐，每至都督府，枪皆实弹，罪四。护卫队屡遣解散，抗不遵令，复擅抢兵站枪枝粮米，藐无法纪，罪五。强占铁路并中小火轮，勾串军队，黑夜来往，罪六。暗煽义勇团长梅占螯，增加营数，诱令石龙川往联领事团，许事成任为外交司长。该员等不为所动，谋遂无成，罪七。革命后广纳良女为姬妾、内嬖、如夫人者将及十人，叶某及鲁又新皆女学生。复伙串《大江报》为鼓吹，颠倒黑白，破坏共和，罪八。民国公校开学，当众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摇动国本，骇人听闻，罪九。亲率佩枪军队逼迫教育司，勒索学款，挟之以兵，复枪迫商会勒银充饷，罪十。令逆党方维勾串已革管带李忠义，及军界祝制六、滕亚纲、姜国光、谢玉山、刘启沛、朱振鹏、江有贵暨汉口土匪头目王金标等，分设机关，密谋起事，并另举标统八人。伊为原动，大众皆知，点名册已焚，祝、滕正法，刘、朱尚寄监可质，罪十一。机关破露移恨孙武，复密遣四十人分途暗杀，罪十二。前次所购机关枪弹除湖北实收外，近证以蓝都督报告，接济之帐，尚匿交机关枪二枝，子弹三万颗。私藏利械，图谋不轨，罪十三。运动某国领事保护，如被查拿，当作国事犯干涉，损主权，辱国体，罪十四。此次电促赴京，实望革心向善，乃迭据侦探报告，伊以委命未下，复图归鄂，密遣党羽预备布置，复查悉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武汉一隅，关系全局，三摘已稀，岂堪四摘，罪十五。此外索款巨万，密济党援，朘削公家，扰害商庶，种种不法，不胜枚举。元洪荐充大总统高等军事顾问，并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无非追承前功，冀挽将来，犹复要索巨款，议设专局，又在汉上私立屯垦事务所，月索款千余元。凡此诸端，或档案具在，或实地可查，揭其始末，罪状实属无可再原。诸公老成谋国，保卫治安，素为元洪所趋向，倘使元洪留此元憝，贻害地方，致翻全局，诸公纵不见责，如苍生何？……伏念元洪素乏寸功，委窃高位，爱民心切，驭将才疏，武汉蠢动，全楚骚然，商民流离，市廛凋瘵，损失财府，动逾巨万，养病贻患，责在藐躬，亡羊补牢，噬将何及，洪罪一也。洪与振威，相从患难，共守孤城，推食解衣，情同骨肉，乃恩深法驰，悖道寒盟，瘏口罔闻，剖心难谅，首义之士，忍为罪魁，同室弯弓，几酿巨祸，洪实凉德，于武何尤。追念前功，能毋怆涕，洪罪二也。国基甫定，法权未张，凡属国民，应同维护。乃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因养指失肩之惧，为枉寻直尺之谋；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反经行权，贻人口实，鼠思泣血，不敢告哀，洪罪三也。有此三罪，十死难辞，纵诸公揆诸事实，鉴其苦衷，曲予优容，不加谴责，犹当跼天蹐地，愧悔难容，况区区寸心，不为诸公所见谅乎？溯自起义以来，戎马仓皇，军书旁午，忘餐辍寝，忽忽半年，南北争议，亲历危机，蒙蒙凶顽，频惊恶耗，重以骄兵四起，伏莽潜滋，内谨防闲，外图排解，戒严之令，至再至三，朽索奔驹，幸逾绝险，积劳成疾，咯血盈升，俯仰世间，了无生趣，秋荼向甘，冻雀犹乐，顾瞻前路，如陷深渊。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倘肯矜其微劳，保此迟暮，穷山绝海，尚可栖迟，汉水不渊，方城无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世有鬼神，或容依庇，下世之日，庶知此心。至张振武罪名虽得，劳勣未彰，除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余年，养其子使成立外，特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并拟将该员事略荟粹成书，请大总统宣示天下，俾昭然于功罪之不掩，赏罚之有公。斗室之内，稍免疚心，泉台之中，或当瞑目。临风悲结，不暇择言，瞻望公门，尚垂明教。”
　　黎除了自罪电而外，仍以一贯的“忠厚长者”的态度处理张振武身后事。他给张的儿子2000元作为晋京路费，并饬军务司每月给张家属恤金30元，至张子能自立时为止。张家拟拒不接受，张弟振亚怕因此抓破了黎的脸，乃代为接受。其后张振武的灵柩抵鄂时，黎果然派大员迎接，并在抱冰堂举行追悼大会。黎挽张联作得很好：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监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
　　在这一幕戏中，黎元洪在前半段扮演了“挥泪斩马谡”，后半段扮演了“吊周公瑾”。不管他如何努力于做工和唱工，但他仁厚长者的令名却因此大大地打了折扣。他知道是上了袁的当，却又哑吧吃黄连，说不出苦来；他开始觉得自己不是袁的对手，第一回合便遭惨败，而参议院对他又极不见谅，于是他只好引咎辞职，并举黄兴以自代。这当然是一个姿态，黄兴自从汉阳一战后，和武昌方面的人处得非常之坏，所以举黄为湖北都督，黄既不会来，武汉方面也一定大为反对，这等于是“多此一举”。
　　果然，黎的辞职电一发出，便有以湖北全体士民名义发出通电“痛责参议院并请坚留黎公”。原电略云：
　　“湖北自起义以来，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赖副总统镇摄得宜，得以秩序晏安，市廛不扰。……张振武虽于光复之初，薄有战绩，而沪上购枪一役，吞款至廿余万之多，功罪相较，罪实过之。副总统曲予优容，未加谴责，怙恶不悛，乃敢私立机关，自募军队，假借名号，擅制徽章，任意横行，道路侧目，尤复广置姬妾，需索金钱……顾振武虽衅积邱山，而副总统则量逾江海……奈何卷土重来，野心不死，胆敢勾串军队，联合土匪，意图大举，欲取都督、民政长而代之，并扬言如事不成，即将焚掠租界，启衅外人，使民国同归于尽……幸天夺其魄，祝制六等以此破获，始得转危为安。……乃自京电传来，元恶枭首，父老子弟方庆更生，苏峻诛而晋室安，元浩禽而蔡人乐。盖自民国成立以来，伸法权，快人心，度未有逾于此一举者。端在大总统之英断，副总统之沉毅，奠鄂境于苞桑，厝邦基于磐石，功在百世，夫复何疑。不图参议院诸公自逞私臆，首发责言，提出质问之书，将成弹劾之案。侧闻副总统并已电京辞职。连日鄂中大局岌岌，复有机陧不安之象，悲夫！何鄂人之多不幸也。窃谓振武罪状，他省议员容有不知，习故守常，当无足怪，若鄂人则谁不知。在振武前此举动，或关于公家款项，或涉于个人私德，或观衅未发，或分谤有人，虽万恶之已归，犹千夫之未指。至近日三次革命风潮，群知为振武主谋，三尺童子孰不欲得而甘心。吾鄂同乡诸议员，虽旅食京师，优游自得，然岂无家室在鄂，岂无亲友在鄂，岂无耳目共见，岂无函札往来，奈何于荼毒我之张振武则极力袒护之，而保护我之副总统则极力诋毁之。天道犹存，人心未死，诸公清夜扪心，堪自问耶？纵诸公自意非吾鄂人正式选举，不必为全鄂人民幸福计，独不为祖宗丘墓计乎？揣诸公之设辞，不过谓振武有功，宜事宽容，民国用刑，宜从审慎；殊不知推翻专制，非振武一人之功，破坏共和，实振武一人之罪。况乎功小罪大，功少罪多，在副总统已宽不一宽，在民国亦逭无可逭。至于逮捕审讯原有专责，而振武党羽繁多，稍纵即逝，需为事贼，虽悔何追，众证昭彰，即成信谢，南山比岸，安用游移，此又辩之无可辩，疑之无可疑者也……伏乞大总统一面切实慰留，一面广为开导，乃望参议院诸公及湖北同乡诸京官主持公论，勿惑浮言，以福鄂人，以安民国。临风跂望，不尽欲言。”
　　湖北军界亦像接力赛一样替黎撑场，他们给参议院的文件更厉害。下面便是“鄂军界诘责议员函”：
　　“梗电谅达，阅参议院十九日记事录，刘议员成禺、张议员伯烈演说，淆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且近闻一击不中，复行弹劾，同人目裂发指，悲愤填胸。张、方之诛，系是吾鄂军界同人再三开军法会议，依鄂军暂行刑令第五十七条，全体议决宣告死刑，电请大总统正法。大总统复开军法会议始予执行，证据昭彰，手续完备。同人为振武煽动，数月以来遣兵调将，昼夜防堵，指臂骈于枪刃，筋骨胝于兜鍪，幸天不亡鄂，机关悉破，余孽就戮。再四筹商，欲砧元恶之胸，不得不图万全之计。询谋佥同，谋定后动，所有责任悉在同人，于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皆无与也。伏法以后，廛市不惊，道路相庆，民心国法始得伸张。溯自起义以来，党徒鸱张、生灵涂炭，从未有快心若是者。乃鄂议员朋造谣言，肆行狂吠，竟敢欲弹劾政府，推倒民邦，试问与振武何昵？与政府何仇？尸属耶？乱党耶？杯酒流连之谊耶？金钱结纳之恩耶？抑丧心病狂，悍然不顾耶？贵议员就职逾数月，未闻为吾国立一法，为吾鄂议一事者，独于罪恶昭彰情真法当之军犯，一再袒护，号咷不已，继以质问，质问不已，继以弹劾，且一则曰起义首领，再则曰卓著元勋。贵议员将谁欺？欺天乎？连日以来，讹言群兴，大局摇动，他省议员当不足责，乃以尔呱呱出产之邦，残害昆弟，玷辱祖宗，犹且以人民代表日号于众，贵议员抚衷自问，果从人民选举来耶？一旦神州陆沉，强邻分割，吾与汝皆不知死所矣。同人隶属军界、严守法律，当不敢干预政治，自起义以来，无论贵议员若何昏聩，若何荒谬，非属军事概不发言。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次振武本以军人判以军法，为民除害，为同人职分应然，同人粗鲁武夫，但知有国不知有其他。贵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廿四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不然，贵议员无理取闹，借端复仇，是欲因个人密切关系陷我国于危地，同人具有天良，不能容振武余党，靦然为吾鄂代表，无怪同人严重对待也。相见不远，尚其勖哉！”
　　这段文字，简直是杀气腾腾，拔刀行凶之状跃然纸上，全文是想把杀张振武的罪担承下来，而替黎元洪洗脱，可是黎的密电在袁手中。袁拿了这封电报就等于拿了黎的小辫子，用不着鄂人叫嚣，他根本不会准黎辞职，他要的是拉黎倒向自己这一边去对付同盟会。
　　张振武案在扩大时，黄兴介入了。开始是黄主动地对张案向袁抗议，其后则是有人故意诬造说黄和张有勾结，在张行刑前搜到了黄、张勾结的证据。
　　在张案发生前，黄本拟随孙中山一同应袁世凯之邀入京，正在筹备时，张案发生了，黄认为张是革命党，袁竟任意诛戮首义之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致电袁严词诘责。原电云：
　　“南中闻张振武枪毙，颇深骇怪。今得电传步兵统领衙门宣布之罪状，系揭载黎副总统原电所称怙恶结党，桀骜日恣，飞扬跋扈等，似皆为言行不谨之罪，与破坏共和，图谋不轨之说，词意不能针对。全电归结之语，注重于‘爱既不能，忍又不可’八字，但张振武不能受爱与受忍之处，出于黎副总统一二人之意乎？仰于共和国法律上有不能爱之不可忍之判断乎？未见司法裁判，颇难释此疑问，乞更明白宣布，以释群惑。……”
　　袁复电云：“巧电悉，张振武一案，黎副总统原电有盅感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乞立予正法等语。黎副总统为鄂军督帅，对其所部宣布罪状请正典刑，自应即予照办。至原案始末已电黎副总统明白宣布矣。中山先生北上无任欢跃，执事因事稍缓，望眼欲穿，仍祈即日启行，得罄肝鬲，大局幸甚，鄙人幸甚。袁世凯。皓。”黄认为袁的复电是搪塞，因此再致电驳斥：“皓电敬悉。黎副总统原电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今不经裁判，竟将创造共和有功之人立予枪毙，人权国法，破坏俱尽。兴前在留守任内办理常州军政分府赵乐群一案，舆论均谓可杀，兴犹迭开军法会审，由王师长芝祥率同会审各师长，法官调齐人证，悉心研判，业经取具确供，复汇案呈请大总统饬交陆军部复核。原期详慎议定使成信谳，以示尊重法律，拥护人权，为各省都督开一先例，庶几共和开幕，国民不至有死于非法之惧。而张、方案乃如此，两事相距为期甚迩。张、方独因一面告讦者擅定极刑，未讯供证而死。国民生命财产权专恃法律为保护，即共和国精神所托，且在前清专制时汪精卫谋炸摄政一案，讯供确凿，尚能出以详审，仅予监禁。纵使张、方对于都督个人有不轨之嫌疑，亦岂能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现在外患日迫，政府信用未固，益以此事，致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益形危险，顾瞻前途，良用滋惑，旁皇终夜，不知所措，洒涕陈言，伏维谅察。黄兴。哿。”
　　由于黄一再为张案向袁抗议，袁很感不安，因此他便想出一条毒计打击黄，伪造张振武被杀前写给黄兴的一封未发的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承嘱杀元洪事，已布置周密。”他用这个伪证打击黄，使黄处于嫌疑地位，失去为张案发言的力量。北方的袁系报纸也推波助澜，绘声绘影地说黄曾在7月中去武汉，部署杀黎元洪。这时正值孙中山应袁邀北上经过天津，有一个任北京总统府秘书却和孙中山认识的人去晋见，向孙中山泄露了袁如何陷害黄兴的密谋，孙中山乃打电报把这个密谋通知了黄，黄兴遂于8月27日去电质问袁：
　　“北京袁大总统鉴：兴前因病赴西湖疗养，今晚返沪始见孙中山先生自津来电谓：顷见一总统府秘书云：张振武被执时在张处搜得一书系与兴者，内容有云托杀黎元洪事已布置周妥等语。今日又阅《沪报》译载《文汇报》北京电云，此间谣传张振武之谋第二次革命，黄兴实与同谋，故不来京云云。阅此两电不胜骇异，张案鄂、京尚未尽情宣布，读漾电亦云案情重大，牵涉尤多，今京、沪忽拟议及兴，若不将张案所牵涉者明白宣布，则此案终属暗昧，无以释中外之疑。务请大总统勿循勿隐彻底查办，如兴果与张案有涉，甘受法庭裁判，如或由小人从中诬捏入罪，亦请按反坐律究办，庶几全国人民皆得受治于法律之下，鄙人幸甚，大局幸甚。立盼电复。黄兴叩。”
　　袁否认有其事，亦否认总统府有这位秘书，且在复电对黄大加推崇：“克强先生奔走国事数十年，共和告成，亟谋统一，取消留守，功成身退，日夜望中央政府臻于巩固，使中华民国不复动摇，其光明磊落，一片血诚，中外咸知，人天同感。”
　　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姚雨平、胡瑛、陈陶怡等均愤愤不平，致电袁氏要求：“特派公正专员彻查严究。”词意极为愤慨。
　　张振武案最后终于不了了之，张的言行虽有逾轨，但杀张不循法律，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