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为了敷衍求变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宪，先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搜集资料。五大臣出国考察分为两途：一是由载泽、李盛铎、尚其亨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考察；一是由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考察。可怜这些大臣们并不懂国际知识，也不懂各国宪法，因此随五大臣出国的参赞衔江苏候补道熊希龄便出了一个主意，是考察归考察，而报告则请人捉刀。他的妙计是：我们匆匆忙忙到外国，来去仓促，不易搜集各国资料，同时各国国情亦不尽和我国相同，整理起来一定很杂乱，还不如延请一个对宪政有深切研究的人，叫他写出整个轮廓，我们回国时就以之为蓝本，加以润色和整理，然后奏陈。熊这意见马上被五大臣所采纳，熊于是推荐杨度，五大臣也全同意，乃派熊先到东京，请杨负责撰写立宪的文章。当时中国人中有资格写宪法文章的，第一个是梁启超，可是梁是著名的维新派；第二是杨度，熊推荐杨度是很适当的。
　　熊希龄也是北洋时代的重要人物，他是湖南凤凰县人，字秉三，早年曾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所创立的南学会，戊戍政变时以新党嫌疑被清政府“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是常德知府朱其懿认为熊是一个人才，不但把自己妹妹朱其慧许配给熊，同时还聘他在西路师范传习所担任体操教员。湖南巡抚赵尔巽也很赏识他，以“兴学有功”奏请开复他的功名，因此清廷便派他为江苏候补道。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时，他以参赞名义随行。
　　熊在法国巴黎曾闹了一次笑话，原来他们考察团是住在大旅馆中，有一天熊从外国回旅馆，匆匆忙忙回到自己卧房，推门一看，房间中睡了一个赤裸裸一丝不挂的金发美女。熊以为是做梦，揉了揉眼睛，仔细一看，确是一个安琪儿，使他一时没了主意。他遐想到西方的文明，美女竟裸体奉献，这当儿床上的美女仍在海棠春睡，他乃轻轻走近床前，用手碰了一下美女的身体，想把她叫醒，并且细声地说：“女士，这是下官的房间，您为何跑了进来？若被外人见了，恐不方便。”这时女郎已悠然醒来，见到床前一位扁鼻黄脸，还有一条辫子的中国人，也大吃一惊，一面拉了一条毡子盖着自己裸体，一面嚷了起来，叫他滚出去。熊这时仍很礼貌地解释这是自己房间，两人言语不通，女郎叫了起来，全楼旅客都跑了来看，旅客中有一位是五大臣的随员梁鼎甫，一手把熊拉出房间，并向女郎咭咧咕噜地讲了几句洋文，大家才轰然笑了起来。熊仍莫名其妙。梁一面埋怨他，一面解释说：“您走错了一层楼了。这种大旅馆，每层楼的房间都是一样，每间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是一样，今天这个笑话闹得太大了。”原来熊住的是六楼，而他跑到了五楼，就进了同一样的一间房间。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有个叔父杨瑞生曾任朝阳总兵，北洋三杰中的“龙”王士珍曾做过杨瑞生的马弁。杨度曾应光绪廿七年（1901年）闰五月的经济特科初试。这次是光绪在保和殿御试，梁士诒（广东三水人）考中一等第一名，杨度考中一等第二名，这两人后来都是北洋时代兴风作浪的人物。这次发榜后，慈禧照例要打听一下状元的来历，当时的军机大臣瞿鸿玑（湖南善化人）是个糊涂蛋，他顺口奏称：“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孙文的同县人，又和康祖诒（康有为的原名）名字末一字相同，梁头而康尾，定非善良之辈。”慈禧最忌的是维新派，一听之下，不分清红皂白，就取消了这次考试结果，还撤换了阅卷大臣。杨度因此逃往日本流亡，和范源濂（湖南湘阴人）被推为东京留学生会正副会长，并暗中拉拢张之洞。由于杨生性爱好政治活动，同时还有点钱，于是他的饭田町寓所便变成“留日学生俱乐部”和“湖南会馆”。当时和他过从最密的，有黄厪午（黄兴的原名）、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和杨笃生等。后来吴樾谋刺五大臣的炸弹便是杨笃生所手制的。就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人物而论，杨的才智和声势都很高，所以孙中山先生很想拉杨参加革命，曾与程家柽同访杨寓，杨却认为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主张君主立宪。大家谈得并不投机，可是杨度这时却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先生，孙黄两大革命领袖的结合，谁会想得到竟是洪宪鼓吹者杨度介绍的呢！
　　当五大臣周游列国考察宪政后，把梁启超和杨度代笔写的考察报告呈给清政府。光绪卅二年（1906年）七月，清廷召集御前会议，同意了这份报告，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就慈禧来说，她是宁死也不愿见宪政这两个字，所以她只肯勉强地同意了“预备立宪”。
　　光绪卅三年（1907年）清廷把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五大臣推荐杨度“才堪大用”，于是清廷就派杨度为宪法编查馆的提调。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清廷根据宪政编查馆编就的宪法大纲，公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
　　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是和君主立宪派结下了血海深仇，他后来的地位也可说是戊戌六君子的血换来的。如今立宪成为潮流所趋，甚至极端仇视新政的慈禧也不能正面反对，袁是个最会见风使舵的人，大势所趋他也不能不改弦易辙，因此他拉拢了宪政红人杨度做入幕之宾，自己也表现了热心推进宪政的姿态，加上他手中有一封张謇的长函，劝他倡行宪政，所以他也俨然成了推动宪政的领导人物。
　　这时满族亲贵是极反对行宪的，袁世凯乃请庆亲王奕劻向慈禧提出建议：行宪是清王朝万世一系的可靠保证，同时借此可以和缓革命危机，转移全国视线，因此最好由清廷延揽几个精通宪法的专家，在颐和园向满族亲贵开讲宪法可以救国的专题，让他们懂得这个道理，才不会反对立宪。慈禧接受了这个提议，袁乃推荐杨度做讲师，在颐和园开讲立宪可以救国。据说颐和园中讨论宪政和救国的大道理时，有位福建才子郑孝胥发出一个惊人的议论，他说：“我认为立宪救国，不如借款救国有效。”别人问他：“借款救国是什么道理？”他说：“这还不简单，我们向外国借款，他们穷了，我们富了，这不是救国了吗？”
　　满族贵族始终认为推行宪政就会削弱君主的特权，同时又是给汉族揽权的机会，所以固执地反对。杨度虽鼓起了如簧巧舌也说不动他们。
　　两位汉族的军机大臣张之洞和袁世凯对于宪政的意见也不一致。张之洞是一个考据家，他要一套宪政大纲是能符合中国历朝制度，同时有历史根据的宪政大纲；袁则主张要能富国强兵，吸收东西各国优点的宪政大纲。这样一来，满汉大臣已不能协调，两位汉大臣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立宪声浪虽大，却找不出可行之路来。
　　宣统元年（1909年）载沣当国执政后最难应付的，便是全国要求“立宪”了。这种要求已不似在慈禧时代可以用敷衍和推托便可了事，必须先把实行宪政的日期确订出来，因此清廷乃宣布在这年九月一日设立各省咨议局，以使立宪活动可以从地方开始，然后在九年内立宪。各省咨议局有点像今天省议会一样，不过议员都不由选举产生的，无论议员也好，议长也好，都是由地方的名流和绅士担任，如江苏咨议局议长是名重一时的南通状元张謇，湖北议长是汤化龙，湖南议长是谭延闿，山东议长是丁世铎，四川议长是蒲殿俊。
　　咨议局的出现，使一般君主立宪派或者比较头脑进步的知识分子得到一种鼓励，认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不必通过革命的激烈手段，只要迫使清廷认真实行虚君实宪，把政权交给责任内阁，中国就有救了，东邻日本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因此他们联合各省咨议局，组成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清廷在首都所在地早日召开国会，他们用提前召开国会的办法，来抵销清廷九年行宪的拖延战术。
　　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勉强地接纳全国召开国会的要求，成立一个中央的咨询机构——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一部分由皇帝敕任，一部分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由各省推选出来的资政院议员，后来在北京组成了一个“宪友会”，同时在各省咨议局设立“宪友会支部”，自此君主立宪派自己有了活动的团体，由中央到地方可以自成一系了。由于君主立宪运动成为当时一股激烈的潮流，大家都觉得只有早日行宪才能救国，因此宣统二年（1910年）冬天，中央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廷早日召开国会，颁布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于是清廷乃宣布缩短立宪预备期为五年，由宣统元年（1909年）算起，到宣统五年（1913年）正式召开国会。这样让步仍不能缓和愈来愈烈的行宪要求，因此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宣布先设置内阁，派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为内阁协理大臣，作为是立宪的形式。内阁有13名阁员，其中满族占九名，掌握军事、民政、财政大政；而汉族只占了四名，掌握些不相干的部曹。奕劻在满汉大臣中地位虽很崇高，可是他却是出名的“贪官”，他有“庆记公司”之名，公然接受贿赂，不以为耻。
　　换汤不换药，清廷只是想用假“立宪”来敷衍求变的广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