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其《论正统》中说，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皆以正统自居，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权。“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而一般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则“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正统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到了清代已达到了高度完备、登峰造极的顶点，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正统皇权思想、忠君思想等政治伦理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既然皇帝乃“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因此君主的权力，决不能有任何人分享。否则，即是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中，清廷决定从热河回銮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显然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銮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奕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銮等罪名。她正是利用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发动了朝局之变，开两宫垂帘听政，这是咸丰帝万万始料未及的。

1861年11月2日，奕沂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诉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诉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沂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褫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另据王闫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诉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诉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由此可见，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虽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也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充分显示出来，诚如台湾学者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就慈禧个人而言，她的确善于玩弄政治权术。但人们切不可忘记的另一点是，她之所以能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数十年之久，并非仅仅是其具有多么高深莫测的政治本领或手段，而是其特殊的地位和身分。她占有新帝生母的有利地位，更便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正统皇权代表者的政治优势，在以后对恭亲王奕沂的多次贬抑打击中，在其维护个人权力的诸次斗争中，都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