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