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晚清军政重臣，洋务派首领，淮军、北洋海军创始人和统帅。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惨遭失败，古老落后的封建军事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中国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尝试，李鸿章就是此项改革的先驱。他基于对国内外形式及军事制度的了解，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近代化的军事制度的改革。

1. 呼吁改革兵制兵役制度是关系军事近代化程度高低的一项重要制度，绿营八旗以世兵为主，湘军营勇则招募而来，清朝的世兵制和募兵制都带有明显的传统色彩，与近代军事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李鸿章对清朝军事制度的诸多弊端具有一定的认识，他深感旧的武装力量结构极不合理，绿营八旗毫无战斗力，却仍然保留，新兴的勇营防军担负着国防重任，却时募时裁，极不稳定，国家既要养兵又要募勇，政府筹饷艰巨，官兵待遇低，兵未养好勇亦不甚可靠。因此，他一度提出要改易兵制，建立近代水师。

1864年李鸿章多次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建议:“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目于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李鸿章改革军事的主张，是从抵御外侮出发的，他的改革主张，击中了绿营的弊端，他希望通过专精火器，设厂制造兵船，发展水师，使绿营踏上近代化之路，然而当时的清廷正全力恢复旧制，对李之建议未予接受。

到了19世纪70年代，欧洲列强及东方的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边疆出现了新的危机，李鸿章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应改革军制。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外关系紧张，李鸿章乘机建议改革军制，他说:“战守天具不可以和，允为古今御侮长策，平日不求武备，临事能无张皇，中国旗绿营兵及向用军器不足以制发捻，自为外人所轻。日本海隅小邦，与西国通商甫数年，水陆兵制与枪炮利器事事募仿泰西，且严禁天主教、鸦片烟。强邻四逼，而不极时奋发，其何能支!”1872年，有人主张裁撤福州船政局，李鸿章表示坚决反对，并建议“裁撤各省内外红单拖缯艇船，而配以自造兵轮船，即以艇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费”，逐渐发展近代水师，在1874年的海防讨论中，李鸿章积极主张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谁有优势的海军，就能控制国际局势”。他从近代列强的炮舰政策，以及后来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都在沿海进行，证明了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水师，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建立近代化海军的同时要整顿陆军。“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但用旗绿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并不足以灭土寇……凡绿营额兵，疲弱勇营，酌加裁减，其饷即加新练之队。”

李鸿章再三呼吁改革兵制，表明了他是中国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倡导者，他虽然提出了改革兵制的主张，但并未提出彻底废除旧兵而仅仅要求进行有限的修补，“尽汰疲弱，厚给粮饷”，“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实际执行的结果是，部分绿营八旗名义上变成了练军，而练军在根本上并未脱离绿营八旗旧制，1874年也承认练兵“亦不可信”，此后仍未见其彻底废止绿营八旗的主张。

2. 更新清军装备，推进淮军近代化通常，衡量一个军队的优劣，主要看其战斗力的强弱，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基本因素有二:一是武器装备；二是掌握武器装备的人。武器装备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淮军建军后战斗力大幅提高所依恃的就是武器装备的更新。

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抵达上海不久，通过与洋枪队和在沪洋人的接触，很快就认识到中国旧式冷热兵器的不足和洋枪洋炮的威力，产生了改进清军装备的想法。他说:洋兵“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因此，“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坚意要学洋人”。李鸿章亲自主持淮军装备的改良工作，淮军最初的武器装备除刀矛弓矢等冷兵器外就是清军传统的鸟枪、抬枪和劈山炮。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之后，“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862年7月，李鸿章首先将其亲兵营，即韩正国所统亲兵二营改为洋枪队，并在8月的七宝街、北新泾之战中获大胜。自此以后，他更坚定了更新装备提高战斗力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