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进入奴隶制这一阶级社会的第一种形态以后，女子被男子统治并沦为男子的工具和玩物，妓女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显著标志之一。

　　一、妓女产生的本质原因

　　关于中国妓女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在外国历史上盛行一种妓女起源于宗教的说法，例如建立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出现了妓女，在汉摩拉比王（公元前１７５０年）当政时，神殿里除了男祭司、佣仆、工匠外，还有不少很受人尊敬的女祭司，她们通常来自优裕的家庭；另外，还有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服务的“圣职妓女”，她们的收入似乎是神殿主要的经济来源。公元前５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描写巴比伦神殿里的妓女说：“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仆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所以，那时做妓女并不感到是种耻辱。在我国，过去长期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把那个时代称为“巫娼时代”。可是近年来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存在过近似巴比伦、古希腊女祭司的女巫，但在史书与宗教典籍中找不出一条关于殷商女巫卖淫的确凿材料，从而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家庭所蓄养的家妓（女乐、倡优），并在许多历史事实和不少典籍中把“妓”解释为“女乐”，把“倡”也解释为“女乐”来论证。

　　对于这些问题，当然还可以深入研究。但应该指出的是，后世的妓女在古代可能有多种来源，或者可以说，有几种因素对妓女的产生有影响；同时，对妓女的性质也应加以界定。妓女，一般说来，是以卖淫为业的妇女，而卖淫，则是以肉体换取金钱。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今日的妓女，当然是完全符合的。但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的所谓妓女，就不完全符合了。例如“宗教妓女”，女子和多个男子性交，其目的是为了宗教信仰，是为了履行对神的义务，而主要不是为了金钱；再如“家妓”，女子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被迫为某个统治者或某几个统治者（如官宦子弟、官僚的下属等）提供娱乐服务或性服务，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了金钱。以上这些性质都和后世对妓女的理解不同，可以称之为“妓女的雏型”，她们对后世妓女有很大影响。当然，从她们为许多男子提供性服务来看，称她们为妓女也未尝不可。

　　其实，妓女产生的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从私有制社会建立初期的情况来看，大致有以下这些需要和可能：

　　第一，私有制建立以后，女子沦为男子的附庸和玩物。既然女子是玩物，对有些男子来说，就要换换新鲜，玩女人越多越好，光是一妻数妾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野花”比“家花”更富有刺激。

　　第二，在私有制社会，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巩固，随着商人的出现，权力和财富日益集中，这使某些人迷恋声色犬马、耽于享乐成为可能。

　　第三，当时的大小奴隶主在家庭中占有和蓄养大批女奴，这样就使社会上的男女比例失调，出现了不少娶不到老婆的鳏夫。同时，城市的出现，商业的发展，人员流动的增加，有不少军人、商人、游士、手工业者远离家庭，外出谋生，他们和鳏夫一样，要解决性欲问题，或暂时解决性欲问题，这就增加了对妓女的需要。

　　第四，城市和商业的发达使有些农村经济破产，有些妇女无以为生，商品交换原则使她们不得不以肉体来换取金钱，并成为可能。

　　二、管仲设“女闾”

　　由此看来，我国古代妓女的出现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家妓”，可能还有“巫妓”（巫娼），以后又发展为“宫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去。

　　至于“家妓”，也许是从夏桀蓄女乐、倡优达３万人开始的，有人把这称为“奴隶娼妓”。以后，此风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将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广蓄女奴为乐，并以蓄女奴的多寡作为炫耀权势和财产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女奴往往都负有呈身与献技的双重使命，供奴隶主淫乐，史书上称她们为侍姬、小妾、声妓、歌姬、舞姬，也有称为美人、女乐、倡伎的，我们可以把她们统称为“家妓”。《周礼》上所举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选貌美才长的女子供皇帝淫乐。对皇帝的家妓后世也有称之为“御妓”、“宫妓”的。西周是奴隶制度极盛的社会，蓄女奴之风甚广，所以可以认为“家妓”、“奴隶娼妓”自西周始。

　　以后，这些受奴隶主控制的“家妓”，逐渐演变为“官妓”，即由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服务发展为面向社会、为奴隶主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目的服务。在春秋初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设“女闾”，《东周策》叙述这件事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闾”是门的意思，在宫中以门为市，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国家经营妓院的开始。据历史记载，西方的国营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伦，他决定开设国营妓院还受到群众的赞美，说这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５９４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６８５年，死于周襄王齐七年，即公元前６４５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５０年左右。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千里”。

　　《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选了８０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乐”，还有３０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

　　此外，还有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就输送了一批妇女到军队“慰劳”，这是管子“女闾”的变相，汉代“营妓”的先声。

　　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都属于“官妓”的性质。以后，随着商业的繁盛、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指出，在战国时“媵”制（一个女子出嫁，有几个女子相随而嫁的，叫做“媵”，此风起源甚古，在春秋时还盛行。）已消灭，人们不得不另觅纵欲途径，这是娼妓兴盛的“最大原因”。但是，看来这个“最大原因”还是要到经济发展中去寻找。

　　对此，古书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则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史记·货殖传》说：“越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从这个时代开始，娼妓问题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贯穿在中国的整个性文化中，直到今日。现代社会中有些女子，千方百计地以色相勾引男子，为了“奔富厚”，不择老少、不远千里地外出卖淫，和两千多年前《史记·货殖传》的那段描写，是何等相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