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孟子家乡的事，孟子是邹人，邹大约只有现代的一个小县那么大，姑且称 他为一个国。其实邹和邾，也都属于鲁国的境内，用现代的观念来讲，相当于鲁国 的一个独立市。

邹和鲁国，发生了权利上的争执，这是一次很大很激烈的冲突。邹穆公问孟子 说，在这一次和鲁国的激烈冲突当中，我的高级干部死了三十三个人，而这些干部 的属下和辖区的老百姓，没有一个肯为他们的长官效死。要是杀掉这些人吧，人数 实在太多了，杀不胜杀。可是不杀罢，他们将来还是这样眼看着长官战死而不去援 救，这样怎么行呢？真是杀也不好，不杀也不好，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在平时遇到水旱灾害，农产歉收的凶年，你的老百姓们没有饭吃。年 纪大，身体弱的，饿死在路旁；年纪轻，身体健壮，走得动的，就离乡背井，向外 逃生。在邹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逃亡的人，就高达几千人之多，占了你全部人口 的很大比例。但是你政府的粮仓里面，多的是粮食，财库里的钱也很充裕，有足够 的力量帮助这些老百姓。可是你的干部们，当时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痛苦情形告诉你， 他们这样骄慢而不理政事，结果残害了多少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孔子的学生曾子曾 经说过，做事要特别小心谨慎，凡事是有因果报应的。怎么出去，就怎样回来；如 何待人，人也将如何待你。所以在平时老百姓吃了他长官的亏。现在他们也就眼看 着他们的长官受难，不出来救援了。这正是他们饥饿时，长官不救援他们的一种还 报，你穆公还有什么好责怪埋怨的呢？如果从今以后，实行仁政，爱护老百姓，老 百姓当然也就敬爱他们的长官，当长官有难的时候，他们当然就会拼死命去保护救 助了。

这一段中，孟子所说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之一，也是政治领导 人的最高领导原则。中国文化处处讲因果，这因果的观念并不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以后，才开始确立，并普遍被社会应用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易经》老早就有这 种思想，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至于孟子，这里所 引用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同样是因果报应的观念。

在政治上，我们看历史的演变，就是因果报应。我们如果从因果中去看历史， 可以发现许多很奇妙的事情。就拿我们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来说，埃及的总 统萨达特，很了不起。那天我打开电视，看见他突然冒险访问以色列的消息，就知 道他一定有影响力。同时也预料到以色列的贝京，也一定会去埃及报聘，也可以说 两个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将来对于中东地区的谋和，犹太与阿拉伯两个民族去嫌释 怨，总会有帮助的。假定我们处身在一百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这两人之 间的一往一来情形，以及诚心谋和与否的因果报应，则是一件在因果律上，很有趣 的，能证实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开这个因果律。我们中国的历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怎么来 的江山，也将怎么样的失去；怎么样取得的政权，也是怎么样的交出去。仔细研究 外国的史实，又何尝逃过此一法则。

我们随手举一个例子，宋朝的皇帝赵匡胤，据说他自己并不想当皇帝，而是陈 桥兵变，部下们硬把皇帝所穿的黄袍加在他的身上的。当时的皇帝，是后周的柴荣。 他在位时死了，儿子还小，只有六七岁，而赵匡胤是柴荣当时的殿前点检使，等于 是宪兵总司令或首都卫戍司令等要职。就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当了皇帝，所以 到了元初，在宋朝垮了的时候，有人非常感慨地作了两首诗说：“记得陈桥兵变时， 欺她寡妇与孤儿。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 回首见征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 我们再看清朝，进主中国，是孤儿寡妇入关，而最后一代皇帝，又是寡妇孤儿 悄然出关。因果报应，丝毫不爽。读了元人那首诗，我也曾经依样画葫芦的写过一 首：“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二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博仪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抱他坐上金銮殿的大交椅上时， 他大哭起来，他的父亲摄政王拍拍他，安慰说：“不要哭，快完了！”果然很快就 完了。这就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的道理。所以国家也好，个人的事业也好， 都是怎么起来，也是怎样下去。经过时间的证明，长期观之，可以说是必然律的回 互，并非偶然如此的。

至于《孟子》书中的“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两句文言，尤其别 具韵味，而且也特别悲凉。岂但战国时代的老百姓们如此，几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 都是过着这种艰苦的日子。“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大地尽是一片流 民饥荒的景象。悲凉，惨痛！岂是言语文字所能尽其形容的。社会的贫病到了这种 情形，便正如左宗棠的诗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贪 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且看所谓工商业发达的社会现象呢？ 虽然没有孟子这两句话那样悲惨，但是在物质文明发展之下的一般社会状况，农村 乡镇的衰落偏废，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它的变相结果，也有“老弱困守故土，壮 者散处四方”的景况。尤其对我们一般具有出国狂热的心理病态的社会而言，也同 样会有此悲鸣，岂但只是衰乱时势如此而已！

除此以外，由邹穆公与孟子这一段对话中，引出一个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上极 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讨论。

根据本文邹穆公的发问，认为他的国家有了重大的变故，而一般守上有责的高 级干部们，死难的不少，但是他们的部下，以及基层的民众们，根本视若无睹，好 像毫不相干似的。我们平常也都读过《孟子》，但是重点往往被《孟子》的文章才 气掩盖过去。甚至可以说，我们被古文语调困住了，忽略了其中有两个极其重大的 基本问题。孟子当时既非尽情发挥得明明白白，我们后世读来，也未仔细寻思，只 是马马虎虎地读过去了。

在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的传统道德中，过去的历史上，“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 尽忠死国事。”这是不易的原则。自三代以后，春秋以下，无论君主政体与否，这 个民族文化、民族教育的基本精神，是始终不变的。这种根基深厚的民族精神，当 然，最具体而得力的，便是孔子著《春秋》以后的孔孟一脉的儒家学术思想。而在 宋、元以后，再根深蒂固地往下层扎下根基的，则归功于几部有关历史故事的小说， 如《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等，把固有文化道德仁义的精神，如重然诺守信 义的义气风范，融会在国民生活的每一环节，打入每一个人心，打入每一代子孙心 坎深处。加上宋明以来理学家们在臣道、臣节上的深厚修养与发挥，因此在宋、元、 明、清之间，士大夫们死难于臣节、尽忠报国的典型，比之以往的历史，更加激烈 而具体，更加庄严而可敬。

其实这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由来久远，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例如 孟子讲三道，动辄便提出周初开国的文武之业来作标榜。但事实上，以商纣的暴虐， 虽经周武王鼎革以后，政治上的种种努力，但将近百年之间，用现代人的话来说， 将近一个世纪，还有“殷之顽民”，始终与周朝并不合作。最明显的，便如初期的 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实，历史上所记载的“殷之顽 民”，也就是前代商朝遗民的忠贞志士，因为作史者立场，所以称他们为“顽民”， 也就是所谓的顽固分子。因此周武王的分封诸侯，封微子于宋，以祀殷商之后，固 然是武王的仁心德政，同时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措施。

其余信手拈来，如众所周知的汉初田横五百壮士，义不投汉，集体自杀以全节 义；项羽的八千子弟，统统战死乌江；这些都是荦荦大者，尽人皆知的历史故事。 其他有关历代在成败、存亡续绝之际，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这是 中国文化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国家，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不能不 加注意，应该大书而特书的。例如元朝与清朝的入关，在战役中遇到战死不屈的忠 义之臣，或是后来被俘而不投降的忠贞志士，不但不加凌辱，反而恭敬礼遇，虽依 法执刑，死后仍善为安葬，示以生荣死祭以表忠贞。而对那些轻易投降，卖主求荣 的，便为他们另外立了“二臣传”，以表示有亏节操。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 神，岂可以尽把它列入“愚忠”两字而轻轻抹煞。而且这种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 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 主体制的时代，就不需要对国家民族有此忠义的节操，那便是大错特错，是自己对 自己民族文化的愚昧无知了。

问题不能扯得离题太远，现在再回转来看邹穆公这一段的对话。邹是战国当时 的蕞尔小国，微不足道。但当他国家有难的时候，守上有责的高级臣僚，死难的如 此之多。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表示邹鲁之邦，确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抵。尽管主 懦国弱，而文化教育的风范，始终未变。但是邹穆公再进一步要求他国内的全民尽 忠，那么问题就太不简单了。所以孟子有下一段的答复，也便是反映出对当时邦君 们的一种警告，一番抗议。这便是我方才说要特别注意的一段。同时也是中国文化 历史哲学的重点之一。

讨论到前面中国文化，有关历史哲学这一类问题，我们看到自从孔子著《春秋》 而使乱臣贼子惧的精神以外，历代历朝的历史，也都是继承孔子的学术重点—— 《春秋》责备贤者，特别是要求君圣臣贤，或明君良相的一贯精神。对于林林总总 遗下编氓的一般国民们，从来没有过于苛求，并非像邹穆公的希望一样，要求基层 的国民们，也要层层尽忠，为他们的长上——长官去尽忠尽节。

有人说，我们的“二十六史”，只是一部军政统治的总帐簿，比起西方后来的 历史学观点，大为逊色。这个问题的是非好坏，暂且不谈。现在只讲我们过去的历 史记载，特别注重，也特别强调君臣之间——执行仁义政纲上，君道的明智和昏庸， 以及臣道的忠贞和奸佞。而对于基层地方的吏治问题，几乎都忽略了。过去虽然也 注重吏治的清明与否，但过去历史所提吏治的“吏”，大体上是指官而言，并非如 现代观念，包括了地方行政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实上，依我的研究看来，两千年来 的一部中国政治史，无论是哪个朝代，哪个政治体制——礼治和法制，甚至可以说， 不论君主或民主，任何一个时代的兴盛与变乱，基本上的问题，都出在吏治——地 方行政的基层干部上面。历代的大小变乱，大部分最初的原因，都是由于官逼民变， 吏虐民反的结果。过去如此，近代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许多高明的论政，如切中时弊的奏议，以及讨 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哲学的文章，也不知有多少。但其中心思想，都 是对中央政府执政者的朝廷而言。一旦时逢明君，宠加采纳，那些高明之士，仍然 身居台阁，位入中枢，官阶愈来高，隔离民间疾苦，距离民痪也愈远。试问，又有 几人肯请求降调，愿意深入乡村民间，作一个里正、保正芝麻绿豆大的地方基层干 部呢？

我也常思索其中的道理，几乎是一个永远矛盾，无法调和的事实。譬如，美仑 美奂的伟大建筑，在外观上，一定是铺置名贵高华的装满，绝对不可能把基层的泥 沙粗石摆出来。但事实上，这座宏传建筑的牢固存在，非要底层厚实的泥土沙石不 可。如果颠倒来用，不但不美，而且根本无法落成。人们只瞻仰表层的高华，总是 忘却了基层的功绩。所以由平民而变成为高明的知识分子以后，渐渐距离基层的平 民愈来愈远。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结果。

例如春秋战国的取士以治民，士大夫一入仕途，在理论上，固然仍须力求善政 以利民，但在事实上，却只是巩固自己的权势，当然离开民瘼愈远。汉代注重地方 治平，重视二干石的郡守——太守，但是它距离下层民众还是很远。唐代重刺史— —即等于汉代重视二千石郡守的遗风，然而在盛唐以后的刺史，大多数是分发考取 功名的进士们来担当其任，因此难免有“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的气 概，而于基层民间的疾苦，也就愈来愈远了。于是，外面则藩镇（军阀）专权，目 无中央；内廷则宦官操政，女祸把持，天下事就不问可知了。

顺便提到一首明人的打油诗，夹点笑话给大家轻松轻松。这首诗是描叙一个人 一生的转变情况，现在如用来比方过去历史上官与民之间隔，却也很有趣。它的前 面两句，便是刚才提到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可以作为旧时代 达官而兼名士的写照。接着是“而今事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后面两句可 作为一般社会民生基层情景的描述，或者是退职后清苦生活的写照。这不是很幽默 吗？

明清两代，承元朝的政治体制演变，自中央级的朝廷以下，形成三级政治，即 所谓省、府（州或道）、县治。虽然注重亲民之官的县官大老爷，但是那些多半是 从进士、举人出身的外放地方官，自然十之七八，都是读书做八股文的书生。所以 地方政治，全靠幕僚的师爷——刑名与钱谷两个得力助手的机要秘书。因此有人说， 清代的政治，是为绍兴师爷所把持的天下。上自内阁中书衙门，下至府县，的确也 是如此。至于真正的民间疾苦，所谓下情而能上达，几乎比登天还难了。

我们只是粗枝大叶地把历史上这些事实作个了解，那么，便可知道过去一部中 国政治制度史上，皇帝的中央政府——朝廷，是高高在上，悬空独立的。各级的官 吏，在理论上，应该是沟通上下，为民办事。而事实上，一旦身为地方官，“天高 皇帝远，猴子称霸王”，任所欲为的事实也太多了。我们试想，以此图功，何事能 办？以此谋国，焉得不亡！然而，我们的民族性，素来以仁义为怀，老百姓始终顺 天之则，非常良善，只要你能使他们做到如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 亡”，也就安居乐业，日子虽然苦一点，还是不埋怨的。除非是你使他们真的受不 了，真的走投无路了，否则你做你的皇帝，当你的官，与他毫不相干。这便是中国 历史上政治哲学的重点之一。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官吏和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是 如此，在邹穆公问孟子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么，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甚至内心气 愤得想杀些人来发泄一下，镇压一下，这岂非超越于政治原则之外，无乃太过乎！

现在是民主时代，也是注重基层政治工作的时代。为民服务的基层工作，实在 是一件神圣伟大的使命，很不简单，最上层到中枢各部院政令的推行，一节一节地 统统汇集到了基层。其间事务的繁忙，头绪的芜杂，并不亚于上层执政者天天开会， 随时开会的痛苦。而最难办的，往往是各部门的政令，缺乏横的整体的协调，致使 政令达到基层时，有许多矛盾抵触之处，无法执行，只好一搁拉倒。还有许多政令， 可以用在甲地，却不适用于乙地，更不合于丙地的事实，但是也例行公文，训令照 办不误。实在难以作到，也只有一搁了事。还有最重要的，什么高官厚禄，实至名 归，风光热闹的事，都集中在上层朝市。基层工作者，必须具备有愿入地狱的菩萨 心肠，和成功不必在找的圣贤怀抱。照这样情况，我也常常想，假如叫我到穷乡僻 壤，长期担任一个国民小学教员，是不是真能心甘情愿地尽心尽力去做得好？我对 自己的答案是：恐怕未必。己所不欲，何望于人。推己及人，如何可以要求他人呢？

总之，所得的结论便是，从古至今，基层的工作，能于的不肯干，肯干的不能 干。因此，真正参与工作的，就是一批不是不能干，就是不肯干的人。往往为政府 帮倒忙，作了丧失民心的工作，你看怎么办？至于说贪污不贪污，那还是另一附带 的问题，不必去讨论。

有时朋友们与我谈到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基层工作者是如何如何的好，因此才 有的今天的成就。我说，不错。美国还年轻，历史还浅，所以历史文化的包袱也轻。 甚至还没有背上历史文化的包袱。我倒祝福他们永远如此年轻，不要背上历史文化 的包袱才好。一旦老大，历史文化包袱的根基愈深，要想有所改革当然愈难，那就 得慢慢地潜移默化，不可能再像现在这样立竿见影了。

至于经过民选，来自民间的现代官员，他们的功过、是非与善恶，且等历史作 定评吧！不过，千万要记住，历史是公平的天秤，也真有明镜高悬，可以照见善恶 而使原形毕露的作用，大须留心从事，多读民族文化的宝典，培养仁心仁术，以立 己立人。

记得明人冯梦龙就有段论调怪诞的小品，写得很好，特别抄录一节，给自认为 民主时代民意代表的青年朋友做一个借镜。

昔富平孙家宰在位日，请进士谒选，齐往受教。孙曰：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 怪。真名臣之言也。

岂但做官，做人也是一样。民主时代的民选，更须切莫作怪。我们看了这一段 似幽默，其实严肃的小品文，再回转来看孟子答邹穆公的问题，便可以说，只恐穆 公守上有责的有司们，早已经国太作怪而失去民心。因此孟子的结论一句话：“君 无尤焉”，又怎能责怪下民呢！

除此以外，在邹穆公的观念中，认为他守土有责的重臣们既能尽忠，为什么更 下层的干部们，就不能为他们尽节？这个道理，在理论上讲，说来话更长了。总之， 要了解中国文化的重心，无论是儒家或诸子百家的学术修养，都是做人和做事合而 为一的。仔细体认历史，便可知道有些人的一生，事业功名是成就了。但不能说他 做人也成功了。有的人，一生做人成功，但并无事业功名上的成就。如果兼而有之， 应该是不圣亦贤了。

例如明代的名臣张江陵——居正，是万历当时的权臣名相，可算是一个大政治 家，但因个性急躁，修养不足，所谓“操切为政”，往往便不能优容气节之士。好 多理学名儒，因为意见不合而被压制不伸。但在张江陵当政的时期，的确做到了兵 强国富，其功实有不可掩盖者。可是当他身死以后，结果弄得抄家破产，大儿子被 逼上吊，老太太也被逼得流离失所。固然是明代朱氏王朝的作风，惯于苛待功臣， 大有失德之处。但张江陵的做事成功而做人失败，实在也不免有话分两截的必要。 当时有人经过张江陵的住宅，看到荒草丛生，一片凄凉的景色，和当年的煊赫对照， 便大生感慨。就拿笔提诗在张宅的破壁上说：“恩怨尽时归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这两句诗，和张江陵的生平，正好用来作为邹穆公问孟子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春秋、战国两个时代，膝、薛仅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国。但在《论语》及 《孟子》书中，都有所论及。所以国虽小，在孔孟的声光照耀之下，却也有名起来。 《论语·宪问》篇中记载着：“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就是这个滕国。不过孔孟两个时代不同，滕、薛的情形也不一样了。

这次是孟子从齐国再度回来，路过滕国。滕国是一个小国，而东北面毗邻了强 大的齐国，南面又和强大的楚国接壤。我这个小国，夹在这两个大国的中间，所谓 “两大之间难为小”，我应该向齐国靠拢好呢？或者是投向楚国比较好呢？

滕文公把这个难题提出来，向这位高人孟子请教。孟子也的确是高明，他答复 滕文公说：“你提出这个问题，对不起，我也没办法。有办法也不能讲，碍难启齿。” 滕文公听孟子这样的答复，当然非常失望，脸色就沮丧难看。孟子见他这副样子， 又过意不去，于是对他说：在不得已之下，那么只有一条路比较好。你把你自己的 内政先理好，增加老百姓的向心力，团结起来。然后，加强你的国防设施，把护城 河挖得深深的，把城墙加高加厚起来，巩固你国防线上的防御工程。和全国老百姓， 上下一致，同心合力，保卫自己的疆土，虽然战死，也不离开本位，甚至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自强自立，宁可亡国，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先有这样的准备，还 可以有所作为。

在这里，我们看到孟子答复“两大之间难为小”的基本原则，只有自强自立的 一条路。其实个人作人也是一样，不自强，不自立，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在两大 之羊，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个人事、国家事、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自强自立，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尤其以一个小国家为然，介于国际上强国之间的自处，除了自立自强以外，绝无其 他妥协的良策。况且愈妥协，将愈增加困难。因此孟子便指出，宁可亡国，也不可 丧失国格或人格的原则，作为答复。

有一次，滕文公再进一步向孟子请教说，薛和我一样是个小国，可是出现强邻 的齐国，要在薛国建筑城池，也就是在薛国的领土上，建筑坚强的军事基地。薛国 也是我的邻近小国，有同病相怜，唇亡齿寒的威胁。看这种国际趋势，下一步很可 能要轮到我头上了。这种威胁实在让人忧虑。你看，该怎么办好呢？

这个薛国也早已归入了齐国的版图，被齐宣王封为孟尝君田文的地盘。那就是， 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门下客，弹挟而歌的冯讠爰，强作主张，代表孟尝君到薛国收 取租债，一把火烧了所有债务人契据，以收买民心的名城。

孟子又是拿出他最崇拜的，也是周代历史上最能谦让、最光荣的一代——太王 的史实。他说，从前太王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难以自处，因此搬到歧山下面 去住。并不是因为歧山比分阝更好，土地更肥沃，而是在分阝被好勇斗狠的胡人欺 凌，没有办法，不得已才避到岐山去了的。当时太王虽被迫迁移，但却忍辱负重地 生聚教训，所以后代子孙——文王、武王起来，才建立了周朝几百年的政权。你可 以效法他这种为善的精神，后代的子孙就一定能称王天下。大丈夫要创业就要树立 一个美好的典范给后人，为了使子孙能够继承下去，在个人方面，无论读书、经商， 或任何行业，都应如此。一定要有这个志向，能不能成功，那是天命。如今你地方 小，四面又有强邻，只有用太王这种精神去做，勉强站起来，但不是站起来去跟人 争强斗胜，而是自己勉励为善，巩固内部，自立自强，然后才能慢慢强大，受到别 人尊重。

孟子这理论非常对，两大强国的斗争之下，处在中间的弱小国家，若想自立自 强，的确是很难的。我们看宋初的局面，吴越王钱鏐的孙子钱椒，本来和赵匡胤、 李后主一样，也是独立为王，他一看到天下大势，自陈桥兵变之后，赵匡胤号令天 下的章法，他便表示投诚拥护，推赵匡胤当中国的老板。到宋太宗时，自己取消了 国号。他认为这样做，则自己后代的子孙，不失为诸侯，永远是方面大员。否则的 话，自己估计一切的能力，未必可胜得过宋朝。战败了，不只是自己难保，就是子 孙也难保。其实他这样做，还是在等候时机，要想办法再起来，希望自己留有最后 一点小本钱，必要时才能有所作为。

至于同时代的南唐李后主就不同了，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曾经向赵匡胤上表 称臣，奈何他一天到晚感叹在诗词之中，诗词做得太好了，下不了决心，如果下得 了决心，真正能够有所作为，早就起来有所作为了，即使打败了，也是光荣的。等 到曹彬的大兵团攻到南京的时候，用一根绳子上吊也行，又怕死，要投降又觉得没 面子，最后当了俘虏，被曹彬解送到京，只有在船上作诗感慨，那又有什么用？赵 匡胤批评他说，李煜肯把作诗填词的精神来治国，就不会是今天的下场了。所以要 嘛，就强为善；不能强为善，就保子孙，留元气，以待后来。

国家大势如此，个人事业也如此。站得起来就站起来，站不起来就得见机振作。 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他在站不起来时不肯爬，爬不动时又不肯躺下，还老是觉 得自己是站在那里，其实并没有站着，这样就很可怜了。总之，人生哲学和政治哲 学的道理一样的。

在《孟子》书中，这一段和上一段，怎样看，都是同一个问题的重复记述。只 是一个详细，一个简化而已。可能是孟子门人编辑时的疏忽，但无法考证清楚。

胜文公又问，我就算尽心竭力地奉承这两个国家，最后还是免不了他们的侵略， 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还是告诉他说，从前周太工住在分阝地，狄人侵犯他。大王拿皮货和币帛 去贿赂，可是没有用。又送狄人喜爱的狗和马去讨好他，仍旧没有收到效果。最后 拿珍珠和宝玉去，仍免不了狄人的侵犯。（这等于后来宋朝对辽金元的情形一样， 非常痛苦，也非常可怜。）在这种情形之下，太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迁都另作他 图，离开分阝这个地方。行前召集分阝地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我曾经听说过， 一个君子仁人，是不会拿用来保养大家的事物，来作害人之用。现在外族人来侵略 我们，我曾经为了大家的安居乐业，送给他们好多财物，可是他们的侵略，始终没 有停止。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们这块土地，得不到这块土地，将永不罢休。 本来我是希望以我们现居的土地，使大家过安定生活的，而现在竟因为我有了这土 地，使狄人不断来攻击我们，那等于我用土地来害大家遭受战争之苦，这是不应该 的。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你们不必顾虑找不到更好的领导人。为了不牵累你们， 我将离开这里，你们多加保重了。

我们从孟子这段叙述，可知在古代宗法社会里，一个好的领导君主，也是那么 可怜的。孟子只讲周太王这个例子。其实，上古史中，如周太王的情形也不少。后 世和元朝的创业之主成吉思汗，在少年时代，和他的寡母生活在沙漠地带，经常被 人欺负，也是非常的可怜。境也是和周太王当时的情形差不多，只是元朝民族没有 文化根基，所以不如周代绵延久远。

接着孟子又说，大王对他的子民耆老们谈话后，就带了家人，翻过梁山，跋涉 到歧山下面定居。但是居住在原地分阝的老百姓们都说，太王是一个好领袖，我们 不可以失去这样的领袖，于是大家也放弃了在分阝的土地，跟着太王到歧山下面一 起居住，重新开辟新的天地。这样跟来的人很多，一股新兴的力量，像市集一样涌 进歧山之下，巩固了大王的基地。

孟子又说，还有人持另一个论点，认为凡是世代相传下来的土地，所谓的“世 居之地”，应该好好地守着，不可以在你这一代手里，放弃祖宗的基业。那么你就 宁可战死，宁愿亡国，也不要轻言放弃，只有死守了。

这是从守土有责的论点出发，也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所在北宋时代，辽、金互 相消长的时期，辽国末代的宰相左企弓在朝中力争，不可放弃河北，而有：“君王 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的主张，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孟子这样画龙点睛一说之后，跟着又告诉滕文公说，你在这两者之间，不可矛 盾，也不可因循，只有选择其中一条路去走。

历史上凡是动乱时期，像滕国这种环境的遭遇也很多。我们由此可了解，一个 小国处于大国之间的艰苦。近如现代正在纷争的中东问题，那些小国之间，就有许 多困难存在。现在世界上，不论欧洲、非洲，全球各地的小国，所遭遇到的困难， 许多和战国时代的滕国一样，所处的环境，都非常矛盾。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 容易了解的。

其次，个人的人生也是一样，自己不能矛盾，当受到艰难或迫害的时候，就要 改变自己的环境。当环境不能改变时，就要自己站起来，坚强起来，宁死而不向困 难环境屈服。

这是孟子晚年，回到邹鲁，退居以明志的一段记录。鲁平公身边有一个得宠的 近臣（弄臣），当然不是什么大臣，但随时跟在他的身边，在某些事情上，会成为 重要的关键人物——后世得宠的宦官，就是这一型的人物——这个人叫臧仓。有一 天，他看见鲁平公外出的车辆、卫队等等都准备好了，马上就要出宫了。这时，他 问鲁平公说，你以前出去，事先都会通知随从的人们，目的地是到什么地方。可是 现在，车辆人员都准备好了，下面的人还不知道你要去哪里，他们又不敢来问，所 以我来请示一下，你要去什么地方？

鲁平公说，我要去看看孟子。臧仓一听，马上抓住机会攻击孟子。他对鲁平公 说，你为什么要去看他？你尊为一国之君，为什么轻易地亲自去看一个平民呢？你 以为他是一个贤人吗？为人处世，能够合乎礼义的才是贤人。换言之，一个贤人所 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合乎礼义的。像孟子，父亲早死。后来母亲去世，他办理母 亲的丧礼，远比以前办父亲丧礼隆重得多。对于自己的父母，办丧礼时，前后都有 厚薄的差别，这就是不合礼制的事。这种人，你还去看他吗？鲁平公说，那我就不 去了。

这里我们看到小人的厉害处，往往是在小的地方，找到一点点小事，轻轻地一 拨，情势就转变了，这就叫做“谗言”。每个人的心理，具有先天性的缺点，最喜 欢听信谗言和小话。尤其作一个高居上位的人，大道理、大话听多了，厌烦了。谗 言小语乘虚而入，往往非中不可，此所以历史上都赞叹明智之君的难得。其实，何 止为君，凡作领导人的都要注意。乃至当一个平民的家长，处理任何一件小事，也 都要注意。古人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不易的名言。

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是孟子的学生，那时他已是鲁国的大夫。鲁平公有 一次与齐王会面修好，在商谈国际问题时，乐正子趁机极力推崇孟子。当时随行的 其他大臣，也都说孟子如何如何好，所以孟子这次回到鲁国，鲁平公想要去看看孟 子。现在乐正子得到消息，鲁平公取消了看孟子的主意，就去问鲁平公，你为什么 不去看孟子。鲁平公因宠信臧仓，当然就多少对他有所回护，答复乐正子时，就只 说，有人告诉我，孟子办他自己父母的丧事，都有厚薄之不同，像这样的人，道德 修养不够，所以我不去看他了。

乐正子说，这话从哪里说起呢？大概听人说，他对母亲的丧礼超过以前他对父 亲的丧礼吧！这是因为他前一次是以士礼丧祭，行的是鱼、豚、鸡的三鼎祭礼。而 后来他母亲死了，当时他有了大夫的身份，行的是羊、豚、鸡、鱼、肤的五鼎祭礼。 （在抗战以前，大陆上行祭礼，还有三牲祭和五牲祭的分别。三牲是家禽（鸡）、 鲜鳞（鱼）、豚肥（猪肉）。五牲是上面的三牲加上家雁（鸭）和肤（兔）为五牲 祭。）这并不是他对父母的祭礼有厚薄轻重的不同，而是他的环境、身份、地位不 一样了，他还是在依礼行事啊！

鲁平公这时候才明白，但是已经转不过弯来，于是说，不是的，我并不是指这 一方面，我是说他所买的棺木、寿衣的质料不一样。给他父亲的是便宜料子，而用 在他母亲身上的，都是价钱高的好棺木、好衣料、好被服。乐正子说，至于这一点， 也不能说是在礼制上有所违越呀！丧祭用品的价格高低，是因为孟子的经济环境不 同。他以前作士的时候，收入少，买不起价钱高的。后来当了大夫，薪水高，就可 以花高价钱，买更美的棺停衣衾了。这是孟子前后贫富情况不同，关于礼制方面， 则没有不对的地方。

这一段文章，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可是几千年来，社会上人情世态，都是这 个样子，就是现代欧美各国也一样。中国的古谚，所谓“爱听小语”，以及“远重 衣冠近重人”，一般人们，都是用这些小事来评论、衡量一个人的高低、善恶、是 非的，甚至成为了道德人格的法码。

乐正子听到鲁平公这种推倭之词，也许心想，你身为一国的国君，又不是棺材 店、殡仪馆的老板，注意别人买棺材、寿衣的事干嘛？分明没有人君之度，不似人 君，所以无法说下去，也就不必再说下去了。反正知道他只是个爱听小话的人，就 不再说了。

于是乐正子回过头来看他的老师孟子。当然，带有几分牢骚地说，我曾经向我 们的老板鲁平公提出报告，关于老师的学问道德。鲁平公听了，原本要来看你，不 料老板身边有一个亲信的小人———奸臣臧仓，在鲁平公面前说你的小话，放了一 包烂药，阻止了我们老板不来看你了。

孟子对乐正子说，他来看我，自有促使他来的因素；他如果不来看我，也自有 阻止他不来的因素。他的来不来看我，其实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那是天命。臧仓 虽然是一个小人，说了我的坏话，但是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左右我和鲁平公见 面或不见面呢？你不必发他的牢骚了。

照文字来看，我们这一段，可用上面解释。但是其中“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这句话，我们如果作一番仔细的推敲，则发现它还有另一层的含义。

这两句话的文字很美，可作两面解释。一种是鲁平公如果去看孟子，那是因为 乐正子的促成，他为孟子澄清了误会。他之所以不去看孟子，是另一个因素阻止了 他，那是受了臧仓这个嬖人的谗言。而一个作领袖的人，不应该受到别人左右。现 在他会受人左右，那么这个领导人也就可想而知，没什么可谈的了。所以不必要怪 臧仓，臧仓只不过投其所好而已。在基本原则上，他根本就没有诚心想来看我。

另一种深一层的解释，孟子这句“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说，我的道如果 能够行得通，能够实现，那么天下自然就会有人，有力量，使我受到重用，去推行 我的理想。如果我的道行不通，那么不需要别人来阻止，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的。 老实说，我的道行或不行，“这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机会，救天下， 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个人把自己管好。这个“行”或“止”，不是人事可 以安排的，在冥冥之中，自有一个不可知的气数。天下该得太平。我的道自然实行； 天下该动乱，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所以我与鲁平公不能见面，实在不是人事所可以 左右的。你不必去责怪臧仓的挑拨。

上面那句话，可作两层意思来了解，也可以说是孟子立身处世的大原则。历史 上，现实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立身出处，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这种类似事件的攻击。 只要多读些历史，多经历人生，反而觉得是很平常的事，一切都会处之泰然，看得 无所谓了，就如孟子对乐正子最后的结论。

我曾经写过四句只像偈语不像诗的话，也正好在这里提供大家作一参考。“身 入名场事可怜，是非争竞奈保天。看来都是因人我，无我何妨人尽贤。”其实，在 大道理上，都是因为分别人我而有此烦恼。缩小在现实范围来讲，都是利害的冲突。 人就是这样渺小可怜，但是这只是对个人自处的修养来讲。倘使要作一番事业，作 一个领导人，就不能马虎，任凭情绪的冲动而听信谗言了。不然，因此而错失得力 的人才，甚至牵一发而动全局，那就太不明智了。

到这里，《梁惠王》的上下两章，大概都研究完了，这也是研究《孟子》最重 要的一部分。因为《梁惠王》上下两章的内容，是孟子一生中，一心一意想拯救当 时极其动乱的战国时代的理想和抱负。他有救世的思想，所以他游历魏齐之间，希 望能受重于一个政权，透过这个政权，推行他的思想，对天下，对人类社会有所贡 献。而他的思想当中，最高的政治原则，哲学基础，就包含在这两章书中。同时也 可以说是他学问成就以后，从中年到晚年，出来游历国际间的传记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