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开头一段，也是一个大问题，孟子所提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外交思 想的两大原则。至少在过去，中国的外交思想不出这两大原则。

齐宣王提出来问孟子，对于与邻国的邦交，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的策略。孟子 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原则。一种是“以大事小”，这是仁者的风范。虽然自己的 国土大，国力强，但是仍旧愿意配合领土比他小、国力比他弱的小国的政策。像在 历史上，夏朝的时候，汤以毫为都城，地大人众，国力强盛。而夏朝的另一诸侯， 赢姓的葛国，在领土、人民、财力上，都不及汤。葛的故城，在现在河南省葵丘县 东北，在地理位置上和汤为邻。当时的汤伯虽有专事讨伐的特权，但葛在夏朝诸侯 的等级上也称为葛伯，政治地位不下于扬，所以扬在国交上，对葛仍然是尊敬的， 顺服的，绝对不因自已的权势大，而去欺凌力量弱小的葛国。

更近一点的史实，在商朝的末期，西方的昆夷——即犬戎，那是以犬皮作为战 衣，乘坏车的国家，和在西岐的文王接壤。而文王当时所治的周国，不论文化、经 济，都非常发达，广土众民，声望又高，不知道要比犬戎强盛多少倍。可是文王为 了行仁政，绝对不以兵戎相见，为了行仁政，不忍动武，虽然犬戎经常有粗暴鲁莽 的侵犯行为，而文王还是忍让着，不愿意生灵涂炭，以免苦了老百姓。

孟子再举出第二个外交原则：“以小事大”，这属于明智之举。他也举出两个 当时的史例，一个是周太王的例子。商朝末期时，姬周诸侯，由太王当政，这时周 国正在积极图治，而北方自五帝时期以来，就常常在边界上生事的獯鬻——也就是 后世匈奴的一支，这一支游牧民族非常强悍，常常犯边闹事，周太王为了致力于内 政，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不去和匈奴力争，而采取退让的态度，以免扩大战争， 影响了内政的建设。

第二个例子，是吴越两国的史实。越王勾践被打败了以后，只好对吴国俯首称 臣，一切听从吴王夫差的命令，还献上绝代佳人供他娱乐，讨他欢心，以便能够回 到自己的故国。他回国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终于雪耻复 国。这都是明智的外交原则。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就顺服强者以图生存。

他举了仁与智为出发点的两大外交原则以后，又对齐宣王作进一步的阐述。以 大事小的外交原则是“乐天”的，以小事大的外交原则是“畏天”的。

这里所说的“乐天”“畏天”的天，当然不是愚夫愚妇心目中的天老爷。不是 讨天老爷欢心的“乐天”，或者怕上天打雷的“畏天”等愚妄迷信。这里的“天’”，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上，是包括了人事在内。如果作详细的解释，会是一篇很长 很长的文章。限于时间和篇幅，姑且勉强作个简单的解释。以现代名词来说，就是 非人力所可违反的定理；拿我们中国的词汇来说，就是天理。

那么以自己的大国之尊去配合小国，就是顺应“天地生万物”的乐天心理，不 愿意欺负弱小；至于以弱小的国势臣服于强国大族，不敢得罪大国，就是敬畏天理。 否则，天地间的定理，不会容许你成功如愿的。最后，孟子进一步说，凡乐天的， 效法天地的博爱精神，不以强压弱的大国，结果一定四海归心，可以保有天下；而 弱小的国家，如果能够畏天道，服从强者的领导，不怀叛逆之心，那么就可能保住 自己的国家。他并且引据《诗经》来支持他的理论，他说，《诗经·周颂·我将》 篇中记载着“畏天之感，于是保之。”这个“威”字的含义，是指时代的大趋势。 孟子引用这句话，是对智者的外交政策而言。意思是说，必须以敬畏谨慎的心理， 因应国际上自然的大趋势，把握时间的契机，以维系自己的生存。

孟子说到这里的时候，齐宣王不让他说下去，在中间打了岔，插进来说，孟先 生，你讲的这些理论，太伟大了，太高深了。暂时不谈这么高远深奥的哲理，就目 前的现实问题来说——换言之，他不喜欢再听孟子那些大道理，什么是畏天戒慎一 类理论，他心里对当时的国际看法，正是认为强权就是公理。因此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有一个毛病，我这个人爱好武勇。

齐宣王这一打岔，话题就转了方向，可是孟子也真高明，立即随着这个方向， 继续施行他王道仁政的教化。他说：你齐宣王好勇，不要紧，只要你爱好的不是小 勇。你不要专去喜欢摔跤、柔道、弄枪、舞棒这些个人小勇的玩意儿。一个人握着 剑把子，把剑抽出一截来，眼睛瞪得大大的，冲着人说，你敢跟我较量吗？这种只 是普通的个人勇武而已，充其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对打。攻夫好，也许可以把别 人打垮；功夫差，自己会被打得鼻青眼肿，难有大志。我相信你齐宣王不会局限于 这样的小勇，我希望你能把好勇的范围扩大，像《诗经·大雅·皇矣篇）所描写的 文王那样。当文王得到密国无故攻打阮国的报告时，怒不可遏，立刻整军经武，出 兵阻挡了密国的攻击，逼得密国退兵，不敢再轻易侵犯别人。同时巩固了周国自己 的国防，增加了周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福祉，对天下人的期望也作了交代。这就是 “文王之勇”。所以说，文王一怒，使得天下人民得到安定。当然，文王有没有真 的发怒，不得而知。像文王这样的人会不会发什么怒，也很难说。

在大家的想象中，孟子说话，总是有根据的，他说了文王的大勇后，接着又引 《书经·泰誓》所说，“作之君，作之师”的话，对齐宣王说，《书经》上这几句 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政治哲学的大原则，这原则要把握住。

在我国古代，君道与师道是平等的，要同时注意的。除此之外，后世要加一个 “作之亲”。身为一个领导人，不但要作为部下的老师，教导他们；同时还要像父 母待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今天的公务人员，也应该具备这种精神的修 养。虽然以公仆的观念做事，但同时要具有“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的情操。 处理行政事务时，要兼带教导之责，与关怀之情。

《书经》上接着说：“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局敢有 越厥志？”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有所欠缺时，政治领导者要设法弥补这种 缺陷。同时一方面管领四方的百姓，不管他是善良的或邪恶的，都要负起教化、领 导的责任。只要我这个领导人在，有谁敢放肆作乱？这一种气魄，确实是宏大。因 此，一旦有人横行天下的时候，武王就责无旁贷地加以平服，使天下没有横行的人， 没有横逆的事。这就是武王的大勇。所有他一怒之下，便吊民伐罪，把残暴的纣王 灭掉，而安定了天下的人民。

孟子最后说，你齐宣王的好勇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所好的不是匹夫小勇，而是 如文王、武王的大勇，能够有大英雄气魄，在一怒之下，而使天下安定下来。那么 有哪一个老百姓不喜欢大王的好勇？大家只怕你齐宣王不这样好勇呢！从齐宣王不 忍心杀一头牛开始，一直到这一段，孟子对齐宣王所谈的任何事，都是采取诱导的 教育方法。齐宣王说自己有好勇的毛病，孟子就说好勇不是毛病，只要能够扩大这 个好勇的境界，齐国就有办法。好像是假如齐宣王说好吃零食，他也会说没有关系， 只要把点心做得很多很多，人人都能吃到就行。假如齐宣王说好踢球，大概孟子也 会说没关系，只要全国的人都有踢球的闲暇和兴致，都把脚力练好，就是好的。这 就是孟子的教化，可见他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美中不足的，是他并不能像纵横家们一样，只用两三句话，就投其所好，打动 对方的心。孟夫子的王道仁政毕竟还是难于被接受。

齐宣王这里讲到好勇，前面讲到好乐，后面还讲好货、好色。在他同一时代的 各国诸侯中，谁也没有这样坦白的，即使后世那样多的帝王中，也很少有他这样坦 率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比较可爱的一个人，而在他二十年的当政期间，能把齐国治 理得繁荣、安定，实在有他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其实也不只是帝王的心理如此，每 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谁不好勇、好乐、好色、好货？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而已。 当然他在这里所说的好勇，也不是孟子所说的那种大勇。他所好的，还是一般人所 好的小勇。谈到好勇，我们想起两个好勇的人，他们也是一国的君主。

其中之一是赵国的武灵王，他是一个好勇任事的国君，最后失败了，当然这是 由于没有扩大好勇的胸襟所致。赵国的北边，是和胡人的边界连接的，那时候的边 疆民族，都是游牧民族，为了生活方便，同时受生活环境的影响，都是好勇斗狠。 所以在服装上，都是短衣窄袖，甚至露出一条手臂来。而我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受 礼乐之熏陶，向来是宽袍阔袖，走起路来“翼如也”，两只大袖子像翅膀张开似的， 雍容有致，的确是很好看的。当时武灵王为了要使赵国强盛，下命令改变服装，废 弃中国原来的服饰，改用胡人的装扮，希望借此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赵国 的王室和大臣们纷纷反对。武灵王和这些人的辩论很有趣，也有他的道理。我们姑 且不论他这一做法对或不对，看看他的这些辩论，也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观念。

有一天，赵国的辅相肥义和武灵王闲聊，问赵武灵王有没有想过世局的变化， 军事的部署，以及先王们如简王、襄王他们当年的勋业，以及和胡人们的利害相处 等等问题。

武灵王说，后辈的君王，不忘前辈君王的功勋德业，这是作君王的本份。而为 人臣子的，则应该研究这些资料，记取历史的教训和榜样，辅助君王，尽量发挥他 们的长处。所以贤明的君王，在平时教化人民，有所作为时，就要宣扬先王的功业。 作人臣的，在不得其位时，要涵养孝悌、谦让的德性；在显达时，就要为老百姓们 谋福，同时辅助君王的功业。这就是君道的不同了。

现在我想向胡、翟这两个邻邦拓展领土，以承继襄王未完成的功业，但是也许 我这一生都不可能实现。因为敌人弱小的话，我们才能借机拓展领土，才能够用力 少而功业多，不必耗尽民力，而得到如先王般的荣耀。但是目前的情势是强邻压境， 胡人、翟人都那么强悍，这就难办了。

现在我也有我的构想，然而凡是有卓越功勋的人，在当初往往会留下不同习俗、 违情悖理的恶名；有独到见解的人，在当初又往往得不到人家的信任，往往受到顾 忌和反对。譬如我打算要全国的百姓，改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本领； 想来一定会受到物议和反对的。

而这个肥义却是赞成他的。他说，对一件事犹豫不决，就难以成功；对一个行 动迟疑不定，就难有结果，现在你不妨决定这革新的计划，不要顾虑别人的议论。 俗语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凡是讲最高德行的人， 往往不能跟着世俗走；要成大业的人，也不必和众人商议。从前舜到有苗这个地方， 曾经随俗而舞。而禹甚至曾经敞开衣服到裸体国去访问。他们都不是为了纵欲或享 乐，而是为了德业上的远大理想，而随俗变通。所谓“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 萌。”一个笨人在事成之后，都还不明究里；而聪明人在事情还没发生时，就已洞 烛机先。您就照您的意思去做罢。

肥义说，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所谓“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 不谋于众。”是引用商鞅游说秦孝公变法的话。他这一派独裁论，又牵强地把舜、 禹办外交的故事引了进去，于是把武灵王说动了。

武灵王对他表示，不是对穿胡服这件事的本身有什么犹豫，只是恐怕天下人笑 话。既然肥义你也这么说，那么我就下定决心了。于是自己先做一套胡服，准备上 早朝的时候，穿起来和群臣见面。

当时公子成是武灵王的长辈，素有盛望。武灵王恐怕会遭到他的反对，所以先 派了一位大臣王孙囗去疏通，请公于成也能响应改换胡装。

疏通不成，于是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里解释说，服装不过是要穿用方便，礼 仪也是为了处事方便。古圣先贤订下的礼法，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礼而来的。像 南方的越国人，他们一个个披着头发，衣装不整的露个右膀子，浑身刺满了花纹； 而吴国人甚至把牙齿染得黑黑的，额上刺些怪里怪气的花纹，头上戴的是鱼皮帽子， 衣服则缝得粗里粗气。在我们看来，简直就像野人，但是他们却觉得安逸而自在。 总之，不同的各种装扮，同样都是为了因地制宜，只要对大家方便，并不一定要统 一。像儒家，同是一个老师教的弟子，他们发挥的文教就各不相同。他量后说出， 变更服装，是为了便利教老百姓习武，以达到开拓领土的目的，以湔雪国耻。于是 公子成同意了他的作法。

但是另一个大臣赵文，又提出反对的意见说，自古为政的原则，就是要辅导世 俗合于礼法，提高文化水准。礼制中，衣服的式样有它的常轨；而人民守法，不违 俗礼，是他们的本分。您现在不顾前人的礼法，要改穿胡人服装，实在是有违传统 文化的精神，希望您还是多考虑一下。

而武灵王辩论说，你这些都是墨守成规的世俗之见，不是具有创造性的远见。 就说古代吧，三代的服装各不相同，而他们都完成了称王天下的伟业；五霸的教化 也互不相同，但他们也都有相当可观的政绩。有头脑的人创制礼法，一般的常人就 遵循他所制订的礼法，循规蹈矩的去做。贤能的人经常会评论世风习俗的好坏，而 一般的世人则依照流传的成规去做。礼制和习俗，都是根据时代趋势在变化。这种 变化是由在上位的人来领导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着规范去做。现在正是他们在 位者，就当下国情，订定一套因应环境需要的服制的时候。你放心好了，不必多虑。

又有一个叫赵造的，也力加反对。他的理由是，推行社会教育，不一定要改变 人民原来的生活形态；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变更原有的民风习俗。因民而教，据 俗而为，往往收效更大。现在改穿这种奇形怪状的胡服，很可能会影响人们原来淳 善的心理；教人们像胡人般一天到晚骑马打仗，也很可能会造成好勇斗狠的社会风 气。反过来说，依循旧制，总是稳当的，遵照原有的礼法，也不至于出什么岔错。

武灵王则对他辩论说，古代和现在习俗各不相同，到底要以哪个朝代的习俗为 标准呢？历代帝王的礼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直沿袭下来，我们又该遵循哪一个 时代的制度呢？像宓戏（伏羲）神农的时代，对犯罪的人是教而不杀。黄帝、尧、 舜时代，对犯了死罪的人，虽然杀了他，内心还是哀怜同情的。到了夏、商、周， 又因时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订不同的法律；因国情的变化，而订立不同的礼制。总 之，都是以“方便制宜”为原则。衣服、器具的式样，也都基于同样的原理而有变 革，不一定要效法古代一成不变的。一个开国的明主，虽然不承袭古法，仍然可以 领导天下。至于夏、商衰败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变更占制、礼法，却也一样灭亡。 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对，而遵循礼法也不一定好。至于邹、鲁两国的服装奇特，但民 风不正，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卓越的领导人才。

他最后说：遵循法度的作为，绝不可能有盖世的功勋；效法古代的成规，也不 足以适应现实的环境。我的决定大致不错，你就不要反对了吧。

这篇史料有很多高明的道理，可以启发大家的慧思，所以把原文附录于下，供 大家参考：

武灵王平昼间居，肥义侍坐曰：“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 计胡秋之利乎？”

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是以贤君静 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先事之功；为人臣者，穷有弟（悌）长（上声）辞让 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君臣之分（去声）也。今吾欲继襄王之业，启明 翟之乡，而牢世不见也。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 勋。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俗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将胡服 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矣。”

肥义曰：“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 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舜舞有苗，而离袒入裸 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欲以论德而要功也。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王其 遂行之！”

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乐，知（智）者哀焉，愚者 之笑，贤者戚焉。世有顺我者测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 必有之。”

王道胡服，使王孙蝶（音薛）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将以朝，亦欲叔之服 之也。家听于亲，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道主，先王之通谊也。 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

夫制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故明德在于论贱，行政在 于信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后 德且见也。今寡人恐叔逆从政之经，以辅公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 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寡人愿望募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囗谒之叔，请服焉！”

公子成再拜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不佞寝疾，不能趋走，是以不先进。王 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音锐）知（智）之所居也， 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 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仪）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 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判）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

使（去声）者报王。王曰：“吾固闻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请之，曰：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 礼，所以利其民厚其国也。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鱼是) （音题）冠秫（音术）缝，大吴之国也。礼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乡异而用变， 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 一师而礼异，中国同俗而教离，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知（智）者不能一。 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 于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而无舟(木戢)（揖）之用。自常山以 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故寡人且聚舟楫 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其参胡楼烦（《史记》无楼 烦二字）秦韩之边。

且昔者简王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知（智） 之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掠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部，非社稷之神灵， 即高阝几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服，近可以备上党之形，远可 以报中山之怨；而叔也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而忘国事之耻， 非寡人所望于子。”

公子成再拜稽（上声）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议（《史记》作义），敢道世 俗之闻，今欲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今再拜！”乃赐胡服。

赵文进谏曰：“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政之经也。愚者陈意，而知（智）者论焉， 教之道也。臣无隐忠，君无蔽言，国之禄也。臣虽愚，愿竭其忠！”

王曰：“臣无恶扰，忠无过罪，子其言乎！”

赵文曰：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 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愿王之 图之！”

王曰：“于言世俗之间，常民溺于习俗，学者沉于所闻。此两者，所以成官而 顺政也，非所以观远而论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智） 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贤者议俗，不肖者拘焉。夫制于服之民，不足与论心；拘于 俗之众，不足与致意。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承教而动，循法无 私，民之职也。知学之人，能与闻迁。达于礼之变，能与时化；故为己者不待人， 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释之！”

赵造谏曰：“陷忠不竭，奸之属也。以私证国，贱之类也。犯奸者身死，贱国 者族宗。此两者，先圣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虽愚，愿尽其忠，无循其死！”

王曰：“竭意不讳，忠也；上无蔽言，明也；忠不辟（避）危，明不距人，子 其言乎！”

赵造曰：“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因民而教者，不 劳而成功，据俗而动者，虑径而易见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顾世，非所以教 民而成礼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避）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 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者也。且循法无过，修礼无邪，臣愿王之图之！”

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宓（音伏）戏神农， 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 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圣人之兴也， 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且服奇而志淫，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吴越无俊民也；是以圣人利 身之谓服，便事之谓教，进退之谓节，衣服之谓制，所以齐常民，非所以论贤者也； 故圣与俗流，贤与变俱。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 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赵武灵王和大家辩论一番后，仍然下令全国上下改穿胡服。大家都系皮腰带， 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边的臂膀，只有左手穿着袖子，披着衣拎。同时 把乘车改为骑马，教导人民每天骑马出外打猎。

赵武灵王这一番经营，确实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国内的军队强壮起来。于是他 自己亲身带了部队出去攻打胡、翟的边界，拓展了好几百里的领土。有了这次辉煌 的成果。野心逐渐扩大，接着就打算向西边的秦国进攻。

据传说，武灵王长得非常威武，他身高八尺八寸。古来称男子汉，有“昂藏七 尺之驱”的说法，他的身高自然在一般人之上了。而且相貌堂堂，有龙虎之威，满 脸的络腮胡须，皮肤黝黑而发光，胸脯有两尺宽，比起现在的拳王、穆哈默德·阿 里，或曾经做过拳王的乌干达总统阿明，还要威武。总之，被人形容为气雄万夫， 志吞四海。

他亲自带兵，攻占了别人几百里土地，接着又开始打秦国的主意。于是他把王 位传给他宠爱的吴姬所生的次子，立为惠王，而自称王父——太上皇。自己干起情 报工作来，假冒是赵招，奉赵玉之命出使秦国。暗中却带了一批测量人员，一路上 探测秦国的山川形势，居然到了秦国的首都，谒见了秦昭襄王，应对得不卑不 亢，也很得秦王的敬重。但到了那天半夜，秦王想起这名赵国的来使，仪表如此魁 梧轩昂，不像是一个普通臣子的样子。而且传说赵武灵王长得非常雄武，觉得不太 对劲。等到天一亮，就派人到大使馆去请这位大使来。而赵武灵王推说有病，拒绝 前往。过了三天还是没去，秦王于是派人强迫他来，这时他已经逃走了三天了。

可是，这位有雄才、有谋略的武灵王结果如何呢？因为被废的太子与继承王位 的赵惠王争权，互相残杀，而他一个人被困在沙丘的宫里，活活饿死了。真是智足 以知人，而不足以知己，才足以取人而不足以自保。至堪浩叹！

另外有一位以好勇闻名的国君是秦武王，他也长得非常高大，孔武有力，自认 为天下无敌，因此常常喜欢和那些大力士们比武取乐。当时秦国有两位前代将领的 子弟，一名乌获，一句任鄙，都因为武勇力大，而得秦武王的宠爱，加倍封给他们 高官厚禄。后来齐国也出了一个叫孟责的大力士。据说他走水路不怕蚊龙，走旱路 不怕虎狼，哪里都敢去，如果发起脾气来，怒吼一声，就像打雷一样地惊天动地。 有一次他在野外看见两头牛正在相斗，他上前去劝架，用手把两头牛分开来。其中 一头牛听劝，伏在地上不斗了，另外一头牛还要打。他大为恼火，左手按住牛头， 右手把牛角活生生地拔了出来，这头牛当场毙命。

后来他听说秦武王正在招纳天下勇武之人，于是离开齐国去投奔秦国。往秦国 的路上，正要渡黄河的时候，他不按先后秩序，抢着要在众人之前先上船，被人用 桨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他气得大吼一声，这一吼，河水被震动得起了浪头，翻动 船身，一船人都被冲到黄河里去了。孟贲跳上船，拿起篙子一撑，脚底下稍一用力， 一艘船就离岸射出去好几丈远，不多时就到了对岸，下了船直奔咸阳。见了秦王以 后，和乌获、任鄙一样，也得到秦武王的宠爱，做了大官。

这位好勇的秦武王，自幼生长在中国的西陲边地。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原鼎盛的 现象，因此他颇为仰慕中原的文化。他觉得如果能到(上黎下革)、洛一带观光一次， 则死而无憾了。奈何他好勇，不循正当的外交途径作正式的访问，却计划要把隔在 中间的韩国打下来，以达到他这个愿望。后来居然打下了韩国，进了洛阳。周赧王 派人到城外欢迎他，他却不去觐见。带了几个勇士，偷偷跑到周朝的太庙去参观宝 鼎。他看到鼎上分别刻有九州的名字和图腾，指着镌有“雍”字的鼎说，这是秦鼎， 我将来要把它带回咸阳去。又听守鼎的人说，这九个鼎每个千斤之重，从来就没有 人能够移动过。秦武王问身边的任鄙、孟贲两人，能不能举起来，任鄙比较聪明， 他说我只能举百斤，这鼎有十倍重，我没有办法举起来。孟贲就不同了，他说让我 试试，他把鼎举离了地面半尺，可是因为用力太猛，眼球都暴了出来，眼眶裂开， 流血不止。秦武王看了说，你既然能举，难道我不能举？任鄙在旁边劝他，以一国 之君的身份，不要随便去尝试。可是他不听，反而说任鄙自己举不起来，唯恐他能 举得起来。任鄙就不敢再多嘴了。秦武王也举起了半尺，他还想走几步以胜过孟贲， 不料一转步，力尽失手，宝鼎掉下来，把他的胫骨压断，昏了过去。当天晚上，就 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了。这就是好小勇的结果。

秦武王身边三名力气最大的武士，他们的结果，也不相同。乌获在攻打韩国宜 阳城的时候，他身先士卒，跑在前面，一跳就跳得和城墙一样高，用手抓住了城头 的雉谍，可是他力气太大了，雉谍被他一把抓坏，崩裂下来，他也就掉了下来，跌 落在一块大石头上，肋骨折断而死。至于孟贲，则在昭襄王即位后，检讨举鼎这次 事件的时候，被认为是他闯出来的祸，于是把他碟死——裂身而死，并且灭族。而 任鄙则因为当时曾经进谏，劝过秦武王不可轻易尝试，于是派他作了汉中太守。他 们这三位大力士的不同下场，值得后世那些好小勇的人作为借镜。

再将偏好个人武勇，与能任大勇的人，在对立之下，作个比较。历史上对这两 个人，记载得很详尽。一个是项羽，有拔山扛鼎之勇，作战时单枪匹马，闯到敌人 的阵中，纵横驰骋，谁也不敢阻挡。当汉高祖和他最后一次会战，用了许多兵力， 围困他许久，虽然楚军已败，可是谁都不敢接近项羽。在这之前的另一次战役中， 项羽和汉高祖在阵前见了面。项羽说，天下这多年来的战乱，就只是你我双方打来 打去，今天你我见面了，我们双方下令，所有的部下都不许动手，你我两人出来单 打独斗，作一死战，来决定胜负，免得再打下去，伤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汉高祖说， 对不住，我绝不和你单打独斗，我是斗智不斗力的。这就是汉高祖与楚霸王不同之 处。

赵武灵王、秦武王、项羽等等，这些都是好小勇的人，不懂得大勇的道理。在 历代帝王中，不问他们好的是大勇或小勇，只要是好勇的，从他们的谥号中，就可 以看得出来。像赵武灵王、秦武王、汉武帝等等，凡是有一个武字的人，大多数都 是好勇。但这些却不是中国文化中，孔子所标榜“智仁勇”之勇的真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