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1899～1983)中国近代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美食家﹑旅行家。他以其深厚的文化学养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名人。

张大千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已亥)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一)，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县城郊安良里象鼻嘴堰塘湾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他本名叫张正权，又名张权。传说其母在其降生之前夜梦一老翁送一小猿入宅，所以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改名猨，又名爰、季爰。后因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所以世人也称其为“大千居士”。

他祖上曾作过内江知县，后归田耕读，写诗作画，过着闲淡的田园生活。传到张大千已是第十代。其父张忠发，字怀忠，母亲名叫曾友贞。张忠发夫妇共生育九男二女，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的兄弟张正兰也是现代著名的画家。在他六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姐姐哥哥读书识字，九岁时在母亲和姐姐的教导下正式开始学习绘画、书法。他姐姐琼枝擅长画花卉、小鸟，在幼年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大千自幼就很聪明，所以作画进步很快。十岁的孩子就能帮助母亲描绘花样，画比较复杂的花卉、人物，写字也很工整。他的四哥张文修在资中家教私塾，故大千也就从四兄就读古籍，在课余常随兄赴资中游览山水名胜，培养了对自然的审美意识。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对他起到很好的启蒙作用，同时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1912年他入内江天主教福音堂开办的教会学校华美初等小学学习，开始接受了近代教育。他十六岁时离开了家乡内江，来到重庆读初中，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担任其体育老师的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将军刘伯承。1917年在他暑假回内江的途中发生了一节奇怪的事情，他被一帮土匪掳去，土匪见他是个读书人，竟然要求他留下来作师爷。身在匪窟，他却常读《读诗涵英》这本书，学习了写诗的一些规则与技巧，百日后出逃，年底，他告别故乡经重庆抵达上海，结束了他富有传奇性的少年时代，真正踏上了他的艺术人生。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家中，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其画意境清丽雅逸。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他才力、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无所不擅，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他和当时许多画家担负起对清初盛行的正统派复兴的责任，也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画家的传统，使得自乾隆之后衰弱的正统派得到中兴。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最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最后成为了一代画宗。然而思想的先行者往往是孤独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1918年来到上海后，他与兄长坐海轮东赴日本留学，学习绘画与染织技术，不久回国。1920年他在上海拜曾熙为老师学习书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曾熙为他改名张猨。后经曾熙引见，又拜临川李瑞清为师研习书法。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百幅作品全部售完，自此以卖画为生，那时的张大千在上海艺术界一鸣惊人。但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未婚妻的退婚使得大千的心情感到无比的郁闷，他似乎看破了世俗，再加上对佛学的钟爱，顿有出世之心，于是决定在当时的松江县禅定寺出家为僧，法号大千，张大千之名由此而来。和百日师爷一样，过了一百多天，他便还了俗。

在上海期间他作画习书，以画水仙花见长，时人谓之“张水仙”，同时他开始了以石涛艺术为中心，旁及八大山人、渐江、石溪、唐寅，徐渭、陈淳等人的研习。对于石涛他尤为推崇，他用了大量精力去学习石涛的绘画艺术，把石涛的艺术比喻成万里长城。他还从李瑞清之弟李筠庵学会仿制古画的方法，并做了许多石涛的赝品，曾多次骗过程霖生。石涛画境变化无尽，新颖怪奇而又法度严谨，大千正是通过石涛而涵泳了唐宋元明百家之长。在二十年代的上海他获得了“石涛专家”的美誉。

三十年代，他艺术更是趋于成熟，工笔写意，俱臻妙境，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1936年他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在南京北京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并在此时创作了传世名作《中郎授女图》(现藏于首都博物馆)。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了，很快日寇就占领了北平，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大千表现出了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他拒绝了担任日华艺术画院院长及日伪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的职位，并拒绝了借出所藏明清书画。由于在言论上表示了对日寇侵略罪行的不满，被日本宪兵队关押了一个多月。随后他又回到了四川，这时的风格略脱八大山人、石涛的粗犷写意而趋于唐寅、沈周的细润华滋。

中国文化是个自成体系的系统，但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位于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结合的艺术宝藏，而驰名中外的敦煌壁画正是这一宝藏中的精华。

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哪儿呢?难道是在敦煌?这个问题始终萦绕着张大千。

1942年，春末，他决定举家赴敦煌临摹壁画。在敦煌的生活是艰苦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再加上住在与世隔绝的石洞子里对于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但对于一个艺术家却可能是有益的。大千在此时画风为之一变，他善用复笔重色，笔力也变得丰厚浓重。可以说在敦煌时期对他风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考察莫高窟的壁画佛像，还对莫高窟进行了编号，成为了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为保存文化遗产做了积极的贡献。他还到达青海西宁，邀请藏族画师共同赴敦煌协助临摹工作。为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和对摹品的负责，每幅画上都注明了画家的名字，凡与他合作也注明了作者的名字，所以在他许多临摹的敦煌壁画中都标有“番僧某某同画”。两年后他结束了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同时开始了对安西榆林窟的临摹工作。

在离开莫高窟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十六国、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朝的壁画代表作及雕塑进行了临摹，共有摹品共记三百多幅。

这一年八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举行，随后在成都等城市展出深受好评，第二年三月，他被推选为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四月，四川美术协会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敦煌临摹白描画》，算是对这一时期成果的肯定。

1945年在成都北郊昭觉寺完成巨幅作品《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园雅集》。这年八月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张大千欣喜若狂，他取消了赴新疆考察石窟的计划，与十一月从四川乘飞机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