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煞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他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满清时代由落草翦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大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乃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5日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作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材。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记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安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张学良却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他?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