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有的人》是臧克家为了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歌颂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精神和“情愿等待地下的火烧”的伟大品格。在《有的人》中，作者构建了二元对立的模式，形成了两类人，通过对这两类人有不同下场的描述来告诫世人，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纵观鲁迅，他不仅渴望自由，更是为自由而真行动的人，他完全是民间的生存姿态，就像野草和荆棘，一生体会的都是寒冷、疾苦、穷孑、悲愤、血污与恐吓……《有的人》中，诗人采用一系列因果对比的手法，摆出了一串令人信服的事实，强化历史审判的权威性。两者比较形成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中突显了鲁迅一切思想、情感、言论、行动的出发点：爱国。因此，他忧国忧民，所以，他救国救民。过去黑暗社会里的反动统治者，站在高出，不可一世，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看不起人民，鲁迅先生为人民的事业奋不顾身，省思人民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用锋利的笔揭露黑暗社会的种种现实，引起疗者的注意，为的是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寻求出路，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这是最切合实际的人文关怀，人类是万物的灵长，在恶劣的环境中，人们的灵性已被奴性所取代，所以，先生试图找回与生俱来的灵性，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在《野草》中的《辞》是：“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他的《自题小像》这样写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先生关注着时代的进程与发展，更关注在那弱肉强食、落后挨打时代中国人的生存问题。这是他献身的誓言，也是他终生的写照。鲁迅先生曾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中指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待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正义战胜了邪恶，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真与假、美与丑、伟大与渺小，一时了了分明。

在《有的人》中鲁迅当然属于“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类人，先生“有名作、有群众、有青年”，先生“不做官、不爱钱、不变节”，所以在众人心中他虽死犹生，流芳百世。生和死本是自然界生命轮回的法则，在这里，作者站在道德伦理评判的角度，把人分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蟊贼，遭万人唾骂，虽生犹死，为人民献身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这样写到：“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原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能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这也是鲁迅先生总结自己一生言行，对自己做出最明确的答案。鲁迅先生为人民的事业艰苦卓绝地奋斗了一生，并没有半点个人主义的念头，生前和敌人战斗，临死想到的不是个人身后名，而是告诫人民要警惕敌人，继续奋斗。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一幕幕走马灯式的政治演变与运动，其中有正剧，也有闹剧。他开始变得异常清醒、冷峻、尖锐、深刻，他开始不满现存的一切，他要打破现存的一切，他要批判现存的一切，他要毁灭现存的一切……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就是他对自己处境的概括。他的痛苦，不是形而上的精神痛苦，也不是形而下的物质困顿，而是来自于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对抗。一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引起了中国先进思想界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反思与自我批判。“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新文学作家，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反对传统——反对本民族封建主义制度与封建思想传统，以重建民主科学的民族新文化的博大胸襟，深怀振兴民族的理想与信念，推动着我们的现代主义文学高潮。

臧克家《有的人》代表一种普遍的价值评判和道德关照，我们不仅仅要看到，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更重要的是吾省吾身，和谐社会中仍然要爱国、爱家，虽然同是“有的人”，但同而不同处有辨。这首诗如同一面能照见人们灵魂的镜子，高尚的人能照见自己瑰丽的身影，卑劣的人显现处丑陋的嘴脸。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是一位血沃中原、赴汤蹈火的仁人志士，他以独立准确的思辨精神关注时代的动向，以老练深邃的分析能力省视民生疾苦，他是一代人的翘楚，他给予了后来者最有价值的精神态度，他对中国发展前途充满希望。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海内外全体炎黄子孙的骄傲。毋庸置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一个强大的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爱民的赤子情怀；在于他能受清醒的痛苦，于深深的怀疑与自省中，坚持自己的追求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