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从27岁出山，辅佐刘备，重整汉室，到54岁时病逝五丈原，一直掌握着蜀汉大权，实际上处于决策的中心地位。他多谋善断，谨慎廉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后人的称赞；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也反映了诸葛亮谋略的缺失。

　　 一、战略为先

　　诸葛亮在长达十年的“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居生涯中博览诸子百家之书，“观其大略”，吸取精华，为他后来的从政打下了良好的学识、修养的基础。在《论诸子》一文中，诸葛亮写道：“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王；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也”。可见，诸葛亮善于思考，并不人云亦云。与之同时，诸葛亮还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因此，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提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性主张《隆中对》，并且，在后来的军事、政治生旅中他一以贯之，坚决地加以实行。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指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因此，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有站稳脚跟，占领要地，趁虚发展，才能生存下去。诸葛亮继续分析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至不能守”，“益州塞险，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而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故而夺取荆州，进军四川乃为最佳之选择。为此，必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实行“联吴抗曹”之战略。后来，虽然局势几经反复，但诸葛亮始终坚持这一既定的方针。如孙权称帝时，许多人认为应显示正义，断绝往来，可诸葛亮说：如果绝其盟好，会使“北贼得计”，所以，不可为“匹夫之为忿者也”。但是，刘备、关羽并不领会丞相之意，决意要与吴开战，结果不仅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而且大大地削弱了蜀汉的实力，使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最终无法实现。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立即遣使结亲，修复吴蜀联盟。

　　 二、严刑治蜀

　　诸葛亮治国，把严明法纪、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他主持制定了法典《蜀科》和“训励臣子”的八条、七戒、六恐、五惧。诸葛亮执法，有罪必罚，不避亲疏，开诚布公，所以，不为人嫉恨。《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父亲因犯法被处以重刑，可陈寿仍然称赞诸葛亮法纪之严明；中都护署府事李严和长水校尉廖立因违法乱纪被罢官流放，当听到诸葛亮去世的噩耗时，仍然痛哭流涕。不过，也有人对“刑法峻急”表示不满，法正对刘备说，应当“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诸葛亮作《答法正书》，自我辩护道：“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中官民“专权自恣”，所以，不重刑，国家就没有权威。还有人说，刘璋善于以恩惠收买人，令百姓怀念；可诸葛亮针锋相对地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对于治军，他也抱着同样的态度，注重建立法纪严明的军队。诸葛亮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所以应当“法令明，赏罚信”。

　　经过诸葛亮的大力整治，蜀汉出现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罚，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局面。但是，诸葛亮严刑治蜀也显示出他拘于法家之术，不善养恩的缺点。

　　 三、求全责备

　　诸葛亮本来是十分重视选拔人才的。他在《将苑》中提出，考察人才有七个方法，“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他还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诸葛亮还具体地提出贤才的标准：“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官吏应当“忠”、“直”、“勤”、“谨”，“奉职循理”。循此标准，他提拔了姜维等一批“忠直之士”。然而，诸葛亮的人才大多为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的循吏，而对有胆有识、有棱有角、有开拓精神的人才诸葛亮则往往求全责备，“察之密，待之严”，弃而不用，造成“无以自全而或见弃”，“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特别是诸葛亮死后，蜀汉后继无人的局面。

　　诸葛亮之对待魏延就是典型的一例。史书称赞魏延“谋略出众”，“善养士卒，勇猛过人”，“数有战功”，名声显赫，威震敌国，然而他性情高傲，不苟合于人，官员见他“皆避下之”。对于这样一个人才，诸葛亮不是大胆使用，帮助他克服缺点，而是从拒绝接受他的正确主张，如北伐曹魏时屡次否决他的分兵进击的建议，发展到弃其人不用，如街亭之战情愿用言过其实的马谡；再进一步发展到听信孙权的挑拨离间，怀疑魏延谋反，默许杨仪、姜维等人在自己死后置之于死地。仍然期望担当北伐重任的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蒙冤被斩。

　　再者，诸葛亮一生勤勉谨慎，事必躬亲，特别是受托孤之命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对他人则不放手使用，往往代替包办，这也影响了人才的培养，更不利于开拓型人才的成长。史书载，诸葛亮“罚二十以上必躬览焉”，甚至于“躬自校簿书”，弄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流汗竟日”。主簿杨喁曾进谏，力言各司其职、上下不相侵的道理，还引用邴吉、陈平不问细事的例子，说明贤臣不必每事躬亲，可是，诸葛亮听后，并不以为然。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一生大智大谋，治蜀有方，但功亏一篑，后继乏人，终至国灭人亡，岂不令人涕泣、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