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家之父应是姜太公。司马迁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说，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计谋居多”。

　　胡鱼研究姜太公，发现他是中国政治军事谋略的典型代表，反思其思想言行，获益颇多。

　　姜太公，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在尧舜时做过大官，因与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因此部族又以吕为姓。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廷做官，因屡次劝谏帝纣不听，反被忌恨，于是他逃到东海之滨，垂钓于尚湖（以他的名字命名，位于江苏常熟县境内）之畔。后来，姜太公又回到中原，寻访有为明君。在这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先在商都朝歌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开铺卖食。直到七十二岁时，姜太公听说周文王为仁德之君，他便西奔到达歧山脚下。不久后得知，周文王经常到渭河北岸打猎，姜太公于是天天到渭河钓鱼，等待着遇到文王的机会。这是一个类于守株待兔、相千里马的故事。一天，文王的车马果然浩浩荡荡地驱驰而来，此时，姜太公不但不起身拜谒迎送，反而故意看也不看一眼，此举引得周文王下车主动与他攀谈。文王问道：“你乐于钓鱼吗？”姜太公答道：“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天，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文王又问：“钓鱼与志趣有什么相似之处？”太公答道：“操钓在手，有三种权谋变化：有以厚禄竭人才智的权谋，有以视死如归精神鼓励士兵的权谋，有以高官显位降服能人的权谋”。姜太公一边说，一边观察文王，见文王正洗耳恭听，态度谦虚，并且对陌生人的高谈阔论毫不介意，他便继续侃侃而谈：“只要鱼吞食诱饵，就会受到鱼线的牵制；同样的道理，只要给大臣以厚禄，他就会屈服于君主。所以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报；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一席话，打动了文王的内心。俩人越谈越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年届古稀的姜太公得以施展抱负，运筹其经天纬地的韬略。

　　姜太公真不愧为中国谋略之先祖！他以高官、厚禄、精神三者笼络使用人才，充分利用了国人人性――世俗、迷恋官禄的弱点，撄得了人心。不过，他以及历代统治者的所谓“爱才”都太过功利主义，都是为了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并不是真心的，因此，他也时常流露出对英雄豪杰的杀戮思想。

　　在《六韬》一书中，太公认为王者应做到韬光养晦，威而不猛，胸怀天下，清静无为，他说：“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又说：“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博，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这是多么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深谋略呀！帝王要象龙，高高在上，变幻莫测，让人感到神秘、恐惧，情不自禁顶礼膜拜；中国从古至今的统治者不正像红衣主教一样言行诡秘、心狠手辣吗？中国人运用智谋、心计之炉火纯青，竟达到了“不智”（看不出运用了智慧）、“不谋”（用谋于无形之中）――即不留痕迹的最高境界；并且善于运用“卑”、“伏”、“愚”欺骗对手。

　　姜太公还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战略，提出了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的许多具体措施以及战术。他说：“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他指出应“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拉拢对方的爱臣以瓦解他的威权），“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人朝内大臣，离间敌人朝外将帅），“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欲其西，袭其东”。这些谋略之高明，在现代西方兵书中也几乎无出其右者！让人感叹中国人之聪明！只是但愿国人不要把“阴其谋”全都用到了社会生活中。

　　胡林翼说：在传说为姜太公所作的《三略》一书中，太公阐述了重用贤才的思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罗其英雄，则敌国穷”，“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但是，他也表达了对有才干之士的抑制甚至杀戮的思想，如“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敌国灭，谋臣亡”，这些可以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屠戮功臣的谋略，刘邦、朱元璋按此教导几乎杀尽了开国文官武将！

　　蔡鄂说：《三略》重视运用奖赏和惩罚两手，所谓“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我总觉得这种“赏”也是利用了人性弱点的阴谋，这种“罚”也是“杀贵大，赏贵小”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尊重人、尊重军法。姜太公云“非阴谋无以成功”，看来中国人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阴谋诡计。

　　姜太公不愧为中国人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