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九七一年）的秋天，为应清华大学同学专题演讲之邀请，特别去了一趟新竹。我向来不喜欢记事，更不愿意死记着往事的日期和数字，虽然事隔不久，也早已忘记是哪一月哪一天的事了。那天的上午，洪同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事到台北开会，不能在学校里等我，一切招待的事，已托陈光棣教授代劳。其实，我很怕这些公式化的应酬，什么招待不招待，毫无意思，答应来讲演就讲演，管他那些事作什么？但洪同教授以前与我有过一段因缘，现在他是清华的总务长，更重视礼节，陈光棣教授又是老朋友，很久不见，见面多谈谈，总是好的。

我记得到达新竹站时，已经日近黄昏，华灯初上了。我不认得来接我的同学们，同学们也不认得我，当我自己正要叫车去清华时，幸好来接我的校车上的司机，头脑真够清华，他看我东张西望，像个丧家之犬，便问我是否是到清华去演讲的，我就笑说：“是的。”于是，来接的同学们也知道了，大家半中半西地礼貌一番，嘟的一声，直放清华。

到了地头，光棣教授早已在招待室内，彼此长久不见，见了面，就互道思念之情，如此如彼地嘘寒问暖一番。他和负责招待的同学们，陪我吃了中式的西餐晚饭以后，又上来一杯咖啡，打开了另一面的话匣。据我所知，光棣教授是一个杰出的人才，多才多艺，倜傥风流，兼而有之。但因时间匆促，我们来不及谈风趣，我只关心他的中国史的大著，有未完成。他当时对我说：目前正忙着写一部《泛论中美外交关系》的书，而且告诉我他所写的立意和方向。我当时听了，首先叫好，要他赶快完成这部书。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太粗疏，但可乐于与人为善，而且有激扬别人长处的呆劲，所以特别高兴听他谈著作的计划。如果当天不是被拖上“来讲演”的空架子，真想请他好好地讲下去，我极愿意作他的听众。

事情过去了，又快到过年了，恰好在一九七一年（阳历）除夕的那一天，接到陈光棣教授给我寄来了他的一部巨著。开始我不知道是谁寄来的闲书，随手一放，堆在平日惯例的来件中，等到有空时再慢慢地清理。当时，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同学说：“这好像是陈光棣教授寄来的新书呢！老师经常说他是很风趣的人，就是他吗？”我听了就叫他替我赶快拆开来看，才知道就是他那天对我讲的《中美外交关系》的新书出版了。因此，我连忙读他的序文——前言，顺便又翻阅目录，一面看，一面情不自禁地叫好。那个仍然站在我身旁的同学问我好在哪里？我说：这是此时此地，你们这一代青年同学们必须要知道，要先读为快的书，好就好在他为你们搜集撰述了应该知道的当代史料，可以使你们温故而知新，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未来前途，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同时也可以使你们对于世界局势的变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向来不会替人作书评，而且读了每一本书，都好像无从评起，因此欠的这类文债也特别多。有些因所求不遂，或另有所写的人，因此便拚命骂我是“江湖”，是“旁门左道”。好在我对这些事，已听惯不惊，而且当它是过分恭维的耳边风，殊不知道我连“左道旁门”和“江湖”都不够格。但是对于陈光棣教授这一本书，我却乐意要为它推介，这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事，而且现代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必须要读。也可以说，这就是我“任兴”的一面，只要自己兴趣所在，认为“义所当为”，就不管是非，该作该说的就说就作了，更不要通知光棣教授。——最后，附带说明，陈光棣教授的这部书，据我看到的版权页上所记载，在世界书局可以买到。

〔一九七二年，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