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约619～687)姓骆，字观光，名宾王，唐代诗人。字观光，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朝初期的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骆宾王的五律也有不少佳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深微，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送郑少府入辽》抒写立功报国的乐观战斗精神，格高韵美，词华朗耀，除了全首平仄声调还不协调，律体形式尚未成熟而外，比起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并无逊色。绝句小诗，如《于易水送人》、《在军登城楼》，寥寥20字中，壮志豪情，激荡着风云之气，颇能见出诗人的个性风格，在初唐绝句中也是不多见的。

他幼年就才华出众，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为道王李元庆府属，后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久戍边疆。仪凤中(676—679年)，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因上书议论政事，触忤武则天下狱，贬临海县丞，悒悒不得志，乃弃官而去。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他以衰暮之年投奔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并写下了著名的《讨武照檄》。武则天读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赞叹他很有才气，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在临海时，他曾写过一首《久客临海有怀》，借景抒情：“天涯非日观，地岜望星楼。练光摇乱马，剑气上连牛。草湿姑苏夕，叶下洞庭秋。欲知凄断意，江上涉安流”。

骆宾王有“江南神童”、“齐鲁才子”之称，文才出众，但怀才不遇，心境极为悲苦。他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在河南豫州道王李元庆府中当幕僚，没有得到重用。他曾对前程万念俱灰，在兖州过耕读自娱、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时间长达12年。49岁时，他已满头白发，再上长安参加对策考试，终于被录用，当了一个“奉礼郎”的小官。他又不甘心平庸地度过一生，一心想为国建立功业，52岁高龄时还从军入伍，在青海、西藏度过了3年的军旅生涯，后又随军到云南腾冲，参加朝廷的平叛战斗，军中的文书、布告与捷报都出自于他的手笔。他为国建立了功勋，但朝廷只给了他一个武功县主簿的职务。61岁那年，他被提升为“侍御史”，是朝廷的监察官，但他上任还不到半年，受人诬陷，锒铛入狱，成了一名阶下囚。他在狱中写下著名的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抒发长期郁积在心头的忧愤。

骆宾王目睹了武则天废帝夺权、大开杀戒，以及武氏势力横行无忌的种种恶行，心中颇感愤愤。他带着一腔郁郁之气离京南下，但没有再回临海。而是去了扬州，和徐敬业等人聚合密商，准备武装讨伐，推翻武则天。

徐敬业是唐代开国元勋英国公徐世的长孙，原为四川眉州刺史，拥有兵权，这时贬为柳州司马。因此他的祖父死后曾封扬州大都督，所以他没有去柳州赴任，而是跑到扬州，密谋起事。骆宾王在四川军中，大约就和徐敬业结识，所以徐就密召骆宾王参与。经过一番密商，制订出行动计划：确定以“拥戴庐陵王，匡复唐室”为号召；首先占领扬州城，作为起事根据地；徐敬业任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骆宾王为艺文令，起草讨伐武则天的檄文。徐敬业等迅速占领扬州城，并把骆宾王写的讨武檄文传布各个州县，号召天下勤王。这篇檄文义正词严，气势磅礴，仿佛长虹凌空，迅雷震宇，深深地扣动读者的心弦。天下反武势力，莫不闻檄扼腕。人们奔走相告，闻风而动，“旬日间得胜兵十万”。

扬州起兵的最初形势很好，不仅很快集结军队十多万人，而且楚州率先响应，兵不血刃就拥有扬、楚两州之地。不久又攻下润州，连朝廷内部也产生动摇。宰相裴炎就要求武则天退出政治舞台，还政于皇帝。但徐敬业没有利用这有利形势，挥师西进，直逼京洛。而是想先巩固江南根据地，然后再经营中原。这就给武则天以足够的时间清除朝中的反对派，然后派几十万大军围剿夹击。徐敬业虽然奋力迎战，也取得了几次胜利，但最后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前后历时仅三个月。

兵败后骆宾王的下落，传说纷纭。有说被杀的，也有说逃亡的，还有说投江水而死的。综合各种史料考证，逃亡一说似较可信。因为武则天死后，朝廷曾令山东人郄云卿搜集骆宾王的诗文，并结集发行，作为对骆宾王匡扶唐室的褒扬。郄在文集序中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的话，想必有据。至于逃亡后的行踪，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灵隐为僧，月夜为宋之问续诗一说，流传最广。实际情况大约是脱逃以后，就隐姓埋名，在吴中一带流亡。隐匿几年之后，带着一腔壮志未酬的遗恨离开了人世，终年约在70岁左右。

武则天死后，唐朝进入了中兴时期，有了近40年的强盛并太平的时光。骆宾王与他的《讨武氏檄》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众口传诵、万古流芳的历史名篇，骆宾王成了正义与道德的像征，就像大诗人杜甫写的那样，有些人是“身与名俱灭”而骆宾王是“不废江河万古流”。到了宋代，骆宾王成了忠臣义士的代表，政治地位急剧上升，对他的讨武檄文，更是赞颂备至，甚至认为“唐之中兴，兴于一檄可也”，把唐中宗复位，武氏败落、李唐中兴与骆宾王的檄文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闪发出强大的道德力量，唐中宗不可能复位，武则天很可能将皇位传给了武三思，武氏王朝不可能不到一代就宣告消亡。

到明末，骆宾王成了搀救国家危难、抵抗外族侵略的忠臣榜样。明末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张国维，想借骆宾王匡扶唐室的忠义志节，再出现像《讨武氏檄》那样檄文，唤起对大明王朝的怀念。于是他通过皇帝封骆宾王为“文忠公”，对骆宾王的扬州檄文大加褒扬。

骆宾王只是一介文人，他写下的一篇《讨武氏檄》竟然散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几千年来光芒不衰，可见文化的力量几乎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光辉，不是其他力量能扼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