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统三年，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国民革命爆发，满清崩溃。因为全国对满清统治极为不满，革命立即成功。革命军的第一枪，是在八月十九那天，从武昌放出的。九月一日到十日，在七省之内陆续有革命发生，随后在另几省又有行动起义。每次都无须苦战，立即成功。各省满族总督都被斩首，汉人之方面大员或为部下逮捕，或向革命军投降。满清的总督，原是监督汉人之为巡抚的，不过这项制度已经废弛，有的省份这两项官职是由一人兼任，其间的区别自然不再严格划分。朝廷卑怯抚慰性质的圣旨，已不足以餍足人心。朝廷在匆忙之中发布十九条立宪条文，其实那些条文是官方早就同意而再三拖延的，也是过去十年之中国人奋斗牺牲以求的。其中有赦免革命党人；允许人民剃去辫子；有下诏罪己。但是一切白费。慈禧太后那个老婆子，早就恬不知耻，过分安享皇家的特权，不知倾覆灭亡之将至，如今要由一个儿童皇帝，代付此笔孽债。在五十四天之后，清军和革命军宣布停战，商议清帝逊位。

　　在十一月六日，中华民国开国之父孙中山先生，自美洲经由欧洲，抵达上海。四天之后，他被推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新政府通过采行西历，旧历十一月十三日，算是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当日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不事庆祝。

　　又四十二天之后，清帝逊位，满清帝国至此结束。

　　这次革命，也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一样，使上一代和一个特权阶级因而失势，其根深蒂固的利益也摧毁无余。所以全部的旗人，或贫或富，大多遭殃。为了要保持以往的生活气派，满族王公开始出卖财产，皇室则率先出售，以前地位崇高的旗人家的妻子女儿，开始为人家充当用人。更为贫穷的旗人，当年按月从清廷的宗人府支领粮饷，如今几乎成为赤贫。去做事吧，太懒惰；去偷窃吧，太斯文；去讨饭吧，太害羞；虽然说是一口高雅的京话，实际上是社会上的寄生虫，过去由皇上家养了两百七十年，从不知自食其力为何事。旗人原是真正的有闲阶级。如今突然厄运当头。正如俗语所说，树倒猢狲散，正是此日情况。在普通老百姓之间，汉人并不仇视旗人，因为旗人文弱而谦虚有礼，已经很适应汉人的生活，已经接纳了汉族的文化，种族方面已然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若是有，也只有满族女人的衣裳一项不同而已。如今旗人的女儿都愿意嫁给汉人，男的就去拉洋车。不过，他们有的人穷得厉害。有时候儿，一家几口人会轮流着穿一身衣裳；每当一人出门儿之后，别人就在床上赤身裸体拥被而卧，直等到出外的人回来，才轮到有衣裳穿。

　　革命后，这儿有一个典型的新时代遗弃者的故事。这个人是旗人。他在茶馆儿里喝了一壶茶，吃了一个芝麻酱烧饼，身上的最后一个铜子儿也花光了。但是一个烧饼吃下去之后，还不解饿。他看见茶桌子的缝儿里还有他掉下的一些芝麻。怕别人看见他从桌缝儿里往外捡芝麻，他故作怒容，跟自己嘟嘟囔囔说几句话。抽冷子骂了一句，用力把桌子拍了一下子。一看跳出来几粒芝麻，就捡起来看，以毫无所谓的样子，放在嘴里，自言自语说：“没想到是芝麻呀。”他猛拍桌子，引起邻近坐的一个人的注意。那个人看见了他那种怪举动，知道他穷得买不起另一个烧饼。就走过来，拾起那几粒芝麻，也用那种怪样子细看了看，然后说：“我不相信不是芝麻。”正在此时，那个旗人的女儿来到茶馆儿，向他说：“妈要出门儿，没有裤子穿，要您回家去呢。”

　　那个旗人装出很有身份的神气说：“怎么？没裤子？为什么不打开大红衣箱找？”

　　女儿说：“爸爸，您怎么忘了？大红衣箱不是五月节前就当了吗？”

　　父亲觉得很难为情，又说：“那么，就是在镶珍珠的柜子里呢。”

　　女儿又说：“爸爸，您又忘了。那个柜子不是过年前也当了吗？”

　　在这样大煞风景之下，他满脸含羞和女儿走出了茶馆儿，落得给别人耻笑。

　　但是受害的还不止是旗人。在满清政府做官的人也失去了官职，只好退隐下来。这些人都毫无办法，已经失去了社会关系和政治门路，摆在面前的的是个新社会，是他们咒骂的世风日下的伦理道得，是他们无法了解的一代后生小子。以前生活较为富裕的则已经积蓄下足够的钱，可以安然度日。有人在别的都市的租界买了别墅。有人不愿意招人注意，就住在租界里巷子中的红砖平顶房子里，把积蓄的金银财宝藏起来，但也有人不胜现代汽车的舒适的诱惑，买辆汽车以代步。那些花得起钱的，就雇高大强壮的俄国人做汽车司机，或是做保镖。有些讲究实际的人就把钱投在工商业上。有些人不断寻求官职，他们觉得，即便坐五日京兆，也像抽大烟一样，总算过过官瘾；他们觉得做官、钻门路以饱私囊，是“读书人”的当然之事。这些天生追求官僚势力的人，也竟而渐渐得到官位，把一个民国政治制度自内部腐化了，把自民国元年到十五年这一段的国民政府，弄成供人嘲笑的话柄。

　　木兰家并没受什么影响。革命并不摧毁茶商与药商。不管在帝制之下，还是在民国之下，茶叶还是茶叶，药材还是药材。后来木兰才知道，在革命之前，他父亲又向南洋的革命党人捐助了十万元。这笔巨款使他父亲的现金项下，骤然紧了不少，但是他的生意还是依然如故。革命一成功，他首先剪去了辫子。

　　不过木兰的婆家则起了变化。因为曾文璞是个刚强坚定的儒教信徒，在他看来，革命就等于人类文化到了洪水猛兽时代。他倒不在乎清朝被推翻，他怕的是随后而来的变化。他和木兰的父亲之间，始终没有产生真正莫逆的友情，只因为姚思安是维新派，他自己则是旧思想旧社会旧伦常风俗的坚强卫道之士。木兰嫁过去不久，就发现她公公恨洋书，恨洋制度，恨洋东西。虽然他喜爱那个金表，他仍然抱着鄙夷轻视的看法，认为那终究是低级思想的产物，是工匠产生的东西。洋人制造精巧的器物，只能表示洋人是精巧的工匠，低于农夫一等，低于读书人两等，只是比商人高一级而已。这等民族不能算是有高等文化，不能算有精神文明。他对西洋文明的看法，只能看到这个程度。现在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了。但是试想一想，国家怎么能没有皇帝！俗语所说“无父无君”，就表示无法无天，天下大乱。他相信中国整个的文化已受到威胁。他对外国的反对是毫不妥协的。一直到几年之后，他由于自己切身的一段经验，那就是他的糖尿病被爱莲的丈夫，是一个西医，用胰岛素治好，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现在曾文璞是急于要退休，因为他宦囊丰盈，退休之后，全家可以享福度日。他看得出一段大乱方兴未艾，打算明哲保身，不被卷入。革命爆发之后四天，袁世凯又奉诏当权，他去心已决，不再踌躇，不再恋栈。

　　在这一段日子里，荪亚和木兰这一对小夫妇，在曾家那么大的家庭里生活，好多地方儿需要适应。这一对年轻夫妻最重的事，是要讨父母的欢心，也就是说要做好儿女。要讨父母欢心，荪亚和木兰就要做好多事情。基本上，是要保持家庭中规矩和睦的气氛，年轻的一代应当学着减除大人的忧劳，担当起大人对内对外的重担。

　　木兰虽然是家中最年轻的儿媳妇，她不久就获得了曾太太的信任。曾太太对素云很失望，素云对自己和丈夫的事，照顾得很好。她院子以外的事就推了个干净。曼娘，虽然是长房的儿媳妇，却生性不是管理别人的人，也没有当家主事的才干，连管理男女仆人都不行。她老是怕得罪人，连丫鬟都怕得罪，有几个仆人根本就不听她的话。桂姐开始把责任分给木兰，分给木兰的越来越多，比如分配仆人工作，注意是否年龄较长的仆人容易偷懒，使别人替他做事，防止发生过大的赌博，给仆人调解争吵，核对仆人报的帐目是否可靠。一般日常例行的事情倒还容易，而木兰往往把大半个上午都用在和曾太太，有时和桂姐商量给仆人分配工作，决定对外的应酬来往。她在家的时候儿，对这类事情早已做惯，所不同的就是曾家外面的那些新关系是她生疏的，但很快也就明白，也就记住了。治理一个有二、三十个仆人的家，就像管理一个学校，或是治理一个国家一样，要点就是一切不要失去常轨，要大公无私，要保持当权人的威信，在仆人之间，要让他们势均力敌，恰到好处。木兰严格限制锦儿，对家里一般的事情，一定使她置身事外，这倒合乎锦儿的心愿，只用雪花和凤凰做自己的助手。

　　木兰的家教正好使她适于当家主事，适于管理这样大家庭的艰巨工作，而她在生活上，谈吐之间，又诙谐多风趣，在处理日常的琐务上，自然更轻松容易。她知道好多事情并不对，但是有的事却装做没理会。就拿一件来说吧。她不肯把家事管理得比以前桂姐管理时，显得更好。论地位，她比桂姐更为有利，因为桂姐始终是代理太太行使职权，重要事情都不能自己做主，而木兰则是正式的儿媳妇，是曾家的少奶奶。家里的总管是个旗人，姓卞，四十几岁年纪，已经开始怕木兰，甚于以前怕桂姐。因为帐目小有不符，木兰总是微微一笑，那种笑容足以显示她并没被蒙在鼓里，不过她不说什么。卞总管向塾师方老先生说起这件事，一天，在木兰面前，方教师把这话告诉了曾太太。说卞总管最怕的是三少奶奶。木兰说：“他若怕我，那就好。什么事都照规矩办，他用不着怕我。谁不想养家餬口呢？在这个大家庭，有的事情也是装看不见才行。”曾太太看见木兰人年轻，办起事来倒蛮老练，非常高兴，就越发付予木兰更多的权力。最后，曾家的事，势非全交给木兰负责不可了。

　　至于木兰和荪亚本身，在他们那种婚姻里，生儿育女当然至为重要。不但对于家是尽孝之道，对于他俩自己，更是夫妇敦伦之礼。孩子等于是男女结合的焦点，否则两个人之间便有了缺陷。不出几个月，显然是有了喜，俩人非常高兴。木兰现在知道她的婚姻是个幸福的婚姻，不再想入非非，于是对荪亚更温柔多情，荪亚想到自己的孩子，自然有不少的时候儿心情严肃，这种严肃的心情，也就使自己的幼稚孩子气大为减弱。这一对小夫妻很幸福快乐，远非木兰的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