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汉族文化的发皇时期，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充沛的活力，创造新境界。佛教方面，以慧能为首的禅学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创汉化（玄学化）佛教，倡导杀佛杀祖，足以解脱处于奴仆地位的无数佛教徒。儒学方面，在墨守师说，拘泥训诂的束缚下，开创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限于训诂名物，不谈哲学思想的儒学，也谈起穷理尽性来了，汉学系统由此逐渐转入宋学系统。所以唐朝儒学在发展的意义上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化阶段。

　　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于统治阶级思想的统一，因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明经专习儒经，进士也必须习儒经，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认是儒生（自认为佛道的是少数），有所议论，总不敢违背儒学或违背过远。唐朝儒生反对佛教，态度比较一致，议论比较肤浅，这种情形与《五经正义》有密切关系。清儒对孔氏《正义》多有贬辞，不知有了正义，东汉以来纷纭矛盾的师说一扫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从此失势。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唐时分儒经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这是朝廷颁行的官书（唐高宗永徽四年颁行），凡士人应明经科，必须诵习儒经，义理全依据《正义》所说，否则就成异端邪说。《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例如梁儒皇侃撰《礼记疏》，有时不合郑玄注文，孔颖达斥为“叶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丘”。所谓首丘归根，就是照注文解释。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做疏不破注。孔颖达奉诏撰定的《五经正义》是《周易》王弼注、《尚书》伪孔安国传（传即注）、《诗》毛传、郑笺、《礼记》郑玄注、《春秋左氏传》杜预注。孔颖达作疏，多据南北朝儒主的义疏，如《尚书正义》、《毛诗正义》本于刘悼（孔颖达是刘焯的门人）刘炫，《春秋左氏传正义》本于刘炫，《礼记正义》本于皇侃，孔颖达自己并没有新说。《周易正义》不言所本，《正义序》说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孔颖达采录诸家旧说，编缀成书，所以《五经正义》中，《周易正义》最为空疏，宋儒为《尔雅》、《论语》、《孝经》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与讲章无异，这种陋习是从《周易正义》开端的。

　　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经学统于一尊（注家），所有东汉以来诸儒异说，全部作废，儒学内部互斗不决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对宗派林立，说各不同的佛教，在斗争中，统一的儒学处于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却不敢非议儒经，因为儒经从文字到解释，都有标准本，违反它，就是违反朝廷的功令。

　　《五经正义》是奉敕撰修的官书，此外还有几部私修的经疏。唐高宗时太学博士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二经《疏》。二经都用郑玄注，与《礼记》郑玄注合称三礼。孔颖达撰《礼记正义》，与贾公彦共同商定，足见他是三礼专门。《周礼疏》不知所本，《仪礼疏》则是依据齐黄庆、隋李孟悊（同哲）二家之疏。朱熹说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朱熹评论是允当的。与孔颖达同时的杨士勋撰《春秋谷梁传疏》，唐后期人徐彦撰《春秋公羊传疏》，《谷梁传》用范宁注，《公羊传》用何休注，作疏体例全同孔疏，不过远不及《左传正义》的充实，这是因为魏晋以来《公》、《谷》二传不被重视，少有专门的儒生，杨徐二人缺乏凭借，所撰不免流于空疏。大中小三等经，唐儒都做了疏文，对儒学的统一，比两汉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

　　唐太宗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书成奏上，唐太宗使诸儒详议、经过辩论，颜师古对笞详明，诸儒叹服。唐太宗颁行定本，令学者肄习。自《五经定本》颁行后，诸经文字完全统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释各异的弊病。

　　与《五经定本》作用相反，陆元朗（字德明，唐太宗时人）撰《经典释文》一书，详列各经本异同，每字各有音切、训义，汉魏六朝儒经音训，基本上借此保存。《释文》有《序录》一卷，详述经学传授源流，为研究经学必读的课本。陆元朗自南朝陈后主时开始撰述，采集诸儒二百三十余家的音切和训诂，功程浩大，真正给汉魏六朝经学完成了结束的工作。

　　由于《正义》和《定本》的颁行，儒家学术被束缚，少数不甘屈服的士人，荡弃家法，凭己意说经，开穿凿附会的学风。《五经正义》墨守注文，是严格的汉学系统，唐人新开风气，不拘训诂旧说，可以自由说经，宋儒更加发展，取佛老思想融入经学，经学面貌大变，自成一种宋学系统，与汉魏六朝的经学，截然不同。多少有些唯物主义倾向的汉学（古文经学）转变为唯心主义的宋学，这自然是经学史上一个重大的转变。

　　唐人虽开新风气，但著书不多，现存诸书有成伯玙《毛诗指说》一卷，以为《毛诗》序首（《大序》，即《关睢》篇的序文）是子夏所传，其余是毛苌所续（《小序》，《关睢》篇以外的各篇序），说法是新创，证据却绝无。按照汉朝传经家法是不能允许的。唐自安史乱后，藩镇跋扈，朝廷威势下降，儒者提倡《春秋》学，正是针对这个政治局面，企图尊王室，正名分来挽救残破。最先倡《春秋》学的儒者为啖助，撰《春秋统例》六卷，说《左传》“叙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谷》之于经为密”。《公》、《谷》空言说经，啖助反以为密，足见他旨在借《春秋》发抒自己的政治见解，不重视《左传》的据事说经。宋儒程颐独称啖助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程颐这样赞美啖助，正好说明啖助弃传求经的学风，即是宋儒附会臆断的学风。啖助弟子赵匡、陆淳，继续治《春秋》学，陆淳著《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等书，不为三传旧说所拘，专凭己意指出孔子笔削的本意，未免出于虚构。柳宗元作《陆淳墓表》，称陆淳为巨儒，能知圣人之旨。又有卢仝也穿凿《春秋》，韩愈赠诗有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愈诗推崇卢仝，说“先生事业不可量”。足见舍传求经的风气，韩柳都是赞同的（韩愈李翱作《论语笔解》，也多有穿凿之处）。《五经正义》束缚说经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陆淳为代表的《春秋》学，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待说照注文推演的《正义》。啖助等人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自发抒见解，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啖助、陆淳的创始精神，在经学史上，应该是值得注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