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原是“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的各族聚居地。各族中经济和文化的水平，汉族最高，其次是白蛮，再其次是乌蛮，自此以下，文化程度极为参差，大抵吃生肉的寻传，多妻养夫的裸形，应属于最低的一类。比较高一些的部落，习俗也实在急待改革，例如黑齿、金齿、银齿三种，与人相见，用漆器或金、银器饰齿，表示礼貌。绣脚种，在小腿上刻花纹。绣面种，小儿生满月，在面上刻黑纹。雕题种，在面上和身上刻黑纹。穿鼻种，鼻上挂个大金环；酋长出行，使人用丝绳牵着金环在前面走。也有人用两支金钉，穿入鼻中，钉脚露在鼻孔外。长鬃种，额前作长髻，下垂过脐，走路时用物举着长髻；酋长要两个女人在前面举髻，才可行走。这种习俗，正反映他们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性，文化较高的人看来，不免要发笑；同样，文化更高的人看较高的人的某些习俗，也不免要发笑。文化发展无止境，较落后的文化，总不免残留着若干可笑的故俗，关键在于择善而从，不断改革自己的故俗。可是，落后性与保守性总是紧密相结合，落后族总想保守故俗，以为故俗存在，等于本族存在。要求本族存在，完全是合理的，但因此安于落后状态。这就很不合理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族，都是遵循着客观规律而存在或消失，不合理的要求，只能得到与愿望相反的后果。譬如水，一条小水流过一段路，不再往前流，太阳顺，沙土填，到后来，这条小水不见了，这是实在的消失。另外有许多小水，一直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中等河里。这条中等河不保存原来诸小水的名称，而诸小水的水既然汇合成这条中等河，那末，中等河的名称，就成为诸小水的总称。许多中等河往前流，在不同的地点流入一条大河里，同样，这条大河的名称，就是许多中等河的总称。许多大河往前流，都流入大海里。大海不分别某部分水来自某大河，总而称之为侮水。如果不拘泥于某些形式，心知其意地以水的譬喻来看一个族的消失或存在，很有相同处。落后不前进的族，到了一定时期，因为缺乏生存条件（社会愈前进，生存条件愈提高，落后族处境愈危险），逐渐由衰微以至消失，这种事例，历史上是常见的。前进中（进程有快有慢）的族，当然是大多数。它们从小族融合成中等族，再从中等族融合成大族，后来似乎只剩下一个大族，许多小族、中等族消失了，实际恰恰相反，不是消失而是发展成为大族了。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民族，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若干世纪后，诸民族都要归于消失，融合而成一个人类总体。那时候不再有人种特征和民族特征等区别，好比诸大河流入大海，清水浊水淡水都变成海水，不是消失而是诸大河总融合了。

　　诸族融合的规律，人数少的族往往融合于人数多的族，但不算是最主要的规律。最主要的规律是经济文化低的族融合于经济文化高的族。因为水总是向低处流，社会却总是向高处走，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长久遏阻这个趋势。社会在前进，前进的族列在前面，列在后面的族自然要追上去，企图阻止在后面的向前，强迫在前面的退后，都是反规律的，做这种愚蠢事的人一定是统治者而不是劳动民众，因之，前进势力终究会战胜保守势力，推动社会向高处走。到了没有高低和其他的区别，区别反而障碍再前进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这是人力不能阻止也不能强迫的社会趋势。

　　南诏立国，起着促成云南各族融合的作用。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比汉族以外各族都高。南诏是以白蛮为主体的弱小国家，它受到唐和吐蕃的威胁，必须开发经济，补充人力，才能自立，因此，住在深山穷谷中的落后部落和原始人群，都被它寻找出来，作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南诏德化碑》说“爱有寻传，畴壤沃饶，人物殷凑。……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诏（王）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义。十一年（七六二年）冬，亲与寮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结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不讨自来，祁鲜望风而至”。这段话的实质就是南诏用政治军事力量，打破闭塞状态，使原始居民接受统治，尽管政治是为了剥削，军事是为了征服，按社会趋势来说，终究是有进步意义的。

　　南诏立国的武力依靠白蛮贵族和自由民，因之经济上有特殊的待遇。南诏采用唐均田制，按户授田。

　　田五亩称一双。高级官授田四十双（二顷）。上等户授田三十双。中户下户各依次减授，当是中等户授田二十双，下等户授田十双。凡受田的户，不分贵贱都亲自耕作，不役使别户。受日户每年纳税米二斗。一年收一次的田不纳税米，收两次的田才纳税。受田户所有丁壮都服兵役，自备武器衣装。八三○年以前，南诏保境自守，战争较少，自由民赋税和兵役都不感沉重，南诏国家也就得到巩固。

　　南诏国赋税的来源，主要是剥削种官田的“佃人”。《蛮书》说，南诏修治山田很精好，城镇长官派出官员到当地监守催促，使“佃人”耕作。这种用“佃人”耕作的田，往往接连至三十里。收获完毕，监守官按“佃人”家口数目，发给口粮，其余全部归官。“佃人”除得到口粮以外，一无所有，显然是一种农业奴隶。

　　南诏耕田用二牛三夫。一夫牵牛，一夫按犁辕，一夫操犁。耕田必须有三个人，又受田户不相役使，这就需要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官田是用奴隶的，高级官上等户所受田，也要用奴隶，中等户下等户劳动力不足时，自然也希望获得奴隶。南诏向外攻掠，经常掳获大批人口回国，国内奴隶买卖盛行，有理由说南诏是封建制奴隶制并存、奴隶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大理国停止向外攻掠，奴隶来源减少，应是封建制占较大比重的国家。

　　南诏文化显示着向汉文化看齐的趋势，也就是逐渐革除白蛮故俗，完全接受较高级的汉文化。阁逻凤认郑回为淳儒，使教子弟读书。郑回所授书自然是儒家经典。异牟寻与唐朝恢复和好，唐西川节度使韦臯允许南诏派遣贵族子弟轮流到成都就学，前后相沿五十年，学成回国的人数至少有好几百。唐宣宗说要节省费用，拒绝收受南诏学生。南诏表示不满，来信说：“一人有庆，方当万国而来朝；四海为家，岂计十人（学生名额）之有费”。此后南诏停止入贡，并骚扰边境，要求继续就学。高骈《回云南牒》里说，“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片言既知，大恩合报”；牛丛《报（答）坦绰（首相）书》里也说“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岂期后嗣，罔效忠诚……遂令凶丑，肆害生灵”。南诏国人深爱汉文化，尽量吸取，在文化交流的一方——店朝，因南诏攻掠庸境，两国政治上交恶，竟采取谬误措施，停止交流的进行。文化交流，上层人士往往起媒介作用，但主要的意义在于两国民众间得以友好互助。政治交恶，总是出于两国统治者间，与民众无涉。唐君臣损害南诏民众的利益作为对南诏统治者的报复手段，甚至要求报“大恩”，当然不会发生任何效果，内地与云南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却长时期被两地统治者割断了。

　　两宋时，朝廷对大理国仍采取消极态度，大理国对内地却有恢复经济文化上联系的要求。一一一三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大理国请入贡。一一一六年，大理国进奉使李紫琮等来朝，路过鼎州（湖南常德县），到学宫拜宣圣（孔子）像，与诸生相见。李紫琮到京师，贡马及麝香等物，宋封段和誉为大理国王。一一三三年（宋高宗绍兴三年），广西奏称大理国求入贡及卖马。宋高宗说，入贡就是求通商，可勿许，马匹供军用，可给价收买。一一七三年（宋孝宗乾道九年），有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二十三人来邕州议马匹贸易，给宋官文书，要求购买《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等书籍，又要浮梁（江西景德镇）瓷器、琉璃碗及紫檀、沉香木、甘草、石决明、井泉石、蜜陀僧、香蛤、海蛤等药物。文书后边有附记说“古文有云，察音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辞，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续继短章，伏乞斧伐”。短章中有“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等句。从李观音得文书里表现，文理人除方音及人名用三个字与内地人不同，其余无异于内地人。段氏自称祖先本是汉人，段氏立大理国，愈益推行汉文化，是很自然的。大抵南宋时，白蛮文化已经提高到汉族的水平。乌蛮和落后部落，受白蛮文化的影响，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自一二五三年元灭大理国以后，汉人和白蛮以及文化较高的各蛮部，加速了融合过程，《新唐书·南蛮传》所载以落后习俗为称号的部落，许多不再见于记载，说明这些部落脱离故俗，文化上升到较高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