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附浙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经济、文化都逐渐上升到黄河流域的水平，并且继续在上升。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隋炀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使得继起的统治者，不得不对农民阶级多少作出一些让步，政治措施有所改善。这样，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经济基地的、社会安宁持续到百余年的唐朝，出现在历史上。

　　唐朝比以前的统一朝代——两汉，更显得强盛而繁荣。唐前期，奠定了这个雄厚的基础。唐中期，藩镇叛乱，战争连年不息；唐后期，朝廷内部愈益分裂，统治力大为削弱。虽然如此，唐中期以至后期，在国外，声威还是很崇高，在国内，经济和文化还是在发展。这是因为唐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的经济在免于战乱的情况下，一直在上升。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总是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孔、孟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剥削较有节制的所谓行“仁政”。这在封建时代，应该说是进步倾向，因为农民迫切希望统治阶级不要夺去过多的生产品。另一种是腐朽势力的作法，那就是不顾农民死活，横征暴敛，贪得无餍，用来填无底的欲壑。进步倾向和腐朽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常常发生斗争，如果进步倾向得势，阶级矛盾就比较缓和，出现“治平”的景象；反之，腐朽势力得势，制造各种祸乱，毒害民众，最后爆发农民起义，打击以至推翻腐朽统治。从表面看，一“治”一乱若循环，似乎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事情，实际上“治”是农民起义的产物，没有起义的威力，统治阶级是不会求“治”的。在这个“治”的时期里，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业生产力就得到一些发展的机会。

　　农民起义推翻隋炀帝统治，给唐统治者一个严厉的教训。唐前期三个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开元年间）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代表进步倾向，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全国行施租庸调制和主要在关东地区推行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并减轻赋税，农业生产从而发展起来。与均田制相关联的府兵制，自然显出了它的实力。唐前期国内安宁，四裔宾附，富强无比，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获得土地。

　　唐前期，政治上进步倾向占优势，但腐朽势力也在滋长着。以士族为首的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庄田制逐渐代替均田制，农民失去土地，府兵制不得不改为募兵制，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政治上腐朽势力占有优势，强盛的唐前期也就开始转入外强中干的唐中期。唐前期因军事胜利，疆域扩大，自东北到西北边境上，以及边境附近的内地州县，居住着当时称为蕃人的大量内附诸族人。募兵制行施后，蕃人应募当兵，特别是当骑兵，成为唐边镇兵的主要组成部分。唐玄宗重用蕃将，兵权实际上落入蕃人手中，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推翻腐朽的唐朝廷。此后，一联串的反叛、讨叛战争，使得唐朝统治力愈益衰弱，腐朽势力愈益得势，剥削愈益苛暴，庄田愈益发达，农民遭受战争和赋税的痛苦是非常沉重的。腐朽势力占优势的唐中央政权和蕃人为主体的地方割据，进行长期的战争，是唐中期的特征，唐宪宗暂时统一，结束了唐中期的局面，但结果并不是恢复唐前期的统一，而是转入更腐朽的唐后期。

　　庸初定制，政权归士族（贵族也在士族内）执掌，工商杂类，不得入仕。士族过着腐朽生活，需要大量奢侈品供浪费。以商人为首的工商业，和农业逐渐衰萎的情况相反，一直在发展。工商业者要求参与政权，出身杂类的宦官，从唐玄宗时开始，逐渐取得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就自然成为工商杂类的政治代表。唐中期，宦官已是士族的对抗力量。唐后期，宦官掌握皇帝本人的生杀予夺权，唐朝廷实际是宦官政权。士族中一部分投靠宦官，一部分不服，与宦官争夺权利，这就出现南、北司之争，也可以说是士族与工商杂类之争。士族活动范围缩小，得官职不易，因而相互间争夺加剧，这就出现朋党之争。朋党的一方往往依附宦官，朋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南、北司之争的附属品。唐后期，朝廷承认河北三镇独立，不再有战争。朝廷内部尽量进行着这些争夺，可以无所顾忌。争夺的得胜者就是得官者，得官的意义是无所顾忌地敲剥民众。民众被迫走到死亡线上，除了发动起义战争，再也没有其他可走的路。

　　起义首先在浙东爆发。由于起义的统率者裘甫等人，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起义很快被唐朝廷镇压下去。王仙芝、黄巢在北方起义，规模比浙东大得多，唐朝廷终于被黄巢起义军驱逐出长安。由于黄巢等统率者，本身存在着必败的弱点，结局不能不是失败，但唐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崩溃也加速了。

　　农民大起义失败后，割据势力乘机混战，各霸一方。九○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唐后期结束，五代十国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