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横曰：台湾天富之国也，官山府海，利尽东南。荷人得之，欲以掌握通商之霸权，顾其时地利未启，移民未多，岁入不过十数万盾，故犹仰东印度公司之津贴也。延平建宅，万众偕来，蓄锐待时，百事俱举。养兵之数，多至七十有二镇，使镇为千人，则器械粮秣之数将何所给，而延平乃布屯田之制，自耕自赡，不取于民。谘议参军陈永华又整饬之，内兴土宜，而外张贸易，贩洋之利，岁率数十万圆，故无竭蹶之患。民及经西伐，军费浩繁，转粟馈饷，取之无穷，而历年积蓄，因而渐罄。然犹不敛之民，而以王家所储者用之。盖以郑氏志图恢复，倾家纾难，固非有自私自利之心也。文武勋旧皆有官田，诸王汤沐之奉，亦别有所给，而土田初辟，征赋甚轻，故民皆乐业，先公而后私。迹其所以治国治民者，犹有西周遗法。天不祚明，三世而陨，此则无可如何者也。

　　清人得台之后，仅设一府三县，正供杂税多沿旧制，岁入不过八万八千一百四十八两，而岁出亦祇五千六百七十四两。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自总兵以至把总，合以战守之兵七千四百六十人，俸禄饷糈岁绘四千八百五十一两，兼以福建各营兵米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五石，折价二万六千九百三十六两，计为三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两，入款尚有余裕。盖其时米价甚贱，银则贵，殆多今日十倍，故以一府三县之大，而经费竟若是之少也。正款之外，尚有私款，可以调剂。其贪者则取之于民，以肥私橐，而省中巧宦且以台湾为金穴矣。雍正以后，拓地渐广，增设厅县，而物价亦起，官吏俸禄不足以赡，故有复设官庄之议，并布盐制，归府办之。迨乾隆八年，增加文武养廉，岁出为之骤多。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用兵逾年，耗财甚巨。及平，尚存兵饷五十余万两。大将军福康安奏设隆恩官庄，购置田园，征收租息，以为班兵赏恤之资，又有叛产数万石，似可以弥其缺，然多为武弁所吞没，故台湾财政犹未裕也。蔡牵之乱，商船多损，贸易遏绝，官民咸受其困。夫台湾土产，米糖为巨，米糖不能出口，则商务停滞，而农业衰颓，业户因之而贫，官斯土者亦不能有所沾润，此其所以交困也。续以英人之役，俶扰频年，防洋经费数十万两，道府两库以是渐罄。然台湾每有大繇役，辄由绅富捐输，急公乐义，故政府亦不致拮据。

　　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干以台湾财政困难，须谋补救，乃以筹议备贮书，上之督抚，其言曰：

　　“自古官有余俸，而后可以讲吏治，即无余而非不足，尚可责备也。民有恒产，而后可以讲风俗，即无产而得以谋生，尚可措理也。惟日不足，而万无不足之时，其台湾之官乎。不能谋生，而万无生之理，其台湾之民乎。其不足也，皆自至足来也，其谋生之难也，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府有叛租，有盐课，厅有口费，县有正供、有杂税，皆有羡余也，皆有津贴也。仓有余粟，库有余帑，民有余钱，商有余货。昔之官于此者，皆公私绰绰然，加以存项充牣，无虑支绌。故至今无不以为台地之胜于内地，信而有征。履其地而后知十年前之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一二年内之不如五六年前也。其故安在？两言以蔽之，曰：银日少，谷日多。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谷何以日多？洋米愈贱也。他郡县犹或可以补救，台地居海中，既无去路，又无来路。他郡县不过曰谷贱伤农，与其谷贵而有损于贫民，不如谷贱而有损于富民。台民则无业者十之七，皆仰食于富民，富民贫，贫民益贫，而官亦因之而贫。府中叛产每年额征洋八万余圆，皆籴谷完纳，今易谷十石才五六圆，而额完且多在十圆以上，民间正供少亦在二十圆以内，设法垫纳，以昔之有余，补今日之不足，亦未为苦也。乃逾一年而贱，逾二三年而更贱，向来承办之殷户，今皆纷纷禀退，恳求查抄，以延余喘。此难之在民者，于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府库积欠历年，统计叛租垫二十余万，盐课欠十余万，营中官租欠六万零，司中按年照额划扣，库中按年挪款垫支。此外生息之款，及应由厅县归补而未解者，尚有二十余万。正供与叛租情形相同，办公日形竭蹶。是以司库已扣，而府库未收者，愈积愈多。无怪同任初接交代存库数十万，至今日而一空。此难之在官者，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叛租既不足，尚有盐项，此向来府中之出息也，乃盐户又不能支持。问其故，则以私盐之日多也。私盐之所以日多，则以谷价日贱，富民不能养贫民，贫民无所佣趁，无所挑负，而私贩口也。禁之过严，缉之过猛，将趋而为盗矣。往年商船流通，地方繁富，鲜有饥寒者，故穷民无不以台为退步。今则不然，懦者为道馑饿死，强者犯法以苟免。昔无恒业，而寄居求食，便于自赡。今无生路，而惰游已惯，不耐劳苦。此谋生之难，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夫生财之道，不外开其源，节其流。台地无源可开，但通其流，而源自裕。米谷不通，日积日多。望丰年乎？贱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贱如故也，盖由内地食洋米而不食台米也。不食台米，则台米无去处，而无内渡之米船。无内渡之米船，即无外来之货船。往年春夏外来洋圆数十万，今则来者寥寥，已数月无厦口商船矣。各厅县虽有海口，几成虚设。然无来亦无去，犹可也，而烟土之禁，不弛而弛，即以每人每日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贵贱贫富良莠男女约略吃烟者，不下数十万人，以五十万计之，每日即耗银十万两矣。此有去之日，无来之日，业数十余年矣，安得而不穷且盗乎？谷多而银不缺，银少而谷易销，尚可苟延。二者夹攻，其何以堪？且谷已贱或有可贵之日，银已贵万无再贱之时。则以洋夷之殖本愈厚，而牟利愈巧也。台商之货，糖为主，今闻夷亦贩糖矣。台商困，则台民敝，台民敝，则台吏穷。夫事有便于官，而不便于民，或便于民，而不便于官。而今则官民皆沦胥以败，奚暇讲吏治哉？奚暇讲风俗哉？

　　现存备贮道库十万两，府库截至夏季止，仅存三万余两，秋饷尚敷，冬季已须别为筹垫。然非有叛租盐课等项之羡余，无可垫也。各处内地划饷，而由府转划者，兵丁不能嗷嗷以待，又须别为设措，然亦非叛租、盐课等项之羡余所可措也。此两项同任未征完及外欠者，将五十余万，近年征而未完欠而未缴者，又将十余万。承办者求退求查抄之不暇，比追岂能如数。则欲垫而无可垫，欲措而无可措。所恃者道库之十余万两，例不准无事擅动。然府中既无所筹应，海外兵饷攸关，不得不移借应之。及来年大饷到台，提还后，所存又无几。今年冬饷不敷，来年秋饷不敷，后年春夏饷亦不敷矣。地方殷富之时，干戈尚且屡起，穷蹙至此，尤可寒心。万一偶有蠢动，道库所存无多也，府库悬罄也，绅商大半皆破落户也，智如诸葛，勇如武穆，亦束手而无可如何。是非早为绸缪，大为更张，将有坐视其一溃而不可复振者。议者或请减兵额以节饷，曰：止见兵来扰民，未见兵去杀贼。减之似非防患之道，而实所以去患。兵不扰民，民必不乱。宋范镇所谓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此一说也。或请筹公费以养吏，曰：于正供划出，如昔年耗羡归官，俾得办公有资。当此国用短绌之秋，尚为官吏计养赡，亦愚且诬矣。然台地县官无漕余也，无陋规也，地方绅商无通融借贷也，止有正供之羡，而正供之难征如此。加以兵各半折等项，按年金数划扣而后收，总不能清款。并有仅完至六七分以上者，赔贴从何而来？全台摊款已十九万有奇，又从何弥补？即如幕丁之资费，僚友之应酬，眷口之食用，究出于何项乎？贤者亏挪耳，不肖者即不至簠簋不饬，惟望办军需耳，是惟恐不乱也。穷生贪，贪生酷，酷以济贪，终亦未有不乱者。即惟正之供，民间已有敲骨吸髓之苦。从前台地郭光侯洪协因抗粮激成巨狱，尚在殷实之时，今则祸变更易，人心散而盗贼起，所耗于国家者不可以数计。何如先为筹其饩廩，似费而所省实多。元崔彧曰，百官月俸不能副养赡之资，难责以廉勤之操。宜议者增俸钞民必受恩惠，其有以贪抵罪，又复何辞？此又一说。或请减粮赋以安民，曰额赋不能求减，每十石一车，减价收洋十圆上下，其军饷不敷者，由内地另为筹拨，则民气大舒，而官无掣肘，始可责其尽心以治民。为此说者，亦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词也。然其说似迂，而实为切要之计。明吴甘来曰，所虑兵闻贼而逃，民见贼而喜，恐非无饷之患，而无民之患。宜急轻赋税，收人心，其迹似损，而所益实大。此又一说也。

　　总之，台地之难，难于孤悬海外，非内地辅车相依可比。谚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岂真气数使然也耶。天地所生以养人者，止有此数，财用有去无来，流民有来无去，欲不扰攘而不能。如咫尺之地，四面皆水，蒿莠丛生，其势不能相容。非斩刈之，则焚烧之，理势固然也。为今之计，先其急者。司库有应发还府库之项，筹拨若干，以为备贮，或以后扣划，少为变通，使常变皆有所恃而无恐，即一切支垫亦易于转运，而不至坐受其困。仍取责欠之有着者，设法追补，兼采众论之可行者，次第图维。台人有云，万不能断洋烟，不得已本地听其种烟，而银两或不至外出也。万不能绝洋米，不得已内地所附近各省均办采买，而米谷或可以流通也。皆言之易，而行之艰也。朱子所谓大势如人身重病，内自腹心，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台地先设法备贮府库，殆如奄奄待毙者，进之以参苓，姑延一息耳。近日幺麽海贼，洋面劫掠，不久即去。而雇备商艘，筹给舟师口粮，已觉摒挡之难。设有大憝如曩日朱、蔡者，其若之何？呜乎，败壤至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大约元气之大伤，由于历年叠次竖旗分类，而又继以夷氛之扰，其一切逋欠之积重难返也。亦以近年官斯土者，衰病已久也。前官去者去亡者亡，后人欲求近功速效而不能。悠悠忽忽，文恬武熙，苟安目前，得过且过。而病根日深，不发则已，发则不可问。知而不言，其咎益重。尝读雍正年间陕西潘总戎疏云，地方事宜有可设法措置者。以钱粮为重，而断不肯耗费于无用之地。若地方及营伍事宜，有必用钱粮始得谧安，常以地方为重，而断不敢博节省之名。是以不揣狂吠，激切上陈，无任干冒悚惶之至。

　　一为府库稍轻筹垫也。府中经征叛产，多在嘉、彰两县，自道光二十五年风灾案内，呈报水冲沙压者不可胜计，勘验清丈，分别是否堪以垦复，一时未及详办。佃户拖欠有因，而司库则已全划，营饷即须全支，佃首不能垫纳，府中不得筹款以应，以致日形支绌。可否将加饷六万四千两，除叛租征收五万四千两，尽数支除，并盐课项下拨给一万而外，再行加拨一万余两，减盐课应划之额，以补叛产短征之数。台地盐贩欠课，与内地盐商倒悬篷额无二，现在难于渎求者，以租产先其所亟，而亦知更张之未易也。

　　一为厅员稍轻赔累也。厅员承办配运，商船日见其少，每届奏销，即须由官雇运。鹿口向运本色，船傤之加贴，盘量之所耗，友丁押运之修伙，皆在其次。风涛之险，一船失事，则数千圆去矣。盘谷之费，一船上仓，又数百圆去矣。台、淡二口向俱赍价赴买，而收谷者以谷非台产不肯盘收，于是私自议折，每十石自十八九圆至二十二圆为止。县交一三，余俱厅贴。淡口并有收本色而交折价者，其赔贴尤重。可否将雇运之事，议一定章，或交谷而酌加仓费，或折价而按照时值。此为非内地收谷厅县裁减规费，实由船少短配，逼于无可如何。尽归海外口员赔贴，似未足以示平允也。

　　一为各县属库稍轻筹垫也。县征正供，皆以为每石折收银二圆二角，并不为少。而供谷最多之台湾县，已仅收二圆，兰、淡则本收一圆八角，经胥工伙食等项均出其中。即随征之耗羡，各项之案费，亦出其中。其买米给兵，买谷配运，谷价既贱，非无羡余，而应买米谷，只十分之三，所余无几。雇运则须一三交价，眷谷、半折，则须一四划饷。而所收正供中之营租、学租、叛产等项，则每石仅折纳一圆，又勋业官租、书院寺庙等租，均折纳一圆二角不等。是名为有余，而实则不足。所划所运所给，俱应年清年款，方能抵兑。当此民力凋敝之时，彰化至多收七分，淡、兰、台、嘉至多收八分，惟凤山可收至九分，而各项支应不容稍短。是以地方一切公事，有不暇兼顾者。可否将眷谷、半折两项量为减价，援内地部定例价每石七钱八分之数，照额划扣。盖兵祇领谷，近年米价大贱，按二谷一米，每石已得银一两五钱六分，银价大贵，每石已得钱三千二百余文，在内地足敷买给，似无用每石二两折钱四千二百余文之多也。

　　以上姑为目前补救之计。府厅县办公稍裕，始得尽心于地方公事。即如防冬缉匪，稽查海口，一切须有余资，乃能应手。而催科听断中，不失抚字之道，庶几海外苍生，阴受其福，或可望其日久相安，不至生事。若徒恃兵刑，是遏其流而非清其源。且有事以后，必至糜帑殃民，幸而安定，隐患终在。更可虑者，即使地方无事，万一兵丁饷项支给不及，尤难约束。昔人所谓兵数不抽，军饷不减。食既不足，众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也。今如期支放，近日虽稍形敛戢，而间有串通匪徒，攘夺之时，饷项再不能随时应付，尚可问耶？至道署精兵之经费，船工之赔垫，以各前任捐摊，每年须五六千两，此职道己事，不敢哓渎。惟各属情形，为全台休戚所关，既有所见，不敢不据实直陈，为保全地方起见。非谓见好属员，轻议纷更，喜事多言，上烦厪念也。此心无他，谅蒙涵鉴。

　　于是督抚议奏，岁由福建协济，财政稍裕，而官民亦相安无事矣。

　　台湾之钱，多自各省运来。旧志引《海东札记》，谓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祐、天禧、至道等年号，钱质小薄，千文贯之，长不盈尺。相传初辟时，土中掘出古钱千百瓮，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海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乃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毕竟邈与世绝矣。按笨港古名北港，为宋时海舶通商之口，颜、郑入台，亦由此道，故府志有台湾一名北港之言也。惜其所称古钱，不载年号。汉欤唐欤，将近代欤，其详不可知已。永历二十八年夏，延平郡王经命兵都事李德赴日本，铸永历钱。而日本以与郑氏有婚姻之好，岁以宽永钱相馈。其后人多熔之，以作钟鼎之器，至今始绝少也。当是时，海舶通商于西南洋者，络绎于道，故钱货多随商务以来。而吕宋银尤伙，是为西班牙政府所铸，面画王象，则台人所称佛银者也，重六钱八分，市上贸易以此为准。

　　三十七年，台湾改隶，始用清廷制钱，而纳税者以纹银权以两。然银有炉火之耗，有贴水之费，凡纳洋银者，每两例加四钱。然后以元宝解省，藏藩库，台有所需，乃请而发用焉。熔铸之繁，押运之缓，奸吏上下其手，藉饱私肥。而市井之流滞不计也。初，清廷诏禁前代旧钱。诸罗知县季麒光上书大吏，略谓：“台湾民番杂处，家无百金之产，各社番人，不识银等，其所买卖，不过尺布、升盐、斗粟、斤肉，若将旧钱骤禁，势必野绝肩挑，市无收贩，茕茕小民，实所难堪。窃思功令不得不遵，而民情不容不恤。查漳、泉等处，尚有老钱金钱，未尽革除。况台湾两隔重洋，实非内地可比。古者一道同风，必俟三年。今台湾声教虽通，而耳目未尽改观，性情未尽孚感，又非如郑氏之时，兴贩各洋，以滋其利。若一旦禁革，不特分厘出入，轻重难平，且使从前之钱，竟归无用，民番益贫而困。敢请俯顺舆情，暂行通用。新铸之钱源源而来，则旧钱不禁而自绝矣。”已而内阁学士徐乾学亦奏言：“闽处岭外，听民兼用旧钱为便。”从之，乃罢其禁。

　　康熙二十七年，福建巡抚奏请台湾就地铸钱。部颁钱模，文曰“康熙通宝”，阴画“台”字以为别。当是时，天下殷富，各省多即山铸钱，唯台钱略小，每贯不及六斤，故不行于内地。商旅得钱，必降价易银归。铸日多而钱日贱，银一两至值钱三四千，而给兵饷者，定例银七钱三，兵民皆弗便。市上贸易，每生事。总兵殷化行屡请停铸，当事者不从。及调镇襄阳，入觐，力言台钱之害。旨下福建督抚议奏。三十一年，始停铸焉。

　　乾隆四年，省中以台湾钱贯殊常，从前通用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前易小钱一千五百文，近只八百余文，兵民交困。议将收存黄铜器皿八万余斤，先于省城开铸万贯，尽数运往，以充搭放班兵月饷，至福建鼓铸之处，另行筹议。翌年，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二十万斤，照鼓铸青钱之例，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丰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其后乃稍凌夷焉。物盛而衰，固其所也。

　　咸丰三年，林恭之变，攻围郡治，塘报时绝，藩饷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之银。又销旧炮铸钱，文曰“咸丰通宝”，有值千、值百、值十三种。发资军饷，略得支持，事后乃少用焉。八年，许开台湾为互市。自是西人岁至，设关征税，百货厘金次第举办，入款渐多。然关税归福州将军监督，统并南、厦两口奏销，而厘金初亦不过数万元而已。当是时，各国贸易，各以其银，唯香港银为盛，重七钱二分，次为墨西哥银，亦重七钱二分，流衍遍及内地，反夺元宝之利。

　　同治元年，彰化戴潮春起事，北路俱乱。兵备道洪毓琛驻郡筹防，协款未至，请兵请饷，日不暇给，乃向德记洋行借款十五万两，约以关税抵还，不足，又行钞票。台湾之借外债始于此。十三年，牡丹之役，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视师台湾，及平，开山抚番。析疆增吏，经费浩繁，奏请台湾关税厘金等尽数截留，以充防务。然犹虑不足，并请以闽海关四成洋税，拨付二十万两，每年凑足八十万两，拨交台湾，以资经画。奉旨允准。盖以台湾孤立海上，为东南七省藩篱，列强环视，争思染指，固不得如前之闭关自守也。夫欲防外侮，必张内力，欲张内力，必筹财政。筑炮台，练防军，固为抵御之具，而兴农造士，移民殖边，以大启利源，尤为富强之基。故葆桢之汲汲于善后，则其逐逐于创始也。初，台湾征收杂税，分为水陆两饷，岁入不过五千余两，而名目琐碎，影射牵连，输于官者十，取于民者百，猾胥土豪，夤缘为利。光绪三年，巡抚丁日昌奏请豁免，台人颂焉。

　　法人之役，兵备道刘璈治军台南，分全台为五路，驻兵二万，月需饷银十二三万两，加以采办军器，购用轮船，添造营垒，岁共需银二百万两。是时道库存款百万两，府库亦五十余万两。全台正供之外，关税、厘金、盐课、阿片岁收约八十六七万两，欲为一年军费，已苦不足，而福建协济又未能照数解至。璈以防务紧急，措置为难，禀请督抚，饬善后局豫筹，按月指拨，或奏请江西、湖北两省，以关税、盐课月拨十万两，以协台饷，亦为保卫海疆之计。不从。已而法军来伐，南北封口。诏以基隆要地，不容法兵久据，台湾银米尚未缺乏，且多富户豪民，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能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总期兵民合一，以纾厪系。防务大臣刘铭传即定捐借两法，饬璈办之。璈以台湾军饷先以十个月计之，需银二百万两。全台各县，彰化最广，殷户较多，应派四十万两。淡水、嘉义次之，各三十万。凤山、台湾、新竹、宜兰又次之，各二十万。澎湖地瘠，恒春新建，均免派。南北两郡郊商各十万，分为十月匀缴。凡家资万两者，以五厘计，应捐五百两。由地方官先供印票，俟奉部章，由官给予实收，从优奖叙。而借者以一分计，应一千两，亦由官给予印单，定以一年归还。逾期不归，逐月加息五厘，俟款到后，本息核还。其家资不及一万两者，暂免捐借。捐借之单为三连票，编列号数，由道盖印，转发府县加印，以一联给与银户，其一存县，一则送府，台报备查。台属连年丰稔，米谷甚多，现在封港，贷银两滞，捐借之款，应准八成缴银，二成缴米。缴米之法，以上白米为率，糙米照加一成，按该属时价折银，各就近防米铺具票缴纳。官中发饷，搭放二成，由营自向米铺支取。是为台湾筹办内债之法。璈以捐借之款，拟行钞票，即以派办殷绅，开办银号，印订三联票式，自行编号，先盖图章，送县加印。左右票根，一存县案，一存本号，以便核对，而中票行用。银票分为一圆、五圆，钱票以五百文为率，各县征解正供、盐课、税厘均准缴纳，民间亦一律通行。如某户捐借者，至期乏银缴纳，许以田房印契胎押，悉照契面借与五成，月息六厘，多至一分二厘，三年取赎。凡银号家资十万以上者，准发钞票五万，资愈多票亦愈多。如家资不及十万，及由非官指名出示者，不得开设。银号票银如逢短促，准向道、府、县三库暂借接济。初借归清，始许续借，出入皆行息五厘。至民间通行银票，出入均照各省行规，禀县示遵。是为台湾行用钞票之法。先是，内阁学士陈宝琛奏陈持久之策，有议借民债一条。总理衙门议驳，奉旨通饬，故不得行。其时淡水林维源先捐二十万两，各属绅富亦慷慨报效，故防务之中，兵饷得以无缺。

　　军事稍敉，铭传任福建巡抚，奏陈设防、练兵、清赋、抚番四事，及建省议成。十二年四月，复与福建总督杨昌濬奏陈改设事宜，略谓：“台湾为南洋七省藩篱，整顿海防，百废俱举，加以改设行省，经费浩繁，如澎湖一岛办防，需银八十万两，业经先后奏请，饬部指拨。此外办防、制械、设电、添官、分治、招垦、抚番，在在均关紧要。至建立省城衙署坛庙各项工程，虽不妨稍缓，然既已分省，亦不能不次第举办。台地防营除裁撤外，尚存三十五营，分布沿海二千余里，势难再减。臣等悉心筹画，拟由闽海关本年照旧协银二十万两。经臣铭传咨请署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嗣后由厦关径拨解台。其闽省各库局，无论如何为难，每年按限协银二十四万两，陆续筹解。并请旨饬下粤海、江海、浙海、九江、江汉五关，每年协银三十六万两，共成八十万两，以五年为度。统计闽省及闽海关所协四十四万两，合之台地岁入百万两，专为防军月饷之需。其五关每岁各协七万余两，尚属轻而易举，而台事稍得藉手，庶不致尽托空言。仍求朝廷宽以时日，容臣铭传分别缓急轻重，次第举办。现已奏明清理田赋，并随地随事，力求整饬，变私为公。如三五年后，能照部议，以台地自有之财，供台地之用，即当奏请停止协款。一切改设事宜，清单内有未核裁者，容臣等续行奏咨办理。”当是时，全台入款岁只一百十余万两，而地丁、税饷、供粟、余租、官庄，叛产、耗羡共有十八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两有奇。台湾土田甲天下，而供赋如此之少，则以清廷有永不加赋之谕，新垦田园多未征租，而各地官业又多中饱，未能涓滴归公也。铭传深知其弊，故整理财政，则以清赋为始，隐匿者揭报，开垦者升科。于是课额增为五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九两余，随征补水秤余十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六两，加以官庄租额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七两，其征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六十八两，较旧溢有四十九万一千五百零二两，除补水秤余以充各项津贴，岁实增收三十六万三千三百四十九两，而后可以经营新政也。初，建省之时，奏设布政使下置布库大使一名，兼理台湾征收地丁税饷等款。吏部议准。以各属征收及营兵粮饷，统归布政使，案照福建旧制，核明详办，内地布政使无庸会奏。乃设支应、善后两局于台北，由布政使管之。而海关事务，照浙江之例，亦归巡抚就近监督。十三年，奏准每三个月，造报一次。台湾财政至是稍平，而铭传乃得展布矣。筑铁路，购轮船，辟商场，通邮传，设学堂，行保甲，制军器，筹边防，劝农桑，振工艺，凡百新政，次第举行。又以外币纷入，制钱日亡，乡曲细民，每以小钱之故，攘臂相争，怒起械斗，杀人罢市，层见叠闻。有司虽岁时示禁，数月而弛，圜法之乱，莫此为甚。乃议筹自铸，饬通商局办之。十六年，向德国购入机器，设官银局于台北，以候补知府督办。先铸副币，面画龙文，重七分二厘，岁铸数十万圆，南北各通用焉。

　　十七年春三月，邵友濂任巡抚，新政皆罢，而台湾之生机一挫矣。当是时，海关洋税岁入五十余万两，洋药厘金二十万两，百货厘金七万余两，茶厘十三万余两，盐课十二万余两，脑磺余利四万余两，兼以正供官庄三十六万余两，计为一百四十二万余两。而福建协饷四十四万两，至是停止，于是出款不敷三十余万两。使得竭力整顿，足以弥缝。而友濂乃自畏多事，甘心保守，其足以阻台湾之进步者大矣。是年，友濂奏请于藩库地粮项下，除额支外，岁拨台防经费二十万两，倘能再有盈余，每年奏销之时，截数报部，专款封留，以备海防有事之用。诏曰可。先是，铭传在时，部议以台湾财政渐裕，饬岁解京饷五万两，奏准于百货厘金项下拨付。自十六年起，汇交海军衙门。嗣接北洋大臣李鸿章来咨，以奏办关东铁路，令解天津。而部咨不许开支补水，饬将应解之款，改于地粮项下按年提解，其已经解者，亦于地粮提还。是为台湾协济中央之款。

　　二十年，台湾有事，募兵购械，需费颇巨。已而布告自主，设筹防局，各省亦多协济。台北既破，刘永福驻南治军，设官票局于府治，以郊商庄明德办之。权发银票，凡三种，为一圆、五圆、十圆。票长九寸二分，阔五寸二分，为三联式，一存知府，一存局中，而一为用。上列号数及年月日，钤盖台湾总兵、台南知府及办理全台防务总局之印，又有民主国之章。流行市上，众咸用之。既又发行股份票，则公债也，名曰安全公司。票式钤印，与银票同，分为一圆、五圆、十圆，俟克复后，付息三倍。一时颇多派购，藉助饷源。是为台湾军事公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