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2年，长平之战起，王龁统秦军由咸阳取何路进军上党——长平？史籍虽亦无直接记载，惟关河所限，陵谷交错，受地形制约，其选择余地则是很有限的，倘参以间接文献记载，结合传说、遗存，核以野外地理勘查，亦可略现轨迹。其所经行，当不外有两种选择：　　
　　
　　其一，由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取水路舟行，顺渭河东下，至河曲折北溯黄河，至汾阴(今山西万荣西黄河东岸庙前)折东溯汾河东下，至晋故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从此舍水路就陆路东行。由咸阳至新田，除了取上述水路，亦可陆行，即由咸阳沿渭河河床谷道东行，至河曲后，东渡临晋关(蒲坂关)，循涑水河河床东北行直至新田。水路舟行较为迅捷，取之可能性大；或可出于运兵数十万乃至百万，从戎机计，而水陆并用。由新田东下越黄父(一作“黑壤”，今山西翼城、沁水交界处乌岭关)，就进入了上党腹地，再沿梅河河床，经马邑(今山西沁水东)进抵沁河西岸，然后分兵南北循沁河一线布防。由于它通过今山西西南部，我们依古来习惯姑称“河东道”。

　　其二，由咸阳顺渭河泛舟东下，至河曲移舟黄河顺流东去，逾砥柱山达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登陆，由野王(今河南沁阳)取太行道北逾太行山，过天井关进入上党腹地，再折西北沿沁河一线布防。由于它通过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我们亦依古来习惯姑称“河内道”。自从公元前290年魏昭王“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 （《史记·魏世家》），秦经营河东已近30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次年又“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这就是说，当时河东、河内尽入秦的版图，通过这两条路，从政治地缘上看，秦都没有困难，可任择其一。

　 　此外还有否第三种可能？武汉部队司令部军事资料研究组所绘《秦赵长平之战示意图》，秦军进军路线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始，径直东经南阳——野王，折西北至高平(按：当时当作“泫氏”)，再北至长平（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秦赵长平大战>>,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然而，秦属大规模行军，何以既舍西河水运和涑水河河床谷道之便，又弃南河水运之利，偏取突兀陡峻、崎岖回环著称的中条山、王屋山山脊呢?这实在是费解的，以至近乎是不可能的。迄至于今，由夏县跨越中条山至垣曲，虽然不乏山路乃至羊肠坂道，而要通过大部队及其相应粮刍辎重，毕竟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种可能既已排除，姑可就河东道与河内道作出比较。前者进行大规模运输尝有先例，公元前647年，秦运粮救济晋饥荒，“自雍(今陕西凤翔南近渭水)及绛(今山西侯马西，傍汾河)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又见孔颖达疏），正是走的此道。后者亦有可能，《史记·赵世家》正义即直书：“秦从渭水漕粮东入(黄)河、洛(水)，军击韩上党也。”倘若加以比较，则河东道有四便，河内道则有四不便：
　　
　　其一，河东道水路无破亡记载，安全系数大；南河水路上有砥柱天险，历来漕运多破亡，风险甚大。其二，河东道最高点乌岭关地势虽远高于河内道最高点天井关，惟前者相对平缓易行，而所有乌岭、空仓岭两处山险合计不过10千米，后者却陡仄盘错，天井关、碗子城一线高山羊肠坂道则长达20千米，自古就是驰名的艰难险道。其三，河东道当时尽在秦的牢牢控制之中；南河河段尽管当时秦控制若干插花地带，毕竟属于亲赵的韩、魏传统地界，不少地方仍在韩、魏控制之下，秦假道韩、魏，自有后顾之虞。其四，河东道(由咸阳经新田到沁河一线)直线距离380千米；河内道(由咸阳经野王到沁河一线)直线距离460千米，即前者近于后者80千米。
　　
　　这就是说，无论如何秦人不会既避夷就险又舍近求远的。凡此种种，秦发兵上党自当取河东道。不独如此，尽管秦师行军路线无直接记载，而间接记载、传说和遗存，核以野外地理勘查，都足资说明走的这条河东道。至若后来到公元前260年，是役发展到赵中秦反问以赵括代廉颇，白起出奇兵断绝赵粮道，“(昭襄)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则显然走的河内道的后段——太行道，这自当别论，当留下文论列。
　　　　
　　从咸阳至新田，这一段若陆行，可相继走渭、黄、汾(或涑水)三河河床谷道，自无问题；倘取水路舟行，则可谓前此“泛舟之役”的熟门熟路，是完全切实可行的，所不同的是比“泛舟之役”更加便捷，一则前者是自渭水上游的雍出发东下，后者是由渭水下游的咸阳出发东下，而雍尚距渭水20千米，咸阳则紧傍1胃水，行程既近而通行条件亦优越得多。长平之役后于“泛舟之役”近4个世纪，此间这段三河相继河道有否水文萎缩问题?从是后又经过一个多世纪汉武帝所目击身验的“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刘彻《秋风辞》）的情景看，既巨型皇家楼船于清澈的“素波”中畅行无阻，自无水文萎缩事发生，可以说，这段委曲辗转的水道，直至终上古时代，通航条件一直是相当好的。
　　　　
　　由新田东至上党，黄父向为必由之路。秦军由新田东至黄父，似未走浍河及其诸支流河床谷道，而可能取今翼城东浍河河床以北及浍河两支流田家河与翟家桥河之间，由东向西倾斜的黄土梁。这是很长时期形成的一条传统官道，即大较今晋(城)禹(门口)干线公路一线。这条黄土梁地形相当宽阔而平直，是新田至黄父间最近之途；倘沿浍河及其支流东下亦可行，惟经行山地不如河谷平缓，而经行河谷又不如黄土梁平直。其实黄土梁这条路上早已有闻名的重镇皮牢城(今翼城东牢寨)，是魏；赵之间与秦、赵之间一直激烈争夺的地方（《史记·赵世家》、《史记·秦本纪》），自是当时的通衢大道。后来唐会昌三年(843)，河中晋绛节度使石雄东度乌岭大破叛将刘稹（《旧唐书·石雄传》），仍取此路。
　　
　　黄父，具有悠久的历史，《左传》文公十七年(前610)记载“晋侯菟于黄父”，宣公七年(前602)记载晋侯与诸侯“盟于黑壤”。由此可见，它于公元前7世纪已见诸载籍，后来北朝宇文周讳“黑”，始易称“乌岭”（《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迄今不改。山体石质，山脉南北绵亘百余公里，为翼城、浮山与沁水界山，成为古来河东与上党间一道巍然屏障。翼城、沁水交界处有岭沟村，村北2．5千米为乌岭主峰佛爷山，海拔1556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0′45″，北纬35°45′15″。佛爷山迤南呈“人”字形分脉为东西二岭，在西者称西乌岭，在东者称东乌岭，前者属翼城，后者属沁水，二岭相距1千米。西乌岭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0′30″，北纬35°44′58″，西坡坡度20—25°，东坡坡度25—30°，海拔1350米；东乌岭地理坐标为东经112°01′00"，北纬35°44′55″，西坡坡度15——20°，东坡坡度25——30°，海拔1340米。二岭之间为浍河源头，河谷海拔1200米。这二岭一谷高程反差，形成一个巨大的陉口，陉口左旋右转，上下回环，形势极险，却又是东西交通襟喉和战略重隘。长期以来，人们习称它为“乌岭关”。古来黄父、黑壤，本指这座乌岭关，如今南北延伸上百公里的山体皆称“乌岭”，是历史时期人们出于慕名这座雄关逐渐形成的。古来地志所说乌岭“山南北有长岭，岭上东西有通道”（《太平寰宇记》卷四七），正是对广义的乌岭和狭义的乌岭复杂形势的简明概括。乌岭还有一重功能，即登临其上，西眺可及新田，东眺可及沁河，当年秦军以其为进军之站，是很自然的。
　　　　
　　秦军既通过了乌岭，即进入上党腹地，当径直循《水经注 沁水注》所云黑岭水，即今沁河支流梅河河床，亦即大体仍取当今晋禹干线公路一线东下，直至沁河西岸。此间，当曾经过马邑城、故端氏城等。马邑，当今沁水县治东10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16′20″，北纬35°41′25″，海拔891米。北负大尖山，海拔1315米，坡度15°；南依夫妻岭，海拔862米，坡度20°；中濒梅河，水富草肥。形势险冲，而南北山坡牧马条件良好，又宜马群隐蔽。《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说：“马邑，城置在山上，(沁水)县东二十里，《史记》白起与赵括相战于长平之时，筑此城养马。其处峻险，南临小涧，北拒大卅。”这条记载，似可说明当年秦军经过马邑后，曾以为骑兵基地，亦可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的“五千骑绝赵壁间”——即秦至少有5000骑兵投入长平之战相印证，也与迄今一方黄土山坡河滩水草独富，可谓天然牧场相印证。所谓“南临小涧，北拒大川”，前者即今梅河，后者指村北畔伸长数千米的马圈沟，《水经·沁水注》说“(黑岭)水出西北黑岭下，……东南流径北乡亭下”。“黑岭”即今乌岭，“黑岭水”即今梅河，“北乡亭”即当在马邑西南夫妻岭下的今安木亭村（谢鸿喜《<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7页）。这又说明马邑一带从长平之战以来直至北朝，长期是一方亭障要塞。
　　　　
　　马邑以下，秦军沿梅河河床东北行，到达梅河与沁河汇流处沁河西岸的端氏城(今沁水东北郑庄乡河头村自然村西城)。端氏城地理坐标东经112°23′00″，北纬35°43′38″，海拔655米，古来为沁河重要渡口和河防重镇，迄今对岸的郑庄依然为三河通衙的重要渡口，并建有宏伟的沁河公路大桥和铁路大桥，有晋(城)禹(门口)干线公路和侯(马)月(山)铁路平行横贯。此城历史悠久，亦当时一方唯一的重要城邑。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成侯“十六年(前359)，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肃侯元年(前349)，夺晋君端氏，徒处屯留。”这说明它至迟公元前4世纪已是一方知名的城邑，一方相当繁庶而惹人觊觎的地方。端氏缄地理形势与前文所述赵军所据泫氏城极为相似：泫氏当小东仓河与丹河汇流处，从那里可以分兵溯丹河河床向西北运动，顺丹河河床向东南运动，更可左近溯原村、马村二河向空仓岭前哨运动；端氏当梅河与沁河汇流处，从这里则可分兵溯沁河河床向西北布防，顺沁河河床向东南布防，构成与赵军空仓岭防线大体平行而对应的防线，更可左近由当今端氏镇一带迤东北沿端氏河(一作“固县河”)一玉溪河河床出击空仓岭。当年王龀当是充分利用了端氏城和端氏镇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势的，从以下秦军布防和出击方向，可以得到证实。
　　　　
　　王龁尽管一直处于突击态势，至此大体也陆续设置了沁河、空仓岭、丹河西沿山垒壁等三道防线。
　　　　
　　(一) 沁河防线
　　秦军以端氏城为中心的沁河防线，既有河床谷道便于大部队运动，又有充足的河水可资人马饮用。此线沿河由西北迤东南约40余千米，有文献记载和传说与长平之战有关的地名，由端氏城以北依次有孔壁、郎壁、王离城(王壁)、大(dai)将、运粮滩、马沟等；以南有秦河、秦庄(秦村)、武安、屯城等。
　　　　
　　王离城，当今沁水县东北25千米王壁，位于龙渠河与沁河汇流处，东濒沁河，背后有龙渠河河谷直通西方，可进可退。地理坐标东经112°19′45″，北纬35°49′00″，海拔865米。古来为端氏城以北沁河又一重要渡口和巨防。古城坐落在黄土覆盖的三角洲高地，遗址范围东西1．5千米，南北1千米，高亢而阔，至少可容5万人栖息。《元和郡县志》卷一五说，“古王离城，在(沁水)县东北五十里，秦时王离击赵所筑，四面绝险”(《太平寰宇记》卷四四等雷同)。此王离城当系“王龀城”之讹。按王离击赵，事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谓“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王离生活在秦末二世皇帝之时，所击赵为秦汉之际“新造之赵”(“新造之赵”，《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语，指秦汉之际以项羽为共主的诸侯联盟所封的赵国，与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无涉。)，战地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王离自不当跑到悬远的沁水筑城以为击巨鹿的赵之用。
　　　　
　　其实，长平之战中，地处秦军沁河防线战略枢纽端氏左近的王离(龅)城，极其可能是秦军主将王龁的大本营。迄今于沁河河谷一线为一方高地中心，其形势正合古人所云“四面绝险”。从此看来，恰与廉颇设幕于丹河防线战略中心泫氏左近的制高点大粮山相似。80年代以来，于王壁村北畔台地登王岭上，陆续出土直径10至20厘米的战国陶质自流水水管和青铜箭镞)，迄今战国绳纹瓦残片几俯拾皆是。尽管这类战国遗存特别是民用生活器物，未必尽属长平之战旧物，但结合地理形势，却毕竟说明此处作为是役前期秦主将王龁的大本营，是既具有历史条件，又具有地理条件的。王壁以北的大将，相传为秦军将军驻地故名，马沟以曾为秦骑兵驻地故名，运粮滩以曾为秦军转输粮刍的渡津得名。这一带大约是当年秦军沁河防线的最北端了。王壁以南的郎壁、孔壁，与王壁一样，都以当年为秦军壁垒,故名。
　　　　
　　端氏城的地理形势，前已述其详。端氏城之东南20千米有端氏镇，镇子地处沁河及其支流端氏河汇流处。此端氏(镇)是隋唐以来的名字，前此称谓无考。此称端氏以来，原端氏城以地当其西遂易称“西城”，犹言西边的原端氏为西城，东边的今端氏为东城。端氏镇有其名以后抑或有其名之前，自古都当是沁河一大渡口。端氏镇海拔582米，在山西高原上显得甚为低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人密物阜，更表里山河，形势雄胜，父老向以“小江南”自诩，迄今为一方巨镇，居民1697户，7801人，有沁河公路、铁路大桥，晋(城)禹(门口)干线公路和侯(马)月(山)铁路平行横贯，为水陆交通枢纽。隋唐之前，诚然此镇不见记载，惟隔岸的樊庄闻名已久。《水经·沁水注》所谓“(阳河水)北出阳阿川，南流径建兴郡(治今晋城西北)西，其水又东南流，径午壁亭东”。午壁亭即今沁水端氏镇樊庄。明陈廷敬《午壁亭赋并序》云：“吾所居樊川，终累牧之城南，近午壁亭。”今沁水樊庄有陈廷敬墓及牌坊可证)。此说明端氏镇一带早在北朝以前的上古时代即为亭障要塞之地。端氏河旧称“秦川水”)，溯秦川水河床东北行转溯玉溪河河床东去，就是赵的前哨阵地空仓岭了。此水前称“秦川水”、“秦河”，揭示了当年它是秦军由沁河防线东下突击的大道。
　　　　
　　由端氏镇沿沁河南下，河西的秦庄，当地相传因曾为秦军驻地故名：；河东的武安、屯城或由秦将白起封号得名，或取义于相传当年秦军尝屯扎于此，前者今属沁水，后者今属阳城。这里应该是秦军沁河防线的南端了。武安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2′00″，北纬35°33′15″。村子西濒沁河，东濒侯村河，东靠五台山，西依磨盘山，北环方山、压城山，四周山坡坡度25~左右。山环水绕，形势天成；又水源丰沛，土地沃饶，富甲一方。当年秦军以此为沁河防线链条的南端重要一环，当非偶然。乾隆《泽州府志》卷七云：“屯城在(阳城)县东北三十五里，秦白起置兵于沁河滨，北为武安，南为屯城，左山右泽，险固可凭。”其实，以此远距长平决战处50余千米之地，说当初秦军即王　置兵于此固无不可，所谓最后决战之时才赶来的白起置兵于此，则未必尽实，不过传说出于名将白起名愈显而王龁名益隐罢了。至若有的旧志说长子县亦有武安城、屯城，所谓“胥白起驻兵所” （乾隆《潞安府志》卷四），亦未必尽实。
　　　　
　　(二) 空仓岭防线
　　这道防线原为廉颇构筑的最深入秦军的首道防线，首当其冲，最先为王龁所突破，反成为秦军继沁河防线后的第二道防线。《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这正是空仓岭防线易手——由赵第一道防线而为秦第二道防线的整个过程。
　　　　
　　(三) 丹河防线
　　空仓岭防线易手后，王龁长驱直入，步步进逼，触角遂深入到丹河一线，于是这条当初廉颇借助天然水道构筑的主要防线，遂成为秦赵所共有，即赵据丹河东沿山一线，秦据丹河西沿山一线，互为屏障，隔岸对峙。这种态势，正如《水经·沁水注》引上党记》所载：“长平城在(上党)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崔嵬桀起，今仍号之曰白起台。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上党记》成书于魏晋之世，上距战国之季未远，《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尝于北魏太和年间随孝文帝北巡经此，丹河一线长平之战故垒，为作者和引据者所目击身验，自不待言。由是之后，迄今诚又历干五百余载，时移事易，陵谷沧桑，魏晋北朝人所见遗存虽多湮灭无闻，惟毕竟有“白起台”等犹存。《元和郡县志》卷一五有云：“头颅山，一名白起台，在(高平)县西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此台。”今高平市西2．5千米谷口村南畔有高阜，上筑祀被坑杀赵卒的骷髅庙，今存建筑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仿古重修，其高阜即正是“白起台”。1988年于高平西北掘山村出土秦半两近20000枚，于企甲院东南风和村出土秦戈3件、箭头3枚，更为当年秦军在此驻扎与作战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