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形成的列国文献，多毁于秦火，传世的有关记载长平之战的上古早期文献，首推《史记》，次为《战国策》。其中又以《史记》的《白起王翦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最为详实，次为《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史记·赵世家》，又次为《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新序·善谋》、《史记·田完世家》。《史记·秦本纪》、《韩世家》则以大事记体行文，略事梗概。《战国策·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魏策四·长平之役》、《齐策二·秦攻赵长平》、《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秦策三·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等，或限于列国有关幕后外交(纵横)活动，或战后君臣间抑策士游说中有关得失论证。至若《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所谓“白起……越韩、魏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韩非子·显学篇》提到“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马服，赵括，括袭父爵之谓），《吕氏春秋·应言篇》有“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缺字当为“匮”乏”之属），《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谓“(昭襄王)四十七年攻长平”等等，诚属个别旁涉，惟亦见是役在战国当时士民中影响之深。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
　　(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前262)，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日：“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日：“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日：“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七年(前260)，秦使左庶长王 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问，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

　　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 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于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日：“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四十八年(前259)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 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日：“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日：“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日：“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日：“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日：“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长平之战，有补于《白起王翦列传》者凡二：一是有关赵括其人，蔺相如谓“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括母说，括父赵奢当年尝言“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更云奢为将之时，幕有以师事者十数，以友事者百数，凡国家勋赏，悉数散发士卒同僚，一俟受令出征，夙兴夜寐，盖不问家事；而括一旦为将，即目中无人，不可一世，朝廷赏赐，一概带回自家，一天注意的就是购置上好田宅。二是有关赵括临战的作法，所谓“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
　　
　　《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有关长平之战的记载，有补于上述者凡二：一是韩桓惠王答应割让上党郡予秦后，尝遣韩阳传谕上党守靳 执行，而超却誓死不降秦，所谓“臣请悉发守以应(战)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王乃遣冯亭代靳 。二是对赵廷在论辩是否接受冯亭献地问题上记载独详：赵王喜，召平原君（当为“平阳君”）而告之日：“……今冯亭令使者以(上党)与寡人，何如?”赵豹对日：“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日：“人怀吾义，何谓无故乎?”对日：“秦蚕食韩氏之地，中绝不令相通，故自以坐受上党也。且夫韩之所以内赵者，欲嫁其祸也。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谓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王大怒日：“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年历岁，未见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十七)，何故不为?”赵豹出。王召赵胜、赵禹……，二人对日：“用兵逾年，未见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赵胜往受地。
　　
　　《史记·赵世家》相关记载与此参差相仿，当祖于《战国策》。
　　
　　《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记载又有补于上述者，是廉颇初战失利而屡遭失亡后，赵廷尝有“纵横”之争及其活动；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日：“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卷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日：“无益也，不如发重使而为媾。”虞卿日：“夫言媾者，以为不媾者军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其不邪?”王日：“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虞卿日：“王聊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入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日：“寡人使平阳君媾秦，秦已内郑朱矣，子以为奚如?”虞卿日：“王必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赵之贵人也，而入于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赵卒不得媾，军果大败。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有关记载，则悉祖于《策》文，而《新序》或祖于《策》文或祖于《史记》。《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括拒秦，战死于长平。”
　　
　　《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记载：秦攻赵长平，齐、楚救之。秦计日：“齐、楚救赵，亲，则将退兵；不亲，则且遂攻之。”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苏秦谓齐王日：“不如听之，以却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燕之计过矣。且赵之于燕、齐，隐蔽也，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
　　
　　《史记·田完世家》记载雷同，当祖于《策》文，惟“苏秦”为“周子”（适时苏秦死已久，当为周子），而“齐、燕”皆作“齐、楚”，又齐王终不听，秦则破赵于长平。《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谓“(秦)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是唯一直接披露秦对赵行反间盖出于范睢阴谋的文献。《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引白起语，独有战后显示出的战争创伤及其医治创伤的情景：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
　　
　　综上所述，记载长平之战的早期文献大较如是。中古以来，讽喻赵孝成王易将而赵括误军，以及凭吊被坑杀赵俘而即景献欷的诗赋姑不论，单就文献史料言，魏晋之时，何晏著书抨击白起大规模屠降，亦披露个别值得注意的资料：“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暴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拳)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似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长乎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秦王又亲自赐民爵于河内。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者……” (转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集解)其中所云“长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为前此文献之所独出。这个时期，逾出传世。
　　
　　上古文献者，还有方志《上党记》、《风土记》等。据《上党记》记载：“长平城在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秦坑赵众，收头颅筑台于垒中，因山为台，崔嵬桀起，今仍号之曰‘白起台’。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 (《上党记》久佚，转引自《水经。沁水注》)晋周处《风土记》记载：“秦赵战于长平，赵军败退，秦将白起逐至此，因名武讫岭(今高乎西北与长子界丹朱岭上长平关)。” (《风土记》久佚，转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五四、《说郛》六十)此类方志发挥地方文献优势，于当年主战场的地理方位、范围和秦赵两军对峙态势、战守的记载，显然又比上述群籍具体、确切得多。后来司马光修《通鉴》，则不外网罗上述载籍，统筹之而取长补短、择真矫妄。其精则精矣，惟于是役终无新意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