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或者说黄河南北两岸的中原，是汉族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大战乱的推动，一方面，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落后地区流亡，在那里扩展了汉文化的面积，也给落后族以汉文化的影响；另方面，落后族得到汉文化的帮助，凭借武力，向中心地区迁移，接受更多的汉文化影响，到后来，陆续融化在汉族里。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元胡三省有亡国之痛，注《资治通鉴》寄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从姓氏来源看，隋唐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固然很多是鲜卑人，从文化水准看，他们却已经是卓越的汉族士人了，事实上再没有任何意义要辨别他们的氏族。

　　汉族人大量流亡，落后族大量内迁，是从西晋末年正式开始的，到隋文帝灭周才告结束。这中间相隔将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底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这种融化运动必然要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十六国和北朝，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居住在长城内外的落后族，政治上一向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有必要进行反抗，生活上他们要求得到较高的物质享受，文化上他们乐于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因此，他们和汉族有敌对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当他们在政治上得势的时候，为了统治汉族，必须促进本族的文化，当他们失势的时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区生存下去。归根说来，各族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

　　各族分两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国时期，更重要的是后一段的北朝时期。自秦汉至北朝，许多边塞旧族，几乎全为后来新出现的各族所代替，旧族基本上都成了汉族人。

　　一 十六国时期

　　并州匈奴五部，共有三万户，入塞匈奴人口当有数十万。刘渊据离石起事时，二十天就聚众五万，足见匈奴人数并不少。刘氏建立汉国和前赵国，匈奴成为统治族，五部以外的匈奴人和杂夷自然要前来归附。刘渊都平阳，掳掠民户充实国都，例如刘曜在长安战败，驱男女八万余口归平阳，又刘曜攻破晋军，掳获晋司徒傅祇家属及二万余户归平阳。刘聪强盛时，平阳及附近地区，有汉民四十三万户，匈奴族为主体的六夷二十万落（户）。刘曜都长安，前后迁上邽氐羌二十余万口及陇西民户万余户到长安，又迁秦州大姓杨姜等族二千余户到长安。刘氏政权崩溃后，匈奴人失势，他们和大量汉人杂居，也就逐渐合并在汉族里。

　　羯人石勒立后赵国，都襄国。计石勒前后掳获民户在三万户以上，氐羌约二十万落，不用户或落计数的人口约有四万人。石虎都邺，前后掳获各族人有数十万户，人口多至数百万。石勒石虎号羯人为国人。冉闵灭后赵，杀邺附近国人二十余万人。羯本是小族，竟聚集至二十万人以上。亡国后，未被杀死的羯人，在中原很快地并入汉族。

　　鲜卑慕容部建立前燕国。慕容廆都棘城，收容汉士族和流民数万家，人数比慕容部人多若干倍，因之，慕容部人汉化较深。慕容廆破扶余国，掳获万余户，攻鲜卑宇文部，掳获数万户。这些被掳户都迁居棘城。慕容廆迁都龙城，攻高句丽，掳掠男女五万余口，攻宇文部，掳获五万余落，又袭击后赵幽、冀二州，掳获三万余家。这些被掳人户分置龙城昌黎郡等地。慕容隽入都蓟，徒鲜卑胡羯三千余户到蓟。慕容隽杀冉闵，迁都邺，棘城、龙城、昌黎等地的旧部众，自然要大量迁入中原。三七○年，前秦苻坚灭前燕，迁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经过十七年，西燕慕容恒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离长安。这个数十万人的鲜卑慕容部，最后还是并入汉族。

　　各族的融化，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举一个例可以推知大概。三八四年，苻坚淝水战败，丁零人翟斌反秦，十天内召集丁零兵数千人。慕容凤、王腾及辽西鲜卑段延，听说翟斌起兵，各聚部曲数千人响应翟斌。慕容垂招纳翟斌等部，又招纳故扶余王余蔚及昌黎鲜卑卫驹所率部众，作为恢复燕国的主力，进攻邺城。慕容垂第三子慕容农到列人（河南临漳县境）招兵，乌桓人鲁利、张骧、刘大，屠各人毕聪、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东夷人余和、敕勃等人，各率部众数千人归附慕容农。上列诸人中间，除了汉士族王腾一人，其余都是非汉族人。他们生活在乡间，多数已改用汉姓名，一有机会，却能号召本族人数千人起兵。足见他们虽然在汉化，但在本族间仍保持旧关系。

　　以上是匈奴、羯、鲜卑慕容部的情形，下面说氐羌二族。

　　氐人苻坚建前秦国，都长安。苻坚攻取并州，掳获三千余户，击败左右贤王，掳获酋豪六千余户，攻晋荆州，掳获一万余户，灭前燕，掳获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万户（其中鲜卑四万余户），伐凉州，掳获豪强七千余户。这些被掳户都被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多至十余万户。同时，他派遣大量氐族人出关镇守关东。苻坚失败后，迁居关东的氐人逐渐并入汉族。

　　羌人姚苌建后秦国，都长安。姚苌掳获安定居民五千户。姚兴杀苻登，掳获阴密居民三万户，攻洛阳，掳获流民二万余户，又掳获河西居民万余户，汉中流民三千余户。这些被掳户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与羌人杂居。姚氏政权崩溃后，羌人逐渐并入汉族。

　　四五一年，魏太武帝攻宋盱眙城，给宋守将臧质信里说，攻城东北面的是丁零与胡，攻南面的是氐、羌。你杀死丁零，可减少我常山、赵郡（丁零聚居地）的叛乱；杀死胡，可减少并州的叛乱；杀死氐羌，可减少关中的叛乱，你杀他们，对我没有坏处。足见在魏太武帝时，这些族还保存着，并且遭受鲜卑人的歧视和虐待。他们的境遇，可能比汉族人更恶劣，特别是魏孝文帝迁洛华化以后，汉人地位比以前高了些，这些族势孤力弱，被迫加速他们的融化过程，是可以想见的。到魏末年，十六国时那些旧族名，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见了，只留下汉族与鲜卑拓跋部的对立。五三二年，高欢与尔朱兆大战，高敖曹率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衍族等三千人作高欢军左翼。高欢说，高敖曹所率全是汉儿，怕不管用，该配鲜卑兵千余人。高敖曹答，我军战斗不比鲜卑差，我愿单领汉军。王桃汤等三人中，至少呼衍族是匈奴人，高欢高敖曹都把他看作汉人，大抵十六国时旧族，到魏末年才融化完毕。

　　二 北朝时期

　　鲜卑拓跋部建魏国，都平城。魏国武力强大，掳掠人口也最贪暴。十六国迁徙民户，是想充实国都和附近地区。魏国掳获人口，充实平城和畿内以外，还强迫很多人作奴隶，比十六国要野蛮得多。但是，也因为魏掳获的人口特别多，到后来，出现一个比十六国规模更大的融化。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第二期，迁洛鲜卑华化及六镇流民内迁；第三期，隋灭周，建立汉族政权。

　　第一期——鲜卑融化被掳的各族

　　依据《魏书》本纪等记载，凡掳获记有人数（人数与畜牲数往往合计）或部落来降附的条文，摘录如下：

　　三八九年，魏道武帝攻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

　　三九○年，袭破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纥奚部、纥突邻部来降附。

　　三九八年，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平城及畿内。三九九年，徙山东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到平城。破高车杂夷三十余部，掳获七万余口，又掳获二万余口。

　　四○○年，高车所属小部九百余落来降附。四○一年，高车所属小部三十余落来降附。四○二年，掳获匈奴残部，徙居平城。

　　四○三年，越勤部万余家，尉迟部万余家来降附。四一三年，魏明元帝攻破越勤部，掳获二万余家。四一四年，河西胡（匈奴）酋刘遮等率万余家来降附。

　　四一五年，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来降附。四一八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平城。

　　四二六年，魏太武帝攻夏，掳获万余家归平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掳获赫连氏家属和宫女万余人及秦雍人士数千人归平城。

　　四二九年，大破柔然国，高车诸部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人，又袭击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迁徙到漠南游牧。四三九年，灭北凉，徙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余家到平城。

　　四五一年，攻宋，掳获宋民五万余家，分居平城附近。

　　四八一年，魏孝文帝以南（齐）俘万余口班赐群臣。魏道武帝攻后燕时（三九六年），除去一部分留守兵，出征兵多至四十余万，足见魏是部落众多的大国。灭燕以后，掳获人口和降附的大小部落愈益增加。魏太武帝武功更盛，平城、畿内以及漠南容纳人口尤多。自魏文成帝时起，魏渐趋衰弱，无力再迁徙民户到平城一带，相反，还要迁徒一部分鲜卑贫户到山东诸州郡就食。平城和畿内聚居着大量各族被掳人，在鲜卑人势力强大的环境里，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自然要受鲜卑的影响。高欢的曾祖高湖降魏，祖高谧（音密mì）得罪，被迁徙到怀朔镇，到高欢时，一家完全鲜卑化，可见居住在平城一带的各族被掳人，相处既久，逐渐融化成鲜卑人。

　　第二期——鲜卑人第一次大南迁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二十万，自平城迁都洛阳。这些人连同家属和奴隶，总数当不下一百万人。此后，鲜卑分成迁洛阳和留住（留住在平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完毕。一个统治族前后不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族里，这是魏孝文帝坚持融化政策的结果。他希望永久保持拓跋氏政权，也就不得不坚持这种政策。

　　魏孝文帝禁止鲜卑人胡服。他望见有些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服装，要问群臣违诏的罪名。又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下诸官，如犯禁一律革官，三十岁以上人，准许从缓改变。又令鲜卑人都自称河南洛阳人，死后葬在邙山，不得还葬北土。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

　　魏孝文帝令鲜卑人改姓，自己改姓元。其他鲜卑姓，全改为类似汉人的姓。皇族如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皇族凡九姓，与元姓共十姓，不通婚姻。其他贵族改姓，《魏书·官氏志》所记，数在一百以上。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魏孝文帝又定汉士族的门第高下，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门第也很高。其余诸州郡士族，多所升降。士族中有汉魏以来拥有清望的名门旧姓，也有十六国以来声势盛大的坞主豪强，士族中一向存在着清浊高低的争辩，因魏孝文帝订定门第，争辩更见剧烈。魏孝文帝凭借政治力量，终于规定了郡姓，与鲜卑贵姓同称为士族。在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做官权利。当时群臣中有不少人怀疑这种“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办法，魏孝文帝说，八族（即鲜卑八姓）以上（上疑是下字之误），士人分为九品，九品以外，给小人做的官还有七等。如果小人中真有贤才，不妨提升高位，只怕贤才难得，不可为难得的人乱我典制。他把鲜卑贵姓与汉士族混合成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用意在于依靠这些士族来支持元氏政权。

　　魏孝文帝为加速融化，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已取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高级士族女为正妃，指定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羽聘荥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荥阳郑懿女，原来的正妃降为侧室。皇族和士族开通婚的例，一般鲜卑人和汉人也自然要通婚，少数的鲜卑人很快被融化了。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修建洛阳街坊。五○一年，魏宣武帝调发民夫五万五千人，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五二九年，梁将陈庆之入洛阳，战败逃回，对人说，我从前认为大江以北，无非是些戎狄居住的地方，这次到了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全在中原，江东及不了它。这说明迁洛的鲜卑人，已经完全汉化，洛阳城的繁华景象超过了建康城。洛阳富贵人的腐朽生活，吸引着留住平城一带的鲜卑人。他们陆续内迁，五○四年，魏宣武帝拨苑地牧地公田分给内迁户。五一三年，又分苑地牧地给无田的内迁户。五一七年，魏明帝下诏停止内迁。内迁户和留住户苦乐悬殊，留住户要求内迁是自然的趋势，六镇起事，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第三期——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

　　魏道武帝魏太武帝掳获大量漠南北的游牧部落人（主要是高车人）和山东诸州人，聚居在平城一带。他们虽然鲜卑化了，可是，仍被拓跋部贵族看作贱人，予以歧视。他们在一部分留住的贵族奴役下，生活很困苦。以怀朔镇人高欢为例。高欢家贫，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娄氏有奴隶千人，牛马以谷计算，不知确数）女爱他美貌，嫁给了他。高欢因此有马，得充函使（送信人）。他来回怀朔洛阳两地，前后六年，觉得还满意。他到洛阳归令史（小吏）麻祥管辖。一次麻祥给他肉吃，照例，应该立着吃表示敬意，他却坐着吃。麻祥怒，笞高欢四十。高欢得娶富家女，是极其偶然的事，没有这种幸遇的贫人，不知有多少。得充函使，又算是个幸遇，坐着吃肉就得笞四十。六镇人被贱视，就这个例可以推知。五二六年，鲜于脩礼率六镇流民在定州起事后，柔玄镇民杜洛周率众进攻内地。五二八年，葛荣吞并杜洛周部，有众号称百万，可见六镇人乘乱大量流入内地。这是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其中最大部分是被拓跋部掳获的各族人，他们不用武力，是不能迁入中原的。

　　高欢凭借六镇鲜卑人建立起政权，他和他的继位诸子，预防被汉族融化，都有意保持鲜卑习俗，提倡说鲜卑语及武事。《颜氏家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汉士人）曾对我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我教他说鲜卑语及弹琵琶，服事公卿（鲜卑贵人），无不宠爱。《颜氏家训》又说，熟练兵器，能骑马，才算得武夫。现在做官的人（鲜卑人），只要不读书，便自称是武夫家的儿子，实际是个饭囊酒瓮。跟随高欢立武功的鲜卑人，到儿子一辈，不武又不文，只能说鲜卑语，爱听弹琵琶，比起第一次南迁不武能文的鲜卑人来，抵抗被融化的力量更显得薄弱。鲜卑人对汉士族，还有一种自卑感。齐娄太后为博陵王高济娶崔氏女为妃，敕高济说，好好做样子，不可使崔家笑话你。其他功臣得汉士族女为妻，便自觉荣幸。他们依靠政权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高氏政权消灭后，六镇流民也就不见了。

　　自十六国至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凡商周秦汉以来前后出现的各族，全部或极大部分合并入汉族。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

　　简短的结论

　　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慕容部、氐、羌五族，都是久居国境内吸收了汉族封建文化的少数族。它们用武力相继建国，性质是少数族发动的封建割据，虽然长期混战，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但对封建制度本身，并不起破坏作用。

　　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情形和五族不同。魏国是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发展奴隶制度的国家，比起五族建立的国家，它是落后的。

　　拓跋部社会，一向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到两晋时期，才开始在经济政治方面有显著的变化。酋长猗 、猗卢、什翼犍得到汉族士人的辅助，逐渐成为专制国王。国王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向，贵族（诸部落大人）保持原始社会的旧惯例。国王与贵族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国家形成一次，溃散一次，不能稳定下来。但国王所代表的趋向，终究是拓跋部社会发展的总趋向。

　　到魏道武帝时，统一的国家稳定下来了。他用被掳掠的人口和财物作奖品，把拓跋部贵族组织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这个集团战无不胜，在北方，俘获了大量游牧人，在南方，击灭后燕国，魏国南境扩展到黄河北岸，俘获了大量山东诸州郡人。南北被俘人迁居到平城及附近地区（畿内），拓跋部统治阶级对他们采用两种剥削方式。多数人受田当农户，一部分人（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被贬为隶户，农户和隶户身分不同，大体上都属于封建关系。另一种是完全的奴隶。魏道武帝本人就是大奴隶主，分配在宫内从事生产的女婢，多至千余人，男奴人数当然更多。其余贵族百官家中，各拥有或多或少的奴隶，从事生产。奴隶制度在魏国发展起来了，不过，从全魏国（包括山东诸州郡）的整体说来，它还是一个封建国家。

　　魏太武帝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腐朽懦弱的南朝汉族政权，是不可能作出这个贡献的。由于魏国武功的极盛，封建制度社会内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

　　魏太武帝死后，魏国开始转入衰弱阶段。魏孝文帝为应付汉族民众的起兵反抗，实行班官俸、立三长、改税制、行均田、迁都洛阳、鲜卑人汉化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来保持元氏政权。均田制的行施，关系尤为重大。均田制一方面从宗主手中争取荫附，使荫附成为自立门户的农民，一方面从奴隶主手中取得奴隶提供的小量的赋税，使奴隶与朝廷也发生一些关系。这对荫附和奴隶，多少都有些好处。

　　魏末大乱，齐又以鲜卑习俗立国，奴隶制度更有发展。《颜氏家训》说，齐国有一武将，贪积财物，家里已有奴隶八百，还立誓要凑足一千。家里每人一天给饭钱十五文。后来犯法抄家，有麻鞋一屋，破衣数库，其余财宝，多不胜数。看来，麻鞋破衣是给奴隶使用的，无数财宝，多是奴隶生产出来的，宜乎八百不够，想凑足一千了。《颜氏家训·止足篇》说，二十口的家庭，有奴婢二十人，良田十顷，蓄钱数万就够了，超过这个数目就是不知足。颜之推以朴素教训子孙，奴婢二十人主要用在耕种十顷良田，家内服役的只是少数。齐均田制规定八品官以下至庶人（豪强），得占有受田的奴婢六十人。在当时，可见颜之推确实算是最知足的士人，也可见齐国奴隶数量的巨大。不过，奴隶经济比起封建经济来，还是次要的，齐政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周国在周武帝以前，也是一个掳掠人口当奴隶的国家，奴隶数量比齐国却少得多。

　　魏道武帝以来，北朝有所谓杂户的一种人，其中有隶户、营户、百工、伎巧、平齐、僧祇、佛图、驺卒（驺音邹zōu牧子）等名称。统治阶级对杂户，可以进行比对一般民户更残酷的剥削和役使。因此，朝廷与贵族争夺对杂户的占有权。四四四年，魏太武帝禁止王公以下至于庶人（豪强），不得私养金银工匠。家有工匠，必须送给官府，敢违令，全家诛灭。又禁止百工伎巧驺卒家子弟，只许学习父兄的专业，不得私立学校读书，敢违令，全家诛灭。按照这些法令，百工伎巧等人，只许归朝廷役使，而且永远执役，不能有改业仕进的机会。四七二年，魏孝文帝允许工商杂役，兼营农业。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使得工商杂役，很有一些变成富家，虽然杂户的卑贱地位不变，却允许他们兼当地主了。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下诏说，工商皂隶，各有他们的身分，现在官司放纵，竟有士流该做的官也让贱人去做。从今以后，占有工役的户（贵族户），给户内的工役做官，最高只许做本官所属诸官中的丞。至于大贵族给户内工役做官，不在此例。这个诏书说明，不知何时起，贵族占有杂户，并可任意给杂户人做官。魏孝文帝的兄弟元禧，甚至娶隶户女为正妃，可见一部分杂户，依附贵族，脱离了朝廷的独占。四八一年，魏孝文帝颁布乞养杂户及户籍的制度五条。贵族以乞养为名，占有杂户，朝廷颁布这个制度，大概是规定些限制。此后，朝廷愈益衰弱，杂户更多地被贵族夺去。高欢纵容武将们贪暴，当然允许他们分占杂户，事实上，齐时杂户已经被私家占夺得所余无几。

　　周武帝灭齐，东魏残余贵族和齐贵族以及盛大的佛寺，一时都失势，他发出释放奴隶和杂户的诏书，可信基本上实行了。北朝以来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有着发展趋势的奴隶制度，受到遏止，杂户也得到普通民户的待遇，这是周武帝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朝经济开始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起来。首先是佛教艺术，在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费下，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文学，以庾信为代表，综合南朝文学的精华，推动南北两朝文学达到最高峰。不过，佛教艺术是受外来影响后才形成的，文学则是南朝文学的移植，都不算北朝人自力独创。真正独创的文化遗产，要推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两部巨大著作，规模宏大，切合实用，足以压倒南北两朝的一切著作。

　　自十六国时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族人（前凉除外）。一个少数族人立起国来，散居在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这个政权崩溃后，遗民难得再迁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日久只能和杂居的汉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氐、羌等族，以及较后起的乌桓、鲜卑等族，经过十六国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基本上不再见它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融化到汉族里去了。《魏书·地形志》说，正光（魏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年）以前，户口数比太康（西晋武帝）年间增加了一倍。照一倍计算，魏当有户五百余万，口三千余万。这是东汉末年大乱以后，第一次出现比较可信的巨大户口数，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新增加的各少数族人。融化是自然的趋势，融化也自然要伴随着各族间残酷的斗争，十六国北朝战乱频繁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