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

　　（一）中西思想法之不同

　　少时读《亚里斯多德》，使我不胜惊异的，就是读来不像古代人的文章，其思想、用字、造句，完全与现代西洋文相同，使人疑心所读的不是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腊哲学家所写的，而是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的西洋论著。亚里斯多德的学问，不但是分科的，而且是分析的，对于动植物学、物理学、政治学，甚至对于诗文修辞，都有精细的推论。最重要的是他的《逻辑学》（Organon）定逻辑的形式系统。后来这逻辑系统统制西欧二千年的学术。西洋学术是出于这系统，所以难怪今日西人思想法与亚里斯多德同一面目。后来我回来重读中国经史，就觉得中国思想大不相同。初看时，似乎推理不够精细，立论不够谨严。格言式的判断多，而推理的辩证少。子思言“率性之谓道”，怎么“率性”，率什么性，子思不肯阐发下去，只由读者去体会罢了。经过几十年的思考，才觉悟这体会之道，与演绎之理，大大不同。这是中西思想法不同之大关键，就是直觉与推理之不同。直觉就是体会、体悟、妙悟。因这思想法之不同，乃使中西哲学走入不同的趋向。要明白中西哲学思想之精奥，必先明白这思想法之不同，然后可得平衡之论而明白利弊。

　　单以道字而论，中国所谓道，非西洋所谓真理（Truth）。中国人讲天道人道，西洋人也讲天道人道。但是中文道字，西文没有。西文Truth字，讲客观的真理，中文也似乎少这观念。老实说，中国人对客观的确与不确，不大感兴趣。对于行为的是非，乃大感兴趣。中文是非两字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客观的事实之真伪，一是行为之是非，含有道德上的评判。英文便分出真伪之True—false及是非之Right—wrong。我们所谓“各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常常含有道德上之评判，不单是真理之是非。中国之所谓道是要行的，可行之谓道，去行无所谓道。所以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以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西人言客观的真理，只要是真，虽然远人，为什么不可以为道？这样讲下去，东西思想内容难免就不同了。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

　　一、西洋重系统的哲学，而中国无之。系统的哲学就是所谓Systematic　philosphy，就是把一条理论，贯串一切，自己成立一理论的大系统，如康德、黑格尔等。在西洋人看来，你没有系统的哲学，就不足当“哲学”二字的名称。系统的哲学，是一种推论的结构，有前题，有证实，有结论的踪迹可寻，如七宝楼台，有轮廓，有基石，有顶层，琳琅满目。中国的哲言，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现，不知来源，不测去向。爱墨生（Emerson）是美国有名的论文家，所说的都是精深的议论，很近中国式。就有人批评他不足称为哲学家，因为他有雕金削玉的名言，却找不到系统的线索。正要听他阐发论据时，他已经谈到别的题目去，也只让读者自己体会去罢。中国思想，如墨子，如王夫之，有精细详切的推论的极少。

　　二、中国人不重形而上学，因为与身体力行无关。老庄有形而上学，但是言简意赅，还是令人自己揣摩。子贡问“死者有知乎？”孔子很幽默答道“等你死后，就知道了”（见《孔子家语》）。一句话把死的问题排开。董仲舒讲阴阳，有天人合一之论，是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后来宋朝周濂溪、张横渠诸人，都有相当清楚的宇宙论，但这些都是受佛学的影响。佛学在中国，能为学人所看重，因为他有这一套形而上学的辩论，是古代中国哲学所无的。世界思想三大系统，一是孔孟思想，二是佛教，三是希腊及西洋思想，而实际上佛学的推论，还是近于亚利安族（Aryan）思想方式，近于西洋，而不能归入东方思想的系统。后来宋儒输入佛家的血脉，成为理学，谈心说性，而根本谈不到佛家的知识论（所谓“意识”），硬把格物致知套上。实际上，程朱等之形而上学，还是谈不过释迦，没有什么出色。

　　三、中国人不注重逻辑，尤不喜爱抽象的术语。佛家因明之学，不受中国人欢迎。别墨好辩，也是自生自灭。庄生评惠施“其道舛驳”，公孙龙“能胜人之口，不能胜人之心”，庄生言“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就是看不起争辩的词汇。现今西洋学术文字，最明显的就是专门抽象名词之多。专门术语就是逻辑的工具。古人之道常隐于荣华，今日之常隐于专门术语。见道不笃，则荣华术语日多。中国人留学学心理学、社会学，那里是学社会学，常只是学社会学的专门术语而已。凡能深入浅出的人，都不肯靠这些专门术语为学问的华冕。以上所举三点，是西洋思想之长处，也就是他们的短处。系统的哲学，主见太深。形而上学易入空虚。抽象的名词理论，易脱现实，失了刚健的现实感。

　　总而言之，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这些都是基于思想法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