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时候，我浙江海宁老家有个长工，名叫和生。他是残废的，是个驼子，然而只驼了右边的一半，形相特别显得古怪。虽说是长工，但并不做什么粗重工作，只是扫地、抹尘，以及接送孩子们上学堂。我哥哥的同学们见到了他就拍手唱歌：“和生和生半爿驼，叫他三声要发怒，再叫三声翻跟斗，翻转来象只瘫淘箩”。“瘫淘箩”是我故乡土话，指破了的淘米竹箩。

　　那时候我总是拉着和生的手，叫那些大同学不要唱，有一次还为此哭了起来，所以和生向来待我特别好。下雪、下雨的日子，他总是抱了我上学，因为他的背脊驼了一半，不能背负。那时候他年纪已很老了，我爸爸、妈妈叫他不要抱，免得两个人都摔跤，但他一定要抱。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我到他的小房里去瞧他，拿些点心给他吃。他跟我说了他的身世。

　　他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这年十二月，一家财主叫他去磨做年糕的米粉。这家财主又开当铺，又开酱园，家里有座大花园。磨豆腐和磨米粉，工作是差不多的。财主家过年要磨好几石糯米，磨粉的工夫在财主家后厅上做。这种磨粉的事我见得多了，只磨得几天，磨子旁地下的青砖上就有一圈淡淡的脚印，那是推磨的人踏出来的。江南各处的风俗都差不多，所以他一说我就懂了。

　　只为要赶时候，磨米粉的工夫往往要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钟。这天他收了工，已经很晚了，正要回家，财主家里许多人叫了起来：“有贼！”有人叫他到花园去帮同捉贼。他一奔进花园，就给人几棍子打倒，说他是“贼骨头”，好几个人用棍子打得他遍体鳞伤，还打断了几根肋骨，他的半边驼就是这样造成的。他头上吃了几棍，昏晕了过去，醒转来时，身边有许多金银首饰，说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又有人在他竹箩的米粉底下搜出了一些金银和铜钱，于是将他送进知县衙门。贼赃俱在，他也分辩不来，给打了几十板，收进了监牢。

　　本来就算是作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名，但他给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在这段时期中，他父亲、母亲都气死了，他的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

　　他从牢里出来之后，知道这一切都是那财主少爷陷害。有一天在街上撞到，他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在那财主少爷身上刺了几刀。他也不逃走，任由差役捉了去。那财主少爷只是受了重伤，却没有死。但财主家不断贿赂县官、师爷和狱卒，想将他在狱中害死，以免他出来后再寻仇。

　　他说：“真是菩萨保佑，不到一年，老爷来做丹阳县正堂，他老人家救了我命。”

　　他说的老爷，是我祖父。

　　我祖父文清公（他本来是“美”字辈，但进学和应考时都用“文清”的名字），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他为“沧珊先生”。他于光绪乙酉年中举，丙戍年中进士，随即派去丹阳做知县，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丹阳教案”。

　　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提到了这件事：

　　“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于是教徒之足迹遍中国。莠民入教，辄恃外人为护符，不受官吏钤束。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又怪其行动诡秘，推测附会，争端遂起。教民或有死伤，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勒索巨款，甚至归罪官吏，胁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须革职永不叙用。内政由人干涉，国已不国矣。教案以千万计，兹举其大者：

　　“……丹阳教案。光绪十七年八月……刘坤一、刚毅奏，本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毁，派员前往查办……苏属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光绪东华录卷一Ｏ五）

　　我祖父被参革之前，曾有一番交涉。上司叫他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我祖父同情烧教堂的人民，通知为首的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朝廷定了“革职”处分。

　　我祖父此后便在故乡闲居，读书做诗自娱，也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就去世了（这些雕版放了两间屋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堂兄弟的玩具）。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当时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据我伯父、父亲们的说法，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直磕到我故乡。对这个说法，现在我不大相信了，小时候自然信之不疑。不过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当然是很可能的。

　　前些时候到台湾，见到了我表哥蒋复聪先生。他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此前和我二伯父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他跟我说了些我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那都是我本来不知道的。

　　和生说，我祖父接任做丹阳知县后，就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了和生的冤屈。可是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我祖父辞官回家时，索性悄悄将他带了来，就养在我家里。

　　和生直到抗战时才病死。他的事迹，我爸爸、妈妈从来不跟人说。和生跟我说的时候，以为他那次的病不会好了，也没叮嘱我不可说出来。

　　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连城诀”是在这件真事上发展出来的，纪念在我幼小时对我很亲切的一个老人。和生到底姓什么，我始终不知道，和生也不是他的真名。他当然不会武功。我只记得他常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我爸爸妈妈对他很客气，从来不差他做什么事。

　　这部小说写于一九六三年，那时“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一本随报附送的“ 东南亚周刊”，这篇小说是为那周刊而写的，书名本来叫做“素心剑”。

　　一九七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