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转战辽南
　　倭国第一军在进攻摩天岭受挫后，一时陷入了进军方向不明的窘境。为此，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第一策，在山海关地区再次登陆，以便在直隶作战；第二策，向旅顺推进，与第二军会合，在辽南不冻港建立军事基地；第三策，北上攻取奉天。大本营认为，山海关登陆需要大量的海军掩护，而北洋舰队尚在威海港内构成威胁。渤海湾北岸冬季寒冷，气候不明，进军困难，所以第一策不可行；与第二军会合，不仅金州以东的冬季宿营地不足，而且与大本营的作战方针相违背，所以第二策不可行；第三策因战线拉长，补给困难，无取胜把握，所以也不可行。这样，大本营最后否决了山县的冒险主义作战方案。山县对此极为不满，又受到第二军攻克旅顺的刺激，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独断地下令进攻海城，并决心在攻下海城后，立即向山海关进军。倭国大本营认为此时以主力与清军交锋，不利于将来的直隶作战，于是下令第一、二军原地待命。但山县仍一意孤行。十一月二十九日，明治天皇依伊藤博文的奏请，以养病为名召山县回国。山县有朋虽然被迫于十二月九日卸任回国，但在天皇敕使到达之前，山县已经下达了进攻海城的命令，负责进攻的第三师团也已经开拔。大本营见部队将领们求胜心切，就没有坚决阻止。

　　十二月九日，日军第三师团开始进攻海城。守备海城的清军共计二十八营，分属于奉军、盛字练军、仁字军、希字军等四部，互不相属，缺乏统一的指挥。因此，虽然人数不少，但战斗力有限。双方战至十三日，日军攻克海城，清军退向辽阳。海城失陷后，日军北窥辽阳、奉天，西窥牛庄、营口，锦州、宁远诸城危殆，大局攸关。因此，宋庆连忙部署部队增援，清政府也连降谕旨，命令宋庆迎战。十二月十七日，宋庆率部向海城西三十里的缸瓦寨行进，意图堵截日军西进牛庄、营口的通路，并与聂士成所部两面合击海城。

　　日军当天就知道了清军开拔的消息。虽然一时摸不准清军的意图，但认为一支大军在城外徘徊，就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通过十八日的一些小规模冲突，又观察到更多的清军活动，因此断定清军意在伺机收复海城，于是决定主动出击。十九日拂晓，日军从海城倾巢出动，向缸瓦寨方向出击。这一仗，双方各出动了约五千人，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日落。这是中日两军少有的一次鏖战。下午五时五十分，日军从三面发起进攻，并且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才先后突破了清军的两道防线，占领了缸瓦寨。六个小时的战斗中，日军伤亡四百人，清军伤亡五百人，另外双方均有大量人员冻死于行进途中。在这场较量中，虽然清军表现得相当勇敢顽强，但与日军相比之下，却相形见绌。例如，倭国的军事条令规定，以步枪刺刀实行冲锋，必须在距敌一百五十米以内，但在进攻马圈子时，日军伤亡严重，队形大乱，无法继续前进。日军指挥官认为，“与其这样白白地延误时间而使士气沮丧，莫如一拥而上”，于是，在四百米的距离上发起了冲锋。日军以气势压倒了清军，靠必胜的信念取得了胜利。日军攻克缸瓦寨，为第三师团孤军固守海城创造了条件。

　　当时，倭国第一军在辽东战场上的战线已经拉得太长，面对越聚越多的清军，只能分兵把守几座孤城，特别是在海城一地，处在清军三面包围之中。大本营认为，占领海城本来就不符合作战大方针，但若放弃占领地退却，势必影响本军士气而长敌军之志，所以决定暂时保持该城。为了缓解其孤危的处境，大本营命令在旅顺的第二军分兵北进，与海城取得联系。第二军接到命令后，决定派出混成旅团向北进军至二百公里外的盖平，与海城形成犄角之势。清军在盖平的守军只有十三个营，力量单薄，宋庆又未能及时发现日军的企图而派军增援。一八九五年一月十日，日军一个加强旅团向盖平发起进攻，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日军占领盖平。此役，日军伤亡三百三十四人，清军伤亡七百多人，余部向北撤退。

　　盖平失陷后，清政府为了挽回在辽阳南路战场的不利局面，决定实施反攻海城的计划。考虑到辽东战场上淮军屡次失利，清廷又增派湘军北上。同时，关内各省也陆续抽调军队开赴关外。为改变以前各路大军互不相属、缺乏统一指挥的状况，特任命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统领关内外所有各路军队。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军六十三个营约二万余人由依克唐阿、长顺率领，分两路反攻海城。此时，日军占领海城已有一个月，期间加紧加固防守工事，并严密监视清军动向。得知清军大队人马前来进攻的消息后，立即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当天战斗进行至下午四时，清军被击退。五天后，两支部队又发动了第二次反攻，这次日军设了埋伏，清军再次被击退，损失了六百多人，比上次更多。两次反攻失败后，清军深感海城日军的防守坚固，以现有兵力不足以取胜，于是决定等增援部队到来后再合力进攻。

十四、兵覆威海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与旅顺遥相对峙，素有“渤海锁钥”之称。港湾南北两岸山势险峻，刘公岛坐镇港口中央，形成二龙戏珠之势。洋务运动以来，威海的军事地位受到极大的重视，一八八一年，威海成为北洋军港，同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设鱼雷局。一八八三年由李鸿章主持，在刘公岛设水师机械厂、鱼雷厂等。一八八七年，威海的海防工程全面展开。到一八九一年，威海共建成十七座炮台，全部由德国陆军工程师设计、主持修建，所用大炮一律自国外进口，大部分购自德国克虏伯厂。战争爆发后，又在南北两岸炮台后路增建临时炮台多处，各类炮台达二十五座，各种大炮一百五十多门。威海炮台工程宏大，构造雄伟，李鸿章视察后满意地认为：“南北相为犄角，锁钥极为谨严。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旅顺失守后，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将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这引起清政府极大的关注。北洋海军经过黄海海战后实力已被削弱，镇远舰又在后来触礁受伤，不能行驶。当时在威海卫港内只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等七艘战舰，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六艘炮舰，以及康济、威远两艘练习舰。李鸿章向翁同和呼吁，请朝廷抽调南洋舰队的四艘军舰来充实北洋舰队。九月二十九日，政府批准了北洋的请求，决定暂调南洋舰队的三艘战舰前往增援。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南洋大臣张之洞等认为，东南沿海为财富重地，一旦有失，则战争所需的粮饷都会成问题，而且南洋军备本来就不足，又同样受到日、法等国的威胁，因此提请朝廷慎重考虑。朝廷左右为难，只好把此事搁置起来。

　　威海卫的后路防御，更是整个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曾建议调江南马步二十余营赴烟台、威海，但在当时已是远水不解近渴。丁汝昌请调驻扎在天津的三十六营新军，虽然较为可行，但李鸿章认为朝廷顾虑京畿安全，已经多次驳回抽调近畿劲旅东援的请求，所以这次也决不会批准，所以没有奏请。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丁汝昌等人提出了一个“水陆相依”的防御计划，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指出只有军舰、炮台互相依辅为唯一可行的策略，同时指出威海后路地广兵薄，建议大量增加陆军，防止日军抄袭后路。他相信，只要后路确有保障，威海必能固守，铁舰也会万无一失。对这个计划李鸿章表示支持，并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战争前，驻扎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陆军总计一万二千二百人，人数虽然不算少，但是由于海岸线绵长，地域辽阔，二十几个营的军队分扎各处，显然无济于事。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任命李秉衡为济南视事，主持山东防务。但是在对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上，清廷始终有一种重京畿、辽沈而轻山东的倾向。旅大告急时，朝廷又抽调了八个营前往增援。十二月下旬，山东半岛形势危急，日舰在山东海面上的活动日益频繁，并派人上岸侦察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李秉衡全力调遣，清军在山东半岛的总兵力加强到六十个营约三万人。但是，由于不能确定日军的登陆地点，加上日舰不断制造假象，李秉衡明知兵力不足，仍不得不分兵把守在几处最可能的登陆点。

　　倭国大本营否决了山县有朋的作战方案后，采纳了伊藤博文首相和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建议，决定进兵山东半岛，占领威海卫，封锁渤海湾，消灭北洋海军。由于大山岩率领的旅顺第二军已有一部分北进盖平增援海城，大本营感到兵力不足，因此又从国内增派了第六师团，与第二军的第二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具体作战部署采用海陆联合作战的方针，陆军由海路运送到山东半岛登陆，然后分兵抄袭后路，夺取威海卫南北两岸炮台，联合舰队则从威海卫港正面进攻。

　　十二月十六日，大本营电令伊东佑亨护送第二军登陆，并与其协同作战，消灭威海的北洋舰队。二十三日，伊东派高千穗、八重山二舰前往山东海岸，选择登陆地点。根据二舰的调查结果，伊东与大山岩会商后，选定了位于威海以东三十海里的荣成湾作为登陆点，并制定了掩护陆军及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为了掩护山东作战军在荣成湾登陆，倭国海军共调用了二十五艘军舰，几乎投入了全部力量。

　　根据作战计划，一八九五年一月十八日开始，日舰第一游击队驶赴烟台方向，对登州地区实行牵制性炮击。二十日拂晓，先遣队到达荣成。清军在荣成附近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日军轻易攻占了县城。

　　一月二十五日，倭国山东作战军三万余人全部登陆，大山岩随即下达了进兵威海的命令。当时，清军在登州以东的兵力共计有四十五个营二万二千人。但是由于兵力分散在长达三百余里的防线上，而且被日舰不断轰击登州所牵制，没有来得及集中组成一道防线，因此日军在进军威海途中，每次战斗都处于绝对优势而取胜，很快就打到了威海卫。

　　守备威海卫的清军主要是戴宗骞率领的北岸守军四千六百人、刘超佩率领的南岸守军三千二百人，以及张文宣率领的刘公岛上北洋护军二千人。

　　一月三十日，日军到达威海卫，向南岸炮台发起攻势，遭到清军的顽强抵抗，激战至当天下午，日军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攻占了威海南岸所有炮台，随即利用这些炮台轰击清军目标。北洋舰队的定远、济远、来远等舰及刘公岛诸炮台猛烈回击，清军猛烈的炮火击毁了数座炮台，日军炮火不敌，于是停战。

　　二月二日，日军攻克威海卫城，当天夜里，北岸炮台清兵见众寡不敌，全部哗变溃散，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羞愧自尽。丁汝昌得知后，火速派人把北岸炮台、弹药库炸毁。至此，除刘公岛和日岛外，日军全部占领了威海地区，海军则严密封锁港口，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合围。北洋舰队与外界的联系断绝。

　　三日拂晓，日舰第一、二游击队与本队会合，三队战舰排成单纵阵，向刘公岛炮台及北洋舰队猛烈轰击。倭国陆军也修好了南岸炮台的七门大炮，发炮夹攻，北洋舰队陷入重围。清军在丁汝昌指挥下，也以全部炮火还击，击伤日舰筑紫、葛城。炮战终日，日舰无法靠近，被迫退走。伊东佑亨感到单靠强行进攻，不会有多大效果，于是决定用鱼雷艇夜袭。次日，日舰仍在海面虚张声势；夜间，日军一艘鱼雷艇冒险破坏了一段防口拦坝，多艘鱼雷艇随后潜入港口，施放鱼雷，其中两枚鱼雷击中了定远。定远舰底进水，舰身逐渐倾斜，不得已急忙砍断锚链，驶向刘公岛沙滩上搁浅，才避免了沉没，但伤势过重，已不能使用。日军的两艘鱼雷艇也在当天夜间的袭击中被击毁。

　　五日天亮后，伊东佑亨在松岛甲板上用望远镜了望，看到定远受伤，认为机会难得，下令再次发动进攻。当天又炮战多时，双方互有伤亡，日舰仍无法接近港口。夜里，伊东佑亨重施故技，派鱼雷艇再次进港偷袭，又击沉了来远、威远二舰。六日下午，倭国联合舰队又对刘公岛发动攻势，倭国陆军在威海北岸也架设了快炮，三面夹击北洋舰队。尽管此时北洋舰队的定远重伤、二舰中雷沉没，但清军在丁汝昌的指挥下分兵回击，再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七日清晨七时三十四分，伊东佑亨下令全舰队发起总攻，决心一举攻下刘公岛。双方炮战至八时许，松岛、桥立、严岛、秋津洲先后中弹受伤。炮战正酣时，在威海卫北口，突然出现簇簇黑烟，竟是中国鱼雷艇驶出。伊东佑亨见此情形，以为是北洋舰队准备最后决战，故先放出鱼雷艇袭击敌舰，以便趁机突围。不料鱼雷艇竟然沿海岸向西逃走，伊东立即派最快速的第一游击队追击。原来，丁汝昌见日军鱼雷艇屡次夜袭成功，于六日夜里命鱼雷艇“左一”管带王平，在七日凌晨率队出口袭击日舰。但王平却与各艇管带密谋，趁机逃跑。慌乱中，十艘鱼雷艇不是触礁搁浅，就是被日军俘获。王平逃到烟台，为掩盖罪行，谎称刘公岛已失，李秉衡信以为真，便不再组织陆路援军，由烟台退往莱州部署防御。

　　鱼雷艇的逃走打乱了北洋舰队的布署，对士气影响也很大，但日岛、刘公岛和北洋舰队残余军舰仍不停地反击，又击伤了扶桑、筑紫二舰。日舰遭此打击，只得停止进攻。日岛炮台在当天的战斗中，虽然击退了第二、三、四游击队的进攻，但本身也受到重大破坏而无法继续使用，丁汝昌只得下令放弃日岛炮台，清兵撤回刘公岛。

　　二月八日，日军继续炮轰刘公岛，靖远舰在炮战中被击伤。伊东佑亨见日岛不发一炮，才知道炮台已毁，下令明日专攻刘公岛，并在夜间再次破坏港口拦坝。这次，日军派出的汽艇安装了大量炸药，一举炸毁约四百米长的拦坝，使倭国鱼雷艇进出威海卫港更加畅通无阻了。

　　二月七、八日的战斗，北洋舰队损失很大，伤亡达四百余人，特别是鱼雷艇的逃跑，更引起军心浮动，岛上秩序一时陷入混乱，一些洋员和清军官员开始私下里议论投降的事。八日夜，由几名洋员出面，劝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明确表示，他不仅拒绝投降，而且不可能在有生之时见到此事，暗示了与岛、舰共存亡的决心。他又耐心抚慰士兵，说明如果坚守到十一日，必有救兵前来接应。这样军心才稍微安定下来。连日来，丁汝昌不断派人偷渡出港，苦苦请求援军火速解救威海之围，说：“十六、七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二月九日，倭国联合舰队又发动了第六次海上进攻。丁汝昌登靖远舰亲自指挥还击，击毁日军大炮一门、击伤日舰二艘。在日军海陆炮火的联合轰击下，靖远中弹下沉，后搁浅在海滩上。当日炮战结束，日军仍未能接近刘公岛。在盼望援军的日子里，刘公岛的形势越来越恶化，为了不使受伤的军舰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在九日夜间下令将受伤搁浅的定远、靖远舰炸毁。当天夜里，定远管带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自杀，实现了平日“苟丧舰，当自裁”的诺言。后李秉衡叹曰：“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

　　二月十一日是倭国纪元节⑧，联合舰队遥拜完毕，对刘公岛发动了第七次海上进攻。清军反击，将葛城、天龙、大和击伤。刘公岛东炮台也被击毁，北洋舰队弹药将尽，损伤累累，炮火渐渐不敌。入夜，伊东命浪速、秋津洲二舰继续炮击。十一日是丁汝昌所许诺期限的最后一天。当晚，他接到来自烟台的密信，知援军无期，于是召集众将会议，提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突围，以求冲出几艘舰只。诸将不应，自行散去。他又几次派人将镇远击沉，但无人动手。深夜，丁汝昌见事无转机，自杀身亡。左翼总兵杨永霖、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也随后自尽。

　　最后，岛上洋员假借丁汝昌的名义，起草投降书。十六日，双方代表签署了投降书，规定清军缴出威海港内全部残余舰只及刘公岛、日岛各炮台所有军械弹药。十七日，倭国联合舰队在松岛带领下，高悬军旗，徐徐驶入威海卫港。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舰降下龙旗，易以倭国旗，编入了倭国舰队。只剩下康济舰，解除武装后交还中国，用以载运丁汝昌、刘步蟾等六名殉国将领的灵柩。当天午后，康济舰在汽笛的哀鸣声中，迎着潇潇冷雨，凄然离港，向烟台驶去。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灭。

十五、最后一搏

　　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继而进军威海、围攻刘公岛时，清政府无力援救，于是亟望对海城发动第三次反攻，以期一举攻克，使倭国早日同意和谈，这样或许可以挽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命运。光绪不断谕旨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及关外诸将合力反攻海城。经过准备，清军于十六日和二十一日第三、第四次进攻海城。在每次战斗中，日军的炮火均占有明显优势，数小时的战斗结果，都是清军损兵数百，无功而退。

　　四次海城反攻战之后，宋庆又提出一个“援海保营”的计划，其目的一是在于堵住盖平日军通往营口的道路，以加强营口的外围防御；二是切断日军盖平、海城之间的通道，以策应反攻海城之战。二月二十一日，宋庆命马玉昆率军占领大平山。同日，日军也举行了军事会议，制订了从守势变为攻势的计划。双方不谋而合地把大平山作为争夺的焦点。大平山位于营口东南三十里、盖平北四十里，为盖平至营口的通道。二十二日，中日两军在大平山展开激战，战斗从清晨持续到晚上，长达十个小时，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伤亡均有四百多人。战斗的结果，日军最终战领了大平山。光绪皇帝在此战后分析指出：宋庆虽然勇于身先士卒，但作为清军统帅，缺乏总体指挥调度，致使战斗功败垂成。

　　大平山之战后，日军由盖平至海城的通道就不再受到威胁，同时也扫清了营口外围清军的防御。日军便按照作战计划开始了辽南战役，夺取牛庄、营口、田庄台，并派出一部占领鞍山，以牵制清军。清军果然被日军的行动所迷惑，对其主攻方向产生错觉，以为日军将北犯辽阳，以致疏忽了牛庄方面的防御。三月四日，日军集中了一万一千八百人的兵力进攻牛庄，而战斗开始时，只有魏光焘的武威军三千三百人独力抗拒三、四倍于己的敌军，桥本海关的《清日战争实纪》写道：“其能久与日军交锋者为武威军，奋死决战，力守至一昼夜，实清军中罕睹也。”李光久闻讯后率老湘军二千四百人驰援。此时日军已攻入牛庄，与两支湘军逐屋争夺，巷战多时。清军武器、兵力均处劣势，遭受重大伤亡，日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牛庄的失守，使清军反攻海城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同时，营口东、南、北三面受敌，形势孤危，而且清军在此的防守兵力单薄，战斗力也不强。能战之师都被宋庆调去防守田庄台了。三月七日，日军趁势攻占了营口。

　　日军占领营口后，又发动了辽南最后一战的田庄台战役。从中日双方动用的兵力来看，这是甲午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陆战。田庄台位于营口北面，辽河之滨，为营口通向锦州、山海关的必经之路，也是辽河下游的重要水陆码头，有两万多人口，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当时日军在辽阳南路屡战屡胜，大有进逼直隶之势，清朝廷深感忧虑。三月六日、七日，清廷接连电谕：“宋庆率全军回顾西路，是此时第一要著”，刘坤一也认为退保西路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并指出对于双方力量的对比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一味攻坚，而应当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这是经历了许多重大失败之后才总结出来的正确对策。此时，清军集结了关外的所有精锐兵力，合计七十个营二万多人，希望能据辽河为防，作最后一搏，阻挡住日军的攻势，迫其停火谈判。然而事实证明，以清军屡挫之师，势难抵挡日军锐气方张之旅。

　　日军也动用了第一军的所有主力部队，共约两万人，并集中了山炮、野炮一○九门，数量是清军的四倍。日军在一次战役中动员如此多的兵力，在整个中日战争中也是空前的。三月九日，田庄台战役打响。由于日军的炮火占了压倒优势，三面合围，很快攻破清军防线，突入市区。相当数量的清军来不及撤退，退入民房防守。野津鉴于牛庄巷战的教训，下令将可疑的房屋全部烧毁。火焰迅速向四面八方蔓延，烧了整整一夜。次日清晨，这座数千户居民的繁华市镇变成了一片焦土。

　　日军攻克田庄台后，清军退至锦州、石山站。自此，北起鞍山，南迄旅大，西至营口、田庄台，辽南所有城镇要塞尽被日军占领。清军的辽南防线呈瓦解之势，湘、淮诸军锐气丧尽，已达全线崩溃的边缘。

十六、马关议和

　　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湘、淮等军在辽东战场被击溃，使朝廷中的主战派大为泄气，束手无策，缄口不言。二月十日，光绪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讨论战事，“问诸臣，时事如此，战和皆无可恃，言及宗社，声泪并发”。军机大臣们也是一筹莫展。次日，再次召开军机会议，认为除了按倭国要求派李鸿章赴日和谈外，别无它途。二月十八日，清政府通知倭国政府，准备派出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倭国明确提出“中国应在赔偿军费、确认朝鲜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必须割让土地”。二十二日，朝廷招李鸿章进京，当天与军机大臣共同入觐。当谈起倭国可能要求割地时，李鸿章表示“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翁同和也希望能做到不割地。其余大臣则担心不割地，不能议和。李鸿章便请翁同和一起前往倭国议和，翁以过去未办过洋务推托不允。光绪皇帝询问海防情形，李鸿章奏答：“实无把握，不敢粉饰”。如此商议数日，计无所出。至二十五日，慈禧召见李鸿章与军机大臣，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忻都面奏须割地问题，西太后听了大为不悦，自后推病不出，命一切遵光绪旨意。三月二日，清政府万般无奈，只能同意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李鸿章请训光绪后，于三月十四日乘船从天津萧然登程。

　　三月十九日，李鸿章一行一三十五人抵达倭国马关。二十日，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举行第一次谈判。双方寒暄已毕，李鸿章即发表大篇议论：

　　“贵我两国乃东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攸关。贵国近年进步巨大，侪身泰西各强之列，实令人钦羡不止。如阁下所知，我国尽管需要革除之弊甚多，但不如意之事常十有八九。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和平，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邻。切望贵我两国将为东亚之两大强国，以与欧美持久对抗。换言之，不仅能改变今日之不幸，进而谋求两国友谊之加深。”

　　（伊藤博文插话：数年前与阁下在天津相会时，敝人曾进言：贵国之现状，实有改进之必要，想阁下尚能记忆此事。但尔后贵国晏然依旧，不图改进，以至今日，实深感遗憾。）

　　“实感遗憾。但我国系拥有二十余省之大国，不能指望有如贵国在短期内获得异常进步。迩来虽常以素志未伸为憾，但夙愿未能一日或忘。但此次战争，反能获得两大好处：其一，证明欧洲之陆海军战术，并非白种人所专有，黄种人亦能应用，并已收到实效；其二，倭国国之如此长足进步，可以促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为贵国促成其奋发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今我国人虽有多数怨恨贵国，而我反拟向贵国致谢。相信我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惨败，他日必有所觉悟。此次如能恢复两国和平，以唇齿相依关系，促进两国兴盛，永保东亚之和平，则足以实现两国之宿愿。”

　　李鸿章以战败者的身分向敌求和，仍尽力表现出恢宏的气度，以掩盖其艰难的处境。对此，陆奥宗光评论道：“他如此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

　　在这次会谈中，中国全权代表提出了要求停战的备忘录。二十一日，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就中方的备忘录提出停战条件为：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管理该地的铁路，该地的中国军队缴出一切军器。条件之苛刻，完全出乎李鸿章意料之外。按照这些条件，一旦谈判破裂，日军可以立即拿下北京。会谈结束后，李鸿章把倭国的停战条件电告总理衙门，清政府也十分惊骇，认为万难允许。经过商议，总理衙门二十四日电令李鸿章先设法了解日方的议和条件，再作打算。李鸿章收到电文，觉得与自己的想法吻合，于是决定暂时搁置停战问题，先谈议和条款。在二十四日下午的中日第三次会谈中，中国全权代表正式撤回了停战备忘录，并要求日方出示和款。伊藤博文答应第二天交阅，同时在会谈中突然表现出对台湾的兴趣，再次令李鸿章大吃一惊。

　　原来，在准备与中国和谈的同时，倭国并未停止军事行动，而是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了台湾方面。在三月十五日，日军取得辽南战役的胜利后，就开始向澎湖进军，为下一步占领台湾做准备。倭国希望趁中日和谈之际，先攻占澎湖，以逼迫中国在谈判桌上同意割让台湾；即使达不到割让的目的，也可利用澎湖作为进攻台湾的跳板。二十三日晨，倭国联合舰队及七艘运兵船运载约五千倭国陆军，在澎湖登陆。守卫的清军虽极力抵抗，终以兵寡及炮火不济而失败，大部分退归厦门。二十五日，日军占领澎湖。

　　倭国大本营在派军占领澎湖的同时，又着手制订直隶平原作战的第二期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倭国政府准备孤注一掷，将常备军的全部七个师团和三分之一后备部队的兵力调到前线，以对付尚拥有二十万作战部队的清军。

　　正当倭国踌躇满志，准备以武力为要挟，在谈判桌上大捞一把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二十四日李鸿章从中日第三次会晤返回的路上，突然遭到一名刺客开枪狙击，子弹击李鸿章左颊，急送回府邸抢救，幸而未致命。刺客名叫小山丰太郎，他认为李鸿章负责操办北洋军务，是倭国对华战争的主要障碍，早就想赴天津行刺，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他还认为倭国未能攻克北京，现在举行和谈为时过早，所以有意破坏和谈。

　　李鸿章遇刺的消息，引起倭国政府极大的惊骇。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说宁将自己枪击，也不应加害中国使臣。陆军大臣山县有朋闻讯也“立即离案大乎该匪罔顾国家大计”，连天皇也惊诧不已，派出御医前往护理，并颁布谕旨，对此事表示愤慨和遗憾。皇后还亲制绷带以示慰问。同时，倭国立即审理了凶手，小山以谋杀未遂罪被判无期徒刑。

　　虽然倭国政府做了种种努力，但是当李鸿章被刺的消息披露后，还是立即引起了欧美各国的强烈反响，世界舆论哗然，发出一片谴责倭国和同情中国的声音。各国也意识到倭国的胃口之大，纷纷表示不能坐视。在这种情况下，倭国政府感到仅仅在礼遇上的表示已不能帮助改善自身的形象，所以决定无条件停战。三月二十八日，陆奥宗光亲自到中国代表旅邸，在李鸿章病榻前面致无条件停战照会，规定自即日起停战三个星期，但停战范围不包括台湾、澎湖。中方力争须全面停战，被日方拒绝。三十日，双方正式缔结了停战条约。

　　自四月一日起，双方开始进入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次日，日方出示和约底稿，并限中方于四月五日前答复：

　　中国确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地位；

　　中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永远割让给倭国；

　　中国赔偿倭国军费三亿两库平银；

　　除了中国已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外，再向倭国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倭国国臣民可免税运进、并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

　　李鸿章虽然早就料到倭国所欲甚奢，据他估计，“让地恐不止台、澎，赔费恐须过一亿亿”，但他见到底稿后，仍为之愕然。他急忙在当天把日方约稿的内容电告总理衙门。清政府多方协商，仍毫无结果。李鸿章等不到清廷的复电，而四天的期限已到，于是自行向日方作出答复，除承认朝鲜独立外，对其它部分提出长篇驳辩，指出：

　　◆倭国当初与中国宣战时，曾明确指出此次战争只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而战，并非为了贪图中国的领土；

　　◆此次战争并非由中国首先挑起，开战后中国也未侵占倭国土地，按理不应由中方赔偿兵费；

　　◆中国如准许外商在华制造一切货物，势必将剥夺百姓的生计，给国内制造厂商造成打击，国家不能不出力保护。

　　陆奥宗光拿着李鸿章的文章去见伊藤，说是“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伊藤认为，为了避免别国“产生倭国虽胜于力而屈于理的怀疑”，应该加以彻底反驳。陆奥则认为，“一开论驳之端，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的余地”，以至有招致别国干涉的危险，“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伊藤同意了这个意见，于四月六日照会李鸿章，请其对议和条约的全部或每条款明确提出同意与否。或明确提出某条款应如何修改，至于中国国内情况如何，并不在谈判之内。李鸿章接到照会后，只得再次向清政府请旨。

　　此时，清政府最高领导集团内部，正为讲和条款问题争论不决。政府中一些主战人士坚决反对向倭国割地赔款，要求整军再战。军机大臣翁同和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认为不战而割让未占领土，会失去天下人心。翰林院学士文廷式也指出“今日台湾之事，尤为存亡所关”，“夫战而失地，出于势之无可如何，百姓虽死亦无所怨。若割敌兵力未到之地，及偿款至万万以上，皆使中国一撅不振，不可许也。”其它大臣则认为，奉天陪都地位更重，两害宜取轻。两下争执不休。四月八日，慈禧表示不惜撤使再战，也不应放弃奉天南边和台、澎两地。当天总理衙门电复李鸿章，对于如何答复日方的和款条件仍无肯定指示，但对于赔款割地问题大体上规定了一个范围，即“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日方将此密电译出，完全摸到了中方的底，随即对中国代表施加压力：希望你们能认识到倭国为战胜国，中国为战败者的事实，由于中国的请求，才开始这次和谈。如不幸谈判破裂，则倭国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兵船将运载大军开往各战场，连北京的安危也将难保了，贵大臣回国后能否安然出入北京城门都成问题，你们还在这里悠悠然拖延谈判？

　　四月九日中方提出修正案，同意割让辽东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四地，以及澎湖列岛。赔款要求减至一亿两。新订商约以中国与西方各国现行约章为基准。据此，双方在十日举行了第五次谈判，李鸿章的伤势已接近痊愈，亲自参加了此次会议。伊藤提出了对条约修正案的再修正备忘录，仍坚持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同时将辽东割地的边界由北纬四十一度向南缩至营口、海城、凤凰城、安平河以南。赔款减至二亿两。商埠由七处减为四处。他指出，这个备忘录是日方充分体谅中方所处困难地位后，将日方的要求减轻到最轻的限度；为中方减少一分困难，即为日方增加一分困难。所以对此备忘录，中方只有同意与否两句话。李鸿章问，这是否意味着对此备忘录不允许再进行讨论分辨？伊藤回答说，尽管辩论，但条件不能再减。于是李鸿章就赔款和割地两项进行了驳辩，当时两人的对话中有如下一段：

李：请允许敝人略述己见。首先，赔款二万万两，数额过巨，实非今日我国所能承担。能否再减轻？

伊：如既已言明，本备忘录是在尽量予以减轻而后所拟定，实无再减之余地，尚乞谅解。今后如战争继续，赔款数额将不止于此。

李：如我方第一次复文中所详述，核计贵国开销之数，远不及二万万两。今提出如此苛刻条件，以我国一国之力，无论如何亦难负担如此巨款，必借洋债。洋债为数既多，本息甚巨，中国实无偿还此等债务之财源。

伊：敝人不敢遽然赞同阁下之说。贵国土地富饶，人民众多，富源广大无比。

李：即使我国富源广大，但尚未开发，毫无办法。

伊：贵国人多，超过四亿，比我国人口多出十倍，如欲开发富源，实轻而易举。

李：虽国大人多，无人杰可奈何！

伊：国步艰难之际，英雄辈出，至执掌国政者亦有之。即可用以开源。

李：（微笑）愿向我国政府建议，礼聘阁下为敝国宰相如何？

伊：（亦微笑）敝人一身已献给我国天皇。如蒙陛下恩准，不拘何时，亦不拒绝为贵国竭尽微力。

李：今日我国实困难至极，希阁下给以充分同情与体谅。纵令现在得以订立讲和条约，赔款金额如此巨大，将立即为世人所知晓。外国之资本家将乘我国困难之机，贪图非常之高利，彼时，我国必将陷入更加困难之境地。

伊：关于此事，以敝人之地位不能进行任何谈论。

李：当然。但另方面，若订约即不可更变，否则我国将成为不履行条约之背约行为，必将再惹贵国以背约作为再开战端之理由。故在尚未发生此种不幸之前，不能不再乞阁下减轻所提条件。切望阁下斟酌我国情形，再加以考虑。

伊：条约一旦缔结，贵国则不能不认真履行。如贵国背约，我方不得已而将再次诉诸武力，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李：正因为如此，敝人才不得不再请求阁下采取宽大措施，使条件减至今日我国可能履行之程度。

伊：此备忘录之条件，已充分体谅贵国情形，在可能减轻之限度内，业已减轻，因此不能允许再减轻分毫。

李：贵国为战胜者，我国为战败者。战胜者之要求，无论何等条件，败者亦必服从。但以如此苛刻条件指令我国，终非我国所能忍受。

伊：（立即严肃起来）敢问，阁下所言，可否解释为坚决拒绝本大臣所提出要求之意？

李：否，决非如此。我国政府自不待言，本大臣亦求和心切，早为阁下所谅察。敝人只是坦率表达我国之情况而已。

伊：既如此，我方除备忘录所记述之事项外，丝毫也不能减轻。

李：其次，愿就土地问题一谈。历观欧洲各国交战，未有将占据之地要求全行割让者。以普法战争为例，德国所占领之法国疆土，虽非常广阔，而实际所提出之割让要求，却极为宽大。今约内将奉天南部所占之地，要求全行割让，此外对未被占领之台湾亦要求割让，岂非已甚？

伊：否。其事例甚多，不可以普法之一例论之。

李：英法两国兵临北京城下时，彼等亦未要求割让寸地。

伊：彼另有意在，不可以彼例此。

李：即如营口而论，乃系通商口岸，东西南北货物云集之地，实为我国政府之一大财源。贵国一面命我国负担苛重赔款，同时又夺取我之收入源泉，岂非过于残酷？

伊：是乃不得已之结果。

李：（边笑边说）譬如养子，既欲其长，又不喂乳，其子不死何待？

伊：（亦边笑边说）中国岂可与孩提并论。

李：台湾全岛，日兵尚未侵犯，何故强让？

伊：阁下似乎说，未占领之土地，即无要求割让之理，贵国何以将东西伯利亚割让给俄国？

李：将东西伯利亚割让与俄国，并非战争之结果。

伊：割取台湾，在和谈上亦为合理之要求。

李：台湾与黑龙江有霄壤之别，完全不能相比。黑龙江殆为化外之瘠土，人烟稀少，尚未施政。相反，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民亦服从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如本土。

伊：但在割占中国主权所及版图一点上，毫无不同之处，无须论及土地之肥瘠。

李：如此岂非轻我年耄，不知分别？

伊：中堂见问，不能不答。

李：总之，现讲三大端：二万万两为数甚巨，必请再减五千万；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能相让。

伊：如此，即当遣兵至台湾。

李：台地瘴气甚大，从前日兵在台，伤亡甚多。台民大都吸食鸦片烟，以避瘴气。

伊：但看我日后据台，必禁鸦片。

李：台民吸烟，由来久矣。

伊：鸦片未出，台湾已有居民。倭国鸦片进口，禁令甚严，故无吸烟之人。

李：至为佩服。

　　谈判结束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幅减少。伊藤笑着摇头说：不能再减。遂散。

　　次日，伊藤致函李鸿章，称中国须在四天内答复同意与否。李鸿章一面复函与倭国争执，一面再请清廷定夺。清廷先是复电希望能以矿山、关税等主权出让而保领土，李鸿章认为不可能。清廷便允割台湾南部，必争营口。当天日方提出严重声明，对李鸿章的复函进行全面反驳，再次催逼中国明确答复。在此情况下，清政府知倭国态度强硬，担心如再拖延将招致议和决裂，大局不可收拾。因此，总理衙门于四日电复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马关条约大局乃定。

　　四月十五日，中日全权大臣举行了第六次谈判。这次会谈时间很长，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李鸿章不惜再三恳求至每一细节。因为日方掌握了中国的来往密电，所以伊藤胸有成竹，决不肯作丝毫让步。谈判至下午七时半才结束，当互相握手告别时，李鸿章边笑边向伊藤说道：未曾想阁下竟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伊藤亦笑答曰：当此商议国家大事之际，亦出于不得已耳。

　　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最后签定，主要内容包括：

　　㈠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
　　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与倭国；
　　㈢中国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倭国，作为赔偿军费；
　　㈣倭国国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种货物制造，并可装运进口各种机器；
　　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等。

　　《马关条约》的内容传出，朝野哗然。两江总督张之洞一周内两次致电总理衙门，力陈条约将给中国造成严重危害，请求代奏阻止议和。翰林院八十三人联衔上奏，内阁官员一五十五人联名条陈，反对和约。帮办北洋军务提督宋庆、山东巡抚李秉衡都上书要求拒约再战。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集会推举康有为起草请愿书。康有为奋笔一昼夜，写成万言上书：“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约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来自十八省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在万言书上签名，于五月二日呈递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在倭国，明治天皇御览《马关条约》后大悦，在签约后的第三天，即四月二十日就批准了和约。同时倭国不断催促中国尽快批准条约。催逼之下，清廷焦灼万状，计无所出。批准和约，则将招致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拒约再战，而海军尽覆，陆师疲弱，毫无把握。只好一面通过驻外使节寻求列强帮助，一面征求各大臣意见。大臣们亦无明见，只有在山海关督战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他说：“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慈禧、光绪之间，也在进行紧急磋商。二十六日，慈禧在接见军机大臣时传旨：“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能断，令枢臣会商一策以闻。”光绪皇帝更是“极为难，徘徊能不决，天颜憔悴”。四月三十日，他召见军机大臣，翁同和、李鸿藻倾向于延期批准和约，其它军机大臣则倾向于按期批准。五月二日，走投无路的光绪皇帝终于被迫批准和约。

　　五月八日，中日两国在烟台完成了批准换约手续，条约随即生效，两国结束战争状态。

　　和约批准后，清廷深感上愧祖宗，下慊国人，随后在五月十一日下诏宣示批准和约的苦衷：“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素练，纷纷召集，不殊乌合。以致水陆交绥，战无一胜。”“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其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天下臣民皆当体谅也。”

十七、三国干涉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西方列强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倭国，更使沙俄等国极端不满。条约签订以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实行干涉，“劝告”倭国放弃辽东半岛。四月二十三日，三国公使一起向倭国外务省提出备忘录。俄国的备忘录称：

　　“俄国皇帝陛下之政府，兹查阅由倭国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倭国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倭国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倭国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领有。”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倭国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三国政府在外交上对倭国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倭国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倭国各港口的所有舰艇，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太平洋舰队在东海黄海和倭国海游弋示威；调东西伯利亚的五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德、法也军舰在黄海活动，制造紧张气氛，剑拔弩张，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这一行动给了倭国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美，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美认为倭国占领辽东半岛对它们毫无利益可言，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倭国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如果不接受三国“劝告”，迁延不决，一旦清政府乘机拒绝批准和约，就有可能落得辽东半岛既不能保，《马关条约》又得不到批准交换的狼狈处境。权衡利弊，倭国政府不得不最后决定完全接受三国的“劝告”，忍痛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五月五日，倭国驻三国公使将此决定分别通知各国政府，并声明保留向中国索取报酬的权利。

　　此后，俄、德、法三国就交还辽东半岛的条件问题，又与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关于赔款数额，德、法均认为，倭国放弃辽东半岛，并非对中国让步，而是对三国的让步，所以倭国不能因此对中国提要求；俄国公使认为，即使要求赔款也不宜过多，以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两为宜。而倭国则要求赔偿一亿两。经过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十月七日达成协议，确定由中国偿银三千万两。

十八、割让台湾

　　《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割让台、澎的消息就传到了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四月十九日，总理衙门电告台湾巡抚唐景崧：“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人，改衣冠”。唐景崧在两个月之内电陈二十余次之多，致电总理衙门力争，报告台湾群情激愤，鸣锣罢市，“绅民血书呈称：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查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务求废约，请诸国公议，派兵轮相助。”并向清廷表示“割台，臣不敢奉诏”，主张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并出让矿山税收等权利作为报酬。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此前后奏请拨饷银百万两给台，并电告唐说，只要相持三个月，存有一府一县，必有列强出面干涉，台湾仍可自存。清政府也试图诱使英、法、德、俄制止倭国割台，并争取到法国对台湾实行军事保护的意向。但列强因干涉还辽，不愿着进一步得罪倭国，承担战争风险，相继表示不干涉倭国占台。清廷不得已，于五月二十日电旨唐景崧离任赴京，并令台省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台民得旨，知已绝望，于是决定独立自救。五月二十五日，台湾士绅以全体居民名义，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推选唐景崧为总统，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立年号为“永清”。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引起了倭国的担忧。一旦台湾民主国得到列强的承认，就会在外交上带来麻烦。因此，倭国立即组织兵力实施对台湾的武力占领。五月二十八日，倭国近卫师团和海军舰队到达基隆口外，次日登陆，六月三日占领基隆，台北危急。唐景崧于当天逃往淡水，六日偷渡回大陆。七日，日军攻陷台北。十七日，倭国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设督府于台北，并举行“台湾始政典礼”。但台湾各地义军四起，在刘永福，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领导下继续抵抗。三个月的时间，日军仅占领了新竹、台中、彰化等地，而日军近卫师团伤亡及患病者多达万人，被围困在彰化，处境艰难。倭国急忙抽调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二万多人增援，九月十一日到达台北。十月，日军以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终于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台南。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平定”。倭国为占领台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历时近五个月、大小一百多场战斗中，五万日军共有三万二千余人死伤或罹病而返回倭国，其中死者四千六百多人，日军近卫师团长、第二旅团长均阵亡于台湾。

　　台湾抗战的失败，最终结束了中日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