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国与英国争霸，中国和倭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一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击溃数十万陆军，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间，清政府向西方各国借债总额只有四千多万两，战后，清政府为了偿还倭国赔款，先后三次大举借债总计三亿两，而且期限有的长达四十五年，本利合计六亿多两。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倭国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倭国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舰艇、枪炮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倭国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倭国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一八九二年，倭国全国有工厂二千七百多间、银行七百家、资本一亿日元；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厂增加到七千六百多间、银行一千七百多家、资本三亿八千万元。占领台湾后，倭国在战略上对华东、华南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倭国是那样地尝到了战争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

一、台湾事件

　　一八七一年九月，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其中第一款规定：“嗣后大清国、大倭国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就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一八七一年十二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五十四人被台湾土著杀害，其余十二人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倭国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倭国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倭国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攻打台湾。

　　一八七四年五月，三千多名日军在台湾琅桥登陆，七月，倭国政府又准备对华宣战。清政府急忙备战，令沈葆桢赴台湾部署防务，先后调集一万多军队到台湾，颇有与日一战的声势。此时倭国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清政府虽然没有把倭国与西方列强同等对待，但是看到倭国的新式陆军战斗力强，海军也拥有两艘铁甲舰，具有一定实力，而当时中国水师都是旧式木船，难以与之匹敌，因而也不愿用武力驱逐日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在十月三十一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倭国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两。《北京专约》为倭国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一八七九年四月，倭国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二、甲申事变

　　明治维新后，倭国开始加紧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力争通过外交手段，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一八八四年，倭国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十二月四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清军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十二月六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倭国人被杀。这就是“甲申事变”。

　　倭国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当时倭国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倭国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而用外交手段解决目前这场纠纷。

　　一八八五年春，倭国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最后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倭国代表方才有所收敛。尽管如此，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倭国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倭国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三、军备竞赛

　　一八七四年的台湾事件，使中日关系进入对立阶段。清政府受到很大刺激，开始认识到倭国将“为中国永久之大患”，“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分别任命李鸿章、沈葆桢为北、南洋大臣，筹办海防。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除添置炮台、大炮，建立海防要塞外，还需建立铁甲舰为中坚的近代化海军。当时定造一艘铁甲舰需银百万两左右，而当时每年的海防经费仅有七十多万两，虽然到一八七六年加至一百多万两，但左宗棠西征时又花费五千多万两，所以清政府一时无法筹款，只在一八七五年从英国订购了八艘守口炮舰。

　　一八七九年倭国吞并琉球以后，清政府再次命李鸿章、沈葆桢大办海防，但李鸿章苦于无钱。在他的屡次申请下，朝廷总算下决心拨款购买铁甲舰，但此时英国又因中俄关系紧张，不同意售舰。李鸿章只得向德国订制铁甲巨舰二艘，钢甲巡洋舰一艘，这就是后来的定远、镇远、济远舰。此外，北洋舰队还向英国订制了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和另外两艘炮舰。南洋舰队也订购了一艘炮舰、二艘二千吨级的巡洋舰。旅顺基地也从一八八○年开始建设。中国的海军建设出现了一个高潮。

　　一八八五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再次大受刺激，要求“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清政府采纳了李鸿章等人的建议，于十月设立海军衙门，建立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新建和改建沿海炮台，筹办水师学堂。同年，李鸿章又向英国订购致、靖、经、来四艘两千吨级的巡洋舰。到一八八八年，所购各舰先后到齐，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南洋、广东、福建也拥有二千吨级的主力舰四艘、一千吨级战舰七艘。四支舰队共有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此后，清政府停止外购军舰，把海防的重点转向修、扩建沿海新式炮台基地。先后建成了旅顺、大连、威海、大沽、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大型海防基地，中国的国防力量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在甲午战争前的十多年中，中国凭借大国的实力和洋务派的努力大办水师，仍保持着一定的军事优势。但是，“大治水师”的庞大计划由于得不到切实的财政保证不得不大打折扣。按照李鸿章等人的设想，定远级铁甲巨舰要有八艘，而当时只有二艘；济远级巡洋舰要有十六艘，当时只有五艘。李鸿章、左宗棠等提出的以轻息借洋款、开办银行、机器铸币、加洋税、裁简陆军六至八成等筹款建议都未被清政府采纳。对于那支人数达百万之众、权力分散、每年耗银千万两的旧式陆军，总理衙门只决定裁十分之一二。事实证明，这成了海防近代化的一个巨大累赘，并使近代化的大型海防设施没有巩固的后方和强大的后援。后来旅大、威海的失陷，也都是因陆军不力而造成的，中国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早在一八六八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化运动全面展开。在政治上，倭国的帝国宪法于一八九○年开始实施，建立了宪法、内阁、议会等一整套君主立宪制度。在经济上，倭国到一八九四年工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工厂超过四千间。一八六六至一八七三年间，平均每年工业生产增长达百分之三十二，到一八九四工业资产已超过中国十多倍。在外交上，倭国于一八八八年同墨西哥签定了第一个完全平等的条约，接着又与美国、德国、俄国按照平等原则修改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签定了新约。英国虽没有最后签字，但也大致达成了协议，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国家主权。

　　一八八二年，中日对立随着朝鲜问题的发展而不断升级。倭国对于中国的军备新面貌感到吃惊，倭国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认为应把假想敌从俄国改为中国，称要与中国“一较强弱”。他在向明治天皇进呈的清军调查报告中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四百二十五万，战时可达八百五十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中日两国军备竞赛的气氛浓厚起来。

　　在中国的军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倭国不断拨款扩军。一八八五年倭国的军费为一千五百万日元（约相当于一千万两白银），一八八七年增至二千二百万日元，一八九○年后更猛增至四千八百万日元，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三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

　　一八八六年倭国海军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一八八八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后，明治政府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六艘大型新式战舰，使海军力量一举超过了北洋舰队。一八九一年，倭国政府更决定拨款五千万元，在九年内建造四艘一万一千吨级的铁甲舰和六艘巡洋舰。一八九二年，倭国提前完成了自一八八五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倭国已经建立了一支总吨位七万二千吨的海军和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

　　为了准确地判断两国实力对比和未来战争的胜负，倭国自一八七二年开始向中国派间谍，逐年增加活动。到战争前夕，倭国对于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已了如指掌。比如，倭国估计当时中国各省防军、练军的步、骑兵为三十四万九千七百人，这与清政府一八九八年统计的各省练、防军为三十六万人相差无几。倭国绘制的东北、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地图，精确到每个村、每条道路甚至水井。倭国通过长期周密的侦察分析，在一八九三年后决心对华开战，这表明中国在与倭国进行长达二十年的近代化竞赛中已经失败。

四、东学党之乱

　　一八九四年，农历甲午之年，机会终于来了。朝鲜的封建王朝，积弱多年，国家日益贫困，内乱不断，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这年二月，“东学道”在南部的全罗道发动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势不可当。朝鲜政府几次商议从中国借兵，但顾虑到倭国若借机出兵，局面会难以收拾，所以议而不决。到了六月一日，东学道攻克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军锋直逼汉城，京城震动。六月三日，朝鲜政府终于下决心请求袁世凯出兵。袁世凯接到电文，立即向李鸿章请示派兵。

　　按照《天津条约》，中国向朝鲜派兵，则倭国也可借机出兵。袁世凯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天真地认为，即使倭国以护卫使馆出兵，也不过数百名士兵而已，不至于引起大麻烦。其实倭国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到了六月二日，倭国判断韩王必将向中国求助，连忙派人向袁世凯打探，并表示“我政府必无它意”，极力怂恿袁世凯出兵。当天夜里，倭国外相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虽然尚不清楚清政府是否派兵，但应作好迅速出兵的准备。会议据此作了出兵的决定。六月五日，倭国内阁通过了关于倭国出兵朝鲜致中国的照会，同一天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但在表面上，倭国却不动声色。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也被蒙蔽，在给清政府的电报中认为，倭国议会正在争执不休，绝无对外生事的可能性。

　　清政府因而下了出兵的决心。李鸿章当即命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口，与先期到达的平远合为一小队，以观形势。自六月六日下午六时起，二千四百六十五名清军分三批渡海，至六月二十五日全部到达朝鲜牙山。又派北洋水师的超勇舰前往牙山保护，恐其力量单薄，又令在仁川港的扬威舰赴牙山，留济远、平远二舰泊仁川港①。

　　六月三日，袁世凯正式通知倭国驻朝代理公使，朝鲜已正式向清政府请求派兵。六日，汪凤藻根据《天津条约》照会陆奥宗光，告知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带兵赴朝鲜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倭国早对此有准备。第二天，倭国驻中国代理公使即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根据《天津条约》，倭国将出兵朝鲜。同日，倭国外务省照复汪凤藻：“查贵国照会中有‘保护属邦’之语，但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之属邦。”为“属邦”二字，双方激烈辩论。对此李鸿章态度坚决，电告汪凤藻：“文内‘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倭国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故不问日之认否，碍难酌改。”

　　六月七日，清朝驻日公使汪凤藻急电李鸿章，告知大鸟带兵乘军舰八重山赴韩。袁世凯也电告李鸿章：“大鸟来，虑生事”。六月八日，日军开始出动，大和、筑紫、赤城三舰亦泊仁川港，并派出汽艇探测牙山。至十六日，倭国海军共出动了松岛、吉野、千代田、八重山、筑紫、大和、高雄、赤城八艘战舰，载陆军四千人、陆战队五百人入朝，兵力达到赴朝清军的两倍。

　　六月八日，倭国驻韩代理公使正式通知朝鲜，倭国将派兵。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当即强烈要求倭国停止登陆，谈判历经两个多小时，赵秉稷说得舌敝唇焦，一再要求日军停止登陆，日方则断然拒绝，声称：“贵督办虽千言万语重复其不必要，而我政府既认定其为必要，则不能听从尊说。”当天下午，赵秉稷再次正式照会倭国公使，要求停止派兵，结果再次遭到拒绝。六月十日，大鸟率兵入京，朝鲜政府得知后，又赶忙派代表前往劝阻，也被大鸟拒绝。当天午后，大鸟带领海军陆战队四百二十人，野炮四门进入汉城。

　　东学党人得知了中、日出兵的消息，于是提出十二项停战条件。朝鲜政府见倭国大军入境，知道大麻烦临头，希望早日平定东学党之乱，好让中日两国撤兵。六月十一日朝鲜政府接受了东学党人的条件，签署了停战协定。十二日，东学党人退出了全州②。

　　朝鲜东学党之乱解救了伊藤内阁。当时由于倭国经济危机，伊藤内阁岌岌可危，正处于要么内阁总辞职，要么解散议会的境地。伊藤博文已决意采取后一手段。清军出动的消息传来，内阁的紧急对策赢得了天皇和议会的认可，国内政治危机因而缓解。

五、中日决裂

　　六月十一日，大鸟致电外相陆奥，说朝鲜局势已趋平静，出于外交考虑已失去派兵的理由，并于十二日主动拜访袁世凯，开始谈判撤兵。同时，朝鲜政府先后照会了倭国和中国，要求撤军。在各方外交压力下，撤军谈判开始比较顺利。

　　但倭国政府怎肯轻易放弃这个机会？十三日陆奥复电，指示大鸟设法拖延撤军，等到政府想出对策。因此在十五日继续谈判时，大鸟提出暂缓撤兵的两点理由：第一，派出大批兵力，如果什么也没干就回国，不仅极不体面，而且政府在国内难以交代；第二，不信任中国，怕单方面撤军后受到欺骗。

　　在此同时，伊藤与陆奥终于商议出了一个对策。十六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两点方案：第一，由中日两国共同出兵镇压叛乱；第二，叛乱平定后，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内政改革。这意味着在今后朝鲜政府中，倭国将与中国取得平等的参政地位。汪凤藻当场拒绝，指出中日都不应该干涉朝鲜事务。李鸿章也指示袁世凯“任他多方恫喝，当据理驳辩勿怖”。十七日李鸿章又在会见倭国驻天津领事时表示“国际事务，本皆依条约及国际公法之规定外无他。倭国与朝鲜缔约时，视朝鲜为独立国家。但此次陆奥氏提出之有关议案，实难以理解其有丝毫道理”，因此“绝不能同意陆奥大臣之设想”，如倭国“欲强遂之，除诉武力外无他”。

　　李鸿章在与总理衙门商量后，六月二十一日电令汪凤藻照复倭国：“㈠韩乱告平，已不烦中国兵伐剿，两国会剿之说，自无庸议；㈡善后办法，用意虽美，只可由朝鲜自行厘革。中国尚不干预其内政，倭国素认朝鲜自主，尤无干预其内政之权；㈢乱定撤兵，乙酉年两国所定条约俱在，此时无可更议。”理直气壮，义正辞严。

　　此时的倭国，已不象九年前那样用几句强硬的外交词令就能吓回去的了。进入朝鲜的倭国海、陆军已占了压倒优势，因此倭国也毫不示弱。六月二十一日，倭国御前会议决定继续向朝鲜派出第二批部队，并单独促成朝鲜政府的内政改革。二十二日，倭国照复汪凤藻，强硬地表示：为了保护倭国在朝鲜的利益，防止该国日后的变乱，“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这个照会被倭国人称为“对中国的第一次绝交书”。同日陆奥电告大鸟：“中日两国之冲突，终于达到不可避免之时刻。”

　　接到倭国政府的“第一次绝交书”后，清政府最高层中主战空气逐渐高涨。光绪皇帝主战最力，政府核心人物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都主张开战。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光绪皇帝两次谕李鸿章加紧备战。六月二十九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请战：“各舰齐作整备，候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

　　倭国政府在发出“第一次绝交书”后的第二天，又命令大鸟“立即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建议，不必顾及朝鲜政府之听从否。”大鸟接到训令后，决定首先向朝鲜政府出示六月六日中国给倭国照会的抄件，问朝鲜是否承认“保护属邦”四字：若朝鲜回答其为主权国家，则迫其接受清兵入境是侵犯朝鲜主权的说法，朝鲜有义务及时将其驱逐出去，若朝鲜无力自行驱逐，则倭国愿以武力相助；若朝鲜承认是中国的“属邦”时，则可指责其违背了日韩友好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中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应当为十几年来的欺骗行为向倭国谢罪；又若朝鲜声称虽然自古以来被称为中国“属邦”，但内政、外交完全自主时，倭国则可提出：平定内乱属于内政，指责清兵借“保护邦属”派兵是干涉朝鲜内政。不愧是资深外交家。

　　这个照会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朝鲜政府发出，限二十九日前答复。朝鲜一时不知所措，到了二十九日杳无音信。三十日，倭国代表上门催促，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无奈回答说：“朝鲜从来就是自主的国家，清国对我作何等称呼，系清国自己所决定，与我国无关。清兵驻在我国内，是应当时我国之邀请而来，故不能予以驱逐。”情急之中，竟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难题。倭国代表一时语塞，只得先回去报告。

　　在“属邦”问题上碰壁后，七月三日大鸟又向朝鲜外务督办正式提出了内政改革纲领。改革纲领的内容主要是促使朝鲜向现代化制度过渡，并使倭国在朝鲜取得与清朝同等的地位。如果不论其对于朝鲜内政的干涉，若其内容被采纳，对朝鲜应该说是积极的。可是朝鲜政府内保守势力强大，满朝文武对此提案一片反对声，但又不敢明确向倭国提出反对，不得已成立个“改革调查委员会”，企图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但大鸟立即看穿了这个把戏，在七月十日又向朝鲜“改革调查委员会”提出具体实施方案，限期明确答复，并准备了如果方案被拒绝时应采取的手段。

　　朝鲜政府受逼不过，七月十四日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复函大鸟说，倭国的提案违背日朝之间自主平等的和平原则，如果接受，则各国必定“纷纷恣意提出要求，则有伤朝鲜自主之体面”，还望倭国撤兵为盼。

　　六月二十二日两国互致态度强硬的照会以后，中日的和谈基本上陷入僵局。在此期间，李鸿章先后于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向俄、英两国请求出面调停，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都向倭国提出过警告，但倭国早有心理准备，向两国保证中日冲突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又看准了两国又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因而软硬兼施，说如果对方硬要干涉的话，“倭国将不惜举国化为焦土拚死抵抗”。这样，两国对调停就没有了积极性。特别是俄国，刚在新疆吃了苦头，感到有必要利用倭国削弱中国的力量。

　　当时，李鸿章仍对和平抱有一线希望，并担心“我去兵愈多，彼必愈不肯减退”，所以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在李鸿章按兵不动的同时，倭国的陆军源源而至，到六月底已达到一万人。对此，英国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代理赫德评论说：“倭国是根本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别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捡便宜也可以算作正义。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但我不相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象我不相信单靠一根筷子可以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倭国的铁拳，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与此期间，在英国主持下，中日之间的谈判形式上还在进行。七月七日、九日，总理衙门与倭国代表小村寿太郎举行了两次会晤，中国坚持两国同时撤军再谈朝鲜问题。小村认为这表明清政府缺乏诚意，愤然离席。陆奥外相得知消息，高兴地说：“该仲裁之失败，令我国在将来之行动上渐得自由，宁可为喜。”与伊藤商量后，陆奥指示小村在七月十四日向清政府提出照会：“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出力调停等语。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开，总而言之，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则非好事而何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这个照会被陆奥称为“第二次绝交书”。

　　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的第二天，光绪皇帝颁旨命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朝鲜问题的对策。在十六日的会议中，翁同禾、李鸿藻主张继续增加军队，而其它大臣持观望态度，所以会议没有结果。光绪知道后大为震怒，严责上次办理失当，此番须加整顿，宣示主战之意，“并传懿旨亦主战”③。根据皇帝的旨意，当天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李鸿章接到圣旨后，开始准备增兵。同日复奏增兵计划：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六千人由陆路向平壤进发；马玉昆统毅军二千，由海路进军义州④；与盛京将军左宝贵商量派马步八个营进平壤，会合各军，增援汉城。同时与叶志超商量是否由海路移师平壤，以集中兵力。若叶同意，则派丁汝昌带一部分海军战舰到朝鲜海面策应。

　　在此关键时刻，七月十六日，英国和倭国间拖延了五年之久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在伦敦正式签订。这个条约废除了英国以往在倭国的特权，承认倭国的平等地位。这使倭国摆脱了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件事明确地表明了英国对倭国的支持。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对倭国来说，比打败了清国大军还更为有利。”虽然英国担心倭国对中国的战争会影响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但因为当时在远东，英、俄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都不愿把倭国逼到对方一边。所以，尽管他们开始都告诫倭国，到后来反而争着讨好起倭国来。到七月二十三日，英国见倭国发动战争决心已定，无法挽回，就向倭国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欲倭国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的运动。”意思就是说，只要不在上海及附近发动战争，英国就不会干涉了。

　　倭国政府因此倍受鼓舞。第二天，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十九日，海军舰队改编为战时编制：合并常备舰队、西海舰队及其它舰只，编入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命其控制朝鲜西岸海面。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又提出，若发现清国舰队或是增援部队时，倭国舰队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困难，陆奥果断地答称：“作为外交上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在七月十九日，倭国政府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告清政府，如果中国派兵增援驻朝军队，应视为对倭国表示敌意的行动。大鸟接到陆奥的电训，立即于当天向朝鲜政府提出四项强烈要求：

　　一、由倭国自己动手架设汉城至釜山间军用电话线；
　　二、根据日朝条约，朝鲜立即为日军建造兵营；
　　三、驻牙山清军师出无名，应迅速令其撤退；
　　四、废除中朝之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和协定。

当天夜里，清政府驻朝鲜通商交涉大臣袁世凯见大局已不可挽回，悄然回国。后事留给驻汉城代办唐绍仪。

　　第二天，大鸟再次向朝鲜政府提出通牒，限令“二十二日止予以确复，倘贵政府拖延示复，则本公使自有所决意从事”。当天半夜，大鸟再次发出照会，说中朝间一切条约均与倭国国的平等地位冲突，必须加以废除。可怜朝鲜政府接到通牒，惊恐不知所措。拖延到二十二日，勉强复照推托说：“清兵久在境内，实因我国请援而来，南匪稍平之后，已屡请其撤回而未即退，亦如贵兵之今尚住留也。方更要唐代办转请中国政府从速退兵。”大鸟接到复照，大发雷霆，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说“贵政府如不予以满意之回答，则为保护我权利，或须用兵也未可知”。同时与大岛旅团长约定，于二十三日调日军入汉城，并决定无论朝鲜政府如何回答或是不回答，都要举事。

　　七月二十三日凌晨，日军按计划进入汉城，一路鸣枪放炮。大鸟亲率一个联队包围了王宫。守卫王宫的朝鲜士兵寡不敌众，被日军攻破。日军掳走国王，成立了亲日政府。二十五日，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以前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至此，倭国终于具备了开战的所有条件。

六、丰岛海战

　　七月十六日李鸿章提出的增兵计划，在取得了各方协调之后开始实施。不过驻朝清军因叶志超怕海路不安全，陆路又怕兵力单薄，通不过驻汉城的日军防线，所以一直停留在牙山一线，没有向平壤收缩。

　　朝鲜陆路多山，道路崎岖，进兵迟缓；而从北洋军队的大本营天津出发，由海路进军则非常快捷。所以，增援的路线采用了两条海路：一是由天津渡海，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再由陆路驰援平壤；另一路由天津登船，到牙山登陆，增援叶志超部。第一条路较为靠近本土，路程也短，所以比较安全；而第二条路，要经过日军重兵驻扎的仁川一带，虽然中日尚未开战，但也不可不防，所以决定租用英国商船运兵，并派军舰护航。

　　七月二十一日，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六个营、提督马玉昆率毅军二千名，由大沽口乘船，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登陆后直奔平壤。

　　同时，选派总兵江自康所部及天津练军共二千五百人，增援牙山叶志超部。雇用英轮高升、爱仁、飞鲸三船运兵，并从威海的北洋水师基地派济远、广乙二舰护航。三船分批由塘沽出发：爱仁二十一日下午开，飞鲸二十二日傍晚开，高升二十三日早晨开。三船载兵情况如下：

　　爱仁，载兵一千名，长夫等一百五十名，大炮二门；
　　飞鲸，载兵四百名，马夫、长夫、营帐等近三百名，马四十七匹，另载粮饷、炮械、帐房等物资；
　　高升，载兵九百三十五名，营哨官十六名，营务处、文案、军械、管帐、长夫等一百六十五人，另载山炮四门、半炮四门。船长以下中外工作人员七十四人。

　　清军运兵船的出发时间，早有倭国侦探报知本国。日军大本营获得北洋军队将赴牙山的情报后，于七月二十二日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秘密下达了作战命令，令舰队到朝鲜海面伺机袭击。当天上午十一时，伊东召集舰长会议，会上决定编队如下：

　　第一游击队：吉野（常备舰队旗舰）、秋津洲、浪速；
　　第二游击队：葛城（西海舰队旗舰）、天龙、高雄、大和；
　　本队：
　　　　第一小队：松岛（联合舰队旗舰）、千代田、高千穗；
　　　　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
　　鱼雷舰队：
　　　　母舰：比睿；
　　　　鱼雷艇：山鹰、七号艇、十二号艇、十三号艇、二十二号艇、二十三号艇；
　　护卫舰：爱宕、摩耶。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倭国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出发。第一游击队先发，次为本队，再次为第二游击队、鱼雷舰队、护卫舰等。舰队离港时，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乘船亲自为舰队送行，他的船上高挂“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信号旗。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答以“完全准备就绪”；联合舰队旗舰松岛答以“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第二游击队旗舰葛城答以“待我凯旋归来”；护卫舰先头舰爱宕则答以“永远谨志不忘”。下午四时许，舰队全部离港。

　　二十二日早晨，丁汝昌命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由威海出发，护卫爱仁等运兵船到牙山，舰队以副将方伯谦为队长。二十三日，舰队抵达牙山。次日早晨爱仁进港，军队开始登陆。七时许，仅用了一个小时，两营士兵及弹药器械全部登岸。爱仁随即出牙山口返航。同日下午二时，飞鲸来到。因为飞鲸载有大量锱重，卸货较慢。到下午五时半，舰队得到报告：日韩已经开战，倭国大队军舰第二天就到。方伯谦见事情紧急，考虑到威远是木船，行动迟缓，不能承受炮火，万一开战，白白损失一船，就令威远于当天先行离开牙山。到二十五日早晨四时，大部分兵马器械已登陆，方伯谦考虑区区二舰决不是倭国主力舰队的对手，于是不敢耽搁，率济远、广乙返航。

　　在威海临行前，广乙管带⑤林国祥曾请示丁汝昌：“若日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应敌？”丁汝昌根据李鸿章“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的指示精神，回答说：“两国既未言明开战，岂有冒昧从事之理？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二十五日晨二舰起锚，鱼贯开出牙山口。七时许，看见三艘日舰驶来，清军将领推断倭国必定求战，立即命令站炮位，准备御敌。

　　倭国海军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于早晨六时半也到达牙山湾外丰岛西南。是日，晴朗无云，遥见丰岛方向有两舰喷烟而来，随即判断为军舰，常备舰队司令坪井航三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以十五节的速度向目标接近。七时二十分，看清迎面而来的是北洋海军的济远和广乙，坪井航三随即下达了战斗命令。

　　当时中日双方参战的军舰情况如下：

舰名　　　排水量　　　马力　　速度（节）　火炮　　乘员　制地　下水年代

济远　　２３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５．０　　２３　２０２　德　　１８８３
广乙　　１０３０　　２４００　１５．０　　　９　１１０　闽局　１８９０

吉野　　４２２５　１５９６８　２２．５　　３４　３８５　英　　１８９２
浪速　　３７０９　　７３２８　１８．０　　２０　３５７　英　　１８８５
秋津洲　３１５０　　８４００　１９．０　　３２　３１１　日　　１８９２

　　比较之下，日军的优势实在太明显了。

　　中日之战，始于丰岛海战，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均持此说。关键在于，谁先开的第一炮？倭国海军司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的记载是：“七时五十二分，彼我相距约三千米之距离，济远首先向我开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史书多从七时五十二分开战说。而《济远航海日志》记载：“（七时）四十五分，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究竟事实如何，读者或许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

　　速射炮的发射速度为克虏伯炮的五至十倍。日舰炮火极猛，济远、广乙在弹雨中仍苦战不已。八时二十分，济远发出的十五公分炮弹，击中吉野右舷，击毁几艘舢板，又击穿钢板，损坏其发电机，再转入机器间，但炮弹没有爆炸，吉野幸免于沉没。事后日军拆开炮弹，发现里面没装炸药。浪速左舷尾也被济远击中，海图室被炸毁。

　　由于广乙排水量小、火力弱，在浪速和秋津洲的合击下受伤严重，炮战四十多分钟后，死伤已达七八十人。见难以支撑，转舵向东走避。浪速在一片欢呼声中尾追，被广乙回击一炮，弹穿浪速左舷钢甲板，将锚机击碎。坪井航三见广乙舰体已毁，命停止追击，而以三舰合击济远，广乙得以逃脱，但后来却撞入朝鲜西海岸搁浅，后自凿锅炉焚毁。

　　八时半，广乙驶离济远，而济远也有五十七人死伤，更受三舰合攻，势难抵挡，便全速向西驶避。日舰在后猛追，济远见敌舰渐近，挂出白旗，然犹疾驶不已。浪速追到三千米处时，以舰首炮猛击。济远在白旗之下又加挂倭国海军旗，浪速挂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两舰相距只有二千七百米了，济远不得已发出停轮信号。浪速正要驶近，忽见高升、操江从旁驶过，又去命令停船，济远乘机全速驶离。后面的吉野则去追济远，两船航速相差近八节。十二时半，吉野追近至二千米时，以右舷炮猛击。在此紧要关头，济远以十五公分尾炮还击，连发四炮：第一炮命中舵楼，第二炮命中船头，第三炮未中，第四炮命中船身要害处。吉野受伤，舰头立时低俯，不敢停留，转头驶离。济远带伤驶回威海卫修整。

　　前面提到，高升是第三艘英国运兵船，按照前述计划从塘沽起航，而操江是北洋舰队的运输船，从威海出发，装载文件、武器和饷银前往牙山。途中两船不期而遇，于是同行。两船驶近丰岛时，正遇上济远驶离。吉野去追击济远，秋津洲责令操江停船，浪速则命令高升停船。

　　操江是一旧式木船，舰龄已有二十年，航速只有八节，船上五门旧炮火力甚弱，所以改为运输船。船上官兵，管带王永发以下共八十二人。王永发见前面高升被拦住，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转舵西驶。下午二时许，秋津洲逼近，挂出停驶信号，并发出一枚十二公分炮弹以示警告。王永发见情况紧急，慌乱间六神无主，准备自尽，被船上丹麦籍职员劝住。王永发便挂起白旗，又加挂倭国国旗表示投降。操江后被解往佐世保港，船上二十万两饷银、二十门大炮、步枪三千支和大批弹药悉数为日方所得。被俘的清军官兵在战后遣返回国。

　　再说高升号。上午九时，浪速看见一悬挂英国旗的英国船驶来，断定船内必定有中国军队，于是命令停船，英国船长被迫停驶。十点左右，浪速派代表乘一小艇登船，检查商船的执照。英国船长出示执照并提请倭国人注意是英国商船，但倭国代表不予理会，反问英国船长：“高升要跟浪速去，同意吗？”英国船长答道：“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抗议下服从。”于是倭国代表回去后，浪速再次挂出信号：“立刻起锚或者斩断缆绳，随我前进！”英国船长正准备遵命，船上许多清军将士攘臂而起，全船骚动。船上清兵帮带高继善对大家说：“我辈同舟共命，不可为日兵辱！”他拔刀冲向船长大喝：“敢有降倭国者，当污我刀！”大家齐声响应，一船鼎沸。因语言不通，高继善通过翻译告诉船长：“宁愿死，决不服从倭国人的命令！”船长则试图说服清军将士投降，于是船上展开了一场辩论：

　　船长：“抵抗是无用的，一颗炮弹就能在短时间内使船沉没。”
　　帮带：“我们宁死不当俘虏！”
　　船长：“请再考虑，投降实为上策。”
　　帮带：“除非倭国人同意我们退回大沽口，否则拼死一战，决不投降！”
　　船长：“倘使你们决计要打，外国船员必须离船。”

　　清兵不同意，把他看管起来，并看守了船上所有的吊艇，不准任何人离船。英国船长要求发信号请浪速再派人来，以便通知船上发生的情况。于是倭国代表又乘小艇靠近高升轮。翻译对日军代表说：“船长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样做。”船长说：“请带信给舰长，说华人拒绝高升船当俘虏，坚持退回大沽口。”他还指出，高升是一艘英国商船，而且离开中国海港时尚未宣战；即使现在已经宣战，这个要求也是合理的。倭国代表含糊其辞，驾艇回去了。

　　这时已经是十二时半，交涉已历经了近三个小时。浪速挂出信号：“欧洲人立刻离船！”可是清兵不许放船，英国船长用信号告诉浪速：“不准我们离船，请再派一小船来。”浪速回答：“不能再派小船。”并向前开动，绕高升号一周，停在一百五十米开外。下午一时，浪速突然发射一枚鱼雷，但没有命中，又用六门右舷炮轰击。十五六响后，高升开始下沉。船上官兵在炮火下用步枪还击，直至船身完全沉没。浪速对落水的士兵继续开炮射击。

　　高升沉没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四十四人，德舰伊力达斯号救出一百一十八人，英舰播布斯号救出八十七人；浪速在高升沉没后救起船长、大副和另外一名英国水手，同时俘获两名清军士兵；德国人、北洋水师总教习汉纳根自己游到了岸上；另有两名清军士兵游到附近孤岛上，四十余日后遇救。其余八百七十一名清军官兵及六十二名中外船员全部遇难。

　　高升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出后，英国舆论大哗。英国驻日公使向倭国外务省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中日两国尚未宣战的情况下，无故击沉中立国商船，是粗暴地违反国际法。陆奥接到报告后，怕引起英国干涉，连忙下令调查，并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同时优待英国船长、船员以博得好感。八月八日，倭国复照英国外交大臣说：“我能给予英国政府关于我国政府之忠实希望及保证：一旦证明倭国海军军官之行动是违约的，倭国政府将尽力给予一切赔偿。”后来，随着倭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英国考虑“不欲多事，得罪强者”，又从利用倭国抵制俄国的大方针出发，不愿为了一艘小小的商船引起冲突，所以渐渐地不再坚持赔款和道歉。后来上海的英国海事仲裁也做出了有利于倭国的判决，认为倭国军舰有权击沉高升轮，于是英、日两国达成谅解。

七、成欢战役

　　丰岛海战打响的当天，倭国陆军混成旅一部约四千人，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牙山清军。牙山清军本来只有二千多人，二十四日援军登陆后，总兵力达到三千八百八十人。但牙山地势不利于防守，故分出一队二千人，由太原总兵聂士成率领，进驻东北二十公里处的成欢布防。

　　二十九日凌晨，南下日军在安城渡遭到前沿清军的伏击，伤亡颇重。但由于日军人数众多，激战二小时终于突破清军前沿，清晨五时开始进攻设在成欢的主防线。日军看到聂士成将炮兵主力布置在左翼，而右翼阵地未配备大炮，兵力薄弱，于是以一队佯攻清军左翼，而集中八门大炮猛攻右翼。双方激战二小时，清军右翼失守。日军两路夹攻，聂士成终于不支，率众突围，向南与叶志超部会合。聂、叶合军后，考虑到牙山不利防守，乃主动退出，并准备在当夜偷袭日营。哪知日军早已料到清军在牙山驻守多日，大量锱重不可能走远，便命令戒备。果然当清军夜袭时，日军早有防备，清军受挫而退，丢下大量武器弹药。聂、叶主力绕道朝鲜东海岸，行程两千多里，历时二十多天到达平壤，与左保贵、马玉昆、卫汝贵诸军会合。

　　成欢、牙山之战清军共伤亡二百多人，日军伤亡八十多人。战斗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因为此后朝鲜南部全部为日军控制，并切断了中国到达朝鲜西海岸的航道，日军可以专心北顾，解除了来自海上和南部的后顾之忧。陆奥宗光说：“牙山战捷的结果，汉城附近已无中国军队的踪影，朝鲜政府完全掌握在我帝国之手中等喜讯，立时传遍全国。从前那些应否以强硬手段迫使朝鲜改革，以及高谈我军先攻中国军队的得失等议论，已被全国城乡到处飘扬的太阳旗和庆祝帝国胜利的欢呼所淹没。”八月五日，进攻牙山的混成旅团返回汉城，大鸟圭介在汉城南郊扎凯旋门，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混成旅团经过凯旋门时，打出一面白旗，上写“成欢之战利品”和“清兵大败之证”两行大字。

八、八一宣战

　　在得知日军围韩宫拘王及丰岛海战的消息后，七月二十八日，李鸿章致电总理衙门，明确表示了与倭国决裂的姿态，同时着手进行备战。在短短的几天内，他主要抓了四件事：第一，严催朝鲜北路进兵。清军终于抢先进驻平壤，并集结了一万多人的军队，在战略上意义重大；第二，国内禁止拍发密电。这样，日谍只能用明码传递情报，易被识破；第三，建议总理衙门严查间谍。此后，沿海各省都加强了防范，并破获了几起重大日谍案件；第四，采纳丁汝昌建议，在威海口增添挡雷铁链和木桩，以防倭国鱼雷艇偷袭。

　　七月二十九日，军机处令李鸿章转电汪凤藻：“倭国击我兵船，业已绝好开衅。出使倭国大臣汪凤藻应立即撤令回国。”三十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领事馆，指出倭国首先挑战。当天，朝廷下谕撤回所有驻日使馆、领事署，同时经美国政府同意，委托美国政府代为保护居住于倭国侨民的合法利益。三十一日，总理衙门照会倭国驻华临时代办小村寿太郎：“倭先开衅，致废修好之约，此后与彼无可商之事。殊为可惜！”并对其下了逐客令。

　　同一天，倭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向驻东京各国公使发出通告：“帝国政府为使日清之间之争议合理解决，并使彼此关系永远协调，虽曾使用各种光明正大之手段，迄今显然未奏其效。为解决此事，本大臣荣幸地通知阁下：帝国与清国现进入战争状态。”

　　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下诏宣战。同一天，明治天皇睦仁也下诏对中国正式宣战。

　　八月三日，清朝总理衙门向各国公使馆致送保护各国商民教士的照会，称：“现与中国寻衅者只倭国一国，此外有约各国悉皆交好如常。”倭国政府也要求美国政府保护中国境内倭国侨民的安全，四日，总理衙门复照美国公使，同意保护中国境内的倭国公民免受凌辱。随后，欧美各主要国家，除俄国外，都先后声明局外中立。

　　八月一日正式宣战后，中日两国都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清政府的作战计划可归结为两点：㈠以北洋海军扼守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进驻朝鲜；㈡集结陆军于平壤，再南下进攻倭国陆军。

　　八月五日，倭国战时大本营制订出“作战大方针”，其大体要点是：

　　这次战争的目标，是最后在直隶（河北）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打败清军，迫其投降。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海军作战之胜负。预计到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吨位、兵力都超过倭国，海战胜负难以预料，因此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甲案，海战胜利，夺得制海权，立即由渤海湾输送陆军，在直隶平原寻求与清军主力决战；乙案，海战胜负不分，则派陆军击退在朝鲜之清军，实现扶植朝鲜独立之目的；丙案，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夺得，则尽可能增派陆军加强在朝鲜的防御，击退清军的进攻。

　　根据后来的情况发展，日军大本营实际上执行的是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