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册子很不成熟，只能给蒙古族族源的研究，提供一些浅鲜的见解和线索，意在抛砖引玉，企求读者不吝赐教，共同探讨蒙古民族的根源。
　　蒙古民族是祖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探讨蒙古族根源的资料，在祖国古史中俯拾即是，开卷可得，不须求教外籍。凡是相当或接近蒙古语的人名、地名、山川河流、古迹名胜、传说故事、歌谣经咒等，有些就是有关蒙古族放源的线索或痕记。只要下功夫去挖掘、发现、解剖、分析，揭开假象，暴露实质，注意历代史官的错读、伪证和地方语音之异，就不难识别真伪，找出蒙古族族源的线索。
　　诸夏、诸狄、诸羌、诸夷、诸蛮、诸戎等许多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合繁衍，共同缔造了祖国的灿烂文化。蒙古民族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在祖国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伟大作用，是中华民族中一支不可抵估的力量。蒙古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中占有一定的分量与地位。蒙古民族的起源则应当是蒙古族历史中的首要章节和重要的部分。蒙古民族的根源在血统上与北方各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文化上与奠基中原的诸夏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祖国历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记载了“獯鬻”、“渠搜”、“北狄”等以及“土方”、“鬼方”、“方”各周围的方国。姬周之兴，更有赖于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推翻了强大的殷商。西周、东周、秦、汉以至隋唐，一部中国通史，实实在在是一部民族融合史。北方民族中的蒙古，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民族从始至终扮演着连台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出现在祖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外学者却没有人把各个不同时期不同称谓的蒙古民族的历史联贯起来，只是寻觅“蒙古”的踪迹，这样就腰斩了蒙古民族的整个历史。蒙古族族源问题，由于志趣不同，要求各异，其结果也就与历史的真面目背道而驰了。
　　清朝皇帝为了拢络和统治蒙古民族，提出了“满蒙同源论”。谁都知道，满洲是女真部族，女真源于肃慎，肃慎是我国东北长白山区的古老民族。蒙古是我国北方斡难河畔蒙瓦部的先民，曾以“蒙陈”的称谓出现在《隋书·铁勒传》。“没歌部”的名称见于《魏书·序纪》。“没骨人”的角色刺杀了秃发树机能。“木骨闾”（蒙古勒）的儿子“车鹿会”（石头儿）建立了以蒙古人（蒙古人当时是高车民族中的一个部族。）为统治中心，以高车民族为基础的柔然汗国。与女真迥异，和满洲各不相同，天各一方，风俗各异，语言不同。清代学者皆知其否，谁又敢冒死以驳清帝之论呢？蒙古学者萨岗彻辰借佛教之三十三天界，隐喻蒙古民族源于天国之说，否定清帝的谬论，引伸为印度——西藏——蒙古和系列关系，变图腾“孛儿贴赤那”（苍狼）、“豁埃马阑勒”（惨白色鹿）为人名，埋没了民族形成年代的证据，使读者产生了错觉，误以为蒙古民族来源于印度——西藏。
　　更有甚者，无视中国民族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谓裔出黄帝者。他们的论据是《汉书·匈奴传》：“其先祖夏后氏这苗裔”和《魏书·序纪》：“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以及《前燕录·慕容传》：“昔高辛氏游于海滨，以少子厌越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孰不知，此皆民族融合之笔，是诸夏融于诸狄。后世反客为主，视被融之人为祖也。若鲜卑拓拔、鲜卑慕容皆祖黄帝，鲜卑宇文低何以又祖炎帝呢？文曰：“炎帝被黄帝所灭，子孙避居北野，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焉。”夏后氏子职，黄帝之裔以及炎帝后代殆皆因乱避祸北逃而融于北族，是移民而非先祖。
　　屠寄著《蒙兀史史记》以蒙兀室韦和室韦蒙瓦为据，谓蒙古源于东胡、室韦。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蒙豁勒”称为“蒙兀儿”，且对室韦叙述甚多，意在室韦为蒙古之源。
　　王国维氏循《旧唐书·室韦传》：“河出俱轮泊”的“泊”字之误，误证俱轮泊为呼伦泊，把东北流之额尔古纳河当成了《旧唐书·室韦传》中的“屈曲东流的望建河”，把南流入湖的达兰敖罗木河，当成了北流逆行的额尔古纳河河源。
　　其实，屠寄在光绪二十五年已经完成了《黑龙江舆地图》，在海拉尔河转向东北流易名为额尔古纳河的转弯处绘有明显的河水流向标志，是额尔古纳河原于海拉尔河。在达兰敖罗木河，也绘有南流标志，以示入湖潴蓄之水。但近年来仍有谓额尔古纳河源于呼伦湖者。望诸公一读《呼伦贝尔志略》、《黑龙江志稿》，以及《黑龙江舆地图说》，呼伦湖、额尔古纳河等真像，自会大白，额尔古额河源于呼伦湖之说，不攻自破了。关于蒙古族源于室韦的说教，笔者有不同的见解，下面另文详述。
　　日本史学家白鸟库吉著《匈奴民族考》，原名为《蒙古民族起源考》，提出蒙古族源于匈奴的见解。其根据是语言相通，习俗相同，军政制度相似。惟对匈奴兴于大青山下，蒙古成长于肯台山脉三河之源的天各一方，无法联接起来。匈奴的后裔与蒙古族的世系更不能衔接，无法证实蒙古族源出匈奴。其实，明代王圻所著的《稗史汇编》早已阐明“匈奴之国其种有五……”，其中就包括匈奴、突厥、蒙古。阐明匈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突厥、蒙古是匈奴国家之民，不是匈奴民族之裔。突厥和蒙古的祖先，是匈奴国家的成员，不是匈奴民族的子孙。
　　土特学者荣祥著有《蒙古族源浅探提纲》（未出版），主张蒙古族源于白狄——匈奴——柔然。较之白鸟库吉略高一筹，惟纳匈奴于白狄之中，尚兼鲁莽。
　　把白狄、柔然、蒙古纳入一系，尚不悖谬。
　　新《元史》提出蒙古源于突厥，其依据是从语言、习俗，到社会制度、军政法规、图腾崇拜、祖源传说等都有相同、相似、相近之处。但突厥晚出，蒙古早见，时间不能颠倒，主次不可倒置。没有突厥源于蒙古的证据，当然就没有理由说蒙古源于突厥。突厥、蒙古同源于北方狄历。突厥习俗尚赤，属于赤狄。蒙古尚白，属于白狄。二者同源别支，只有姊妹之谊，并非祖孙相承。有谓蒙古源于突厥者，非也。
　　《明史》谓蒙古族为鞑靼，明译《蒙古秘史》也把“忙豁勒”译成“达达”，把收名《忙豁仑纽察脱察安》（蒙古秘史）译成《元朝秘史》，故有蒙古族源于鞑靼之说。
　　“达旦”一词，始见于唐代《会昌一品集》李德裕致没斯书中。李德裕是据“塔塔儿”之名的汉字标音。中原学者以示其异，由达旦、达靼，演变为鞑靼。
　　辽金二史则直书其音曰阻卜、阻、术不姑者，盖取“拓拔”之蒙古语读音。突厥文阙特勤碑文中有“塔塔儿”之名，《蒙古秘史》也记载着“塔塔儿”之事，由塔塔儿演化为鞑靼，此为“鞑靼”一词之源。塔塔儿、阻卜是从贝加尔湖南迁的一支。其主力为来自西伯利亚之鲜卑拓拔部，经过九难八阻，南下阴山匈奴之故地。其另一支，则返回大兴安岭，活动于呼伦湖、贝尔池之间。至辽金已发展成大族，界于北族与辽金之间，隔绝了北方各族与中原的联系。蒙古兴起以前，人们只知道辽金边外有鞑靼，不知有蒙古，人皆以鞑靼盖蒙古，以为蒙古为鞑靼支系。故有蒙古民族源于鞑靼之说。其实不然。鞑靼是塔塔儿之音变，塔塔儿源于柔然檀檀（檀檀为塔塔儿之音变。）。鲜卑拓拔部从大兴安岭北上西伯利亚与土著丁零杂居，后来由于拓拔与土著丁零力量对比的变化，强龙难压地头蛇，不得已南迁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地区的丁零尤盛，拓拔无法立足，其主力南下匈奴故地的五原。一部分退居贝加尔湖地区的森林之中，接受了突厥文化，《唐书》称之为“木马突厥”。另一部分就是上面所说呼伦贝尔地区的阻卜，他们在柔然的影响下，接受了蒙古的文化，后世为成吉思汗所灭，遗人全部鬲合于蒙古。鞑靼是檀檀（柔然国人）和鲜卑拓拔的结合体，蒙古是狄历中之白狄。
　　狄历、鲜卑同出于蒙古高原。呼伦贝尔的鲜卑拓拔又与檀檀融合。蒙古与鞑靼在历史的进程中错综复杂，渊源深远。但谓蒙古族源于鞑靼，则非是。
　　有人说：“北迁的夏族是秦汉时代的匈奴”，“夏之属国豕韦北迁后称失韦、室韦”，“也是室韦自辽东半岛半迁的一支”，“辽、金、元、清四代，都应是室韦的后裔。”（节录《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三期，第12-15页《夏史初曙》座谈纪要中的谈话。）。
　　北迁夏族是秦汉匈奴一语，来源于《史记·匈奴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荤弱，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史记·匈奴传》的正文已有矛盾，若再参照《匈奴传》的注解，更难贯通。古今学者皆认为“荤粥”、“猃狁”是匈奴的先民先族，明虔的就解也说得很清楚。《匈奴传》正文又说，在唐虞以上荤粥、猃狁就住在北方。唐虞比夏后氏要早得多，而晚出的夏后氏怎能是唐虞时代的民族之祖呢？匈奴既然是夏族，又为什么不行夏礼用夏言呢？“夏政戎索”习俗可以“戎”化，语言又为什么改易呢？我们只能承认夏后氏子孙，有人向匈奴祖先部落方面移民。认为匈奴以夏为祖是欠妥的。
　　豕韦是夏之属国，属华夏之邦，有高度文化，国虽灭，华夏文化尚存，淳维、豕韦皆可北迁，夏代文化不能泯灭。古公父尚不忘后稷、公刘之业，豕韦又岂能逆转历史进程，以文明之族倒退为后进之部落。且失韦、室韦，是山名鲜卑之音变。豕韦为诸夏之姓，二者并无牵扯，两者岂能相混。
　　至于“辽、金、元、清都是室韦后裔”的说教，大有混淆不清之感。
　　辽为契丹之国，契丹出自宇文，宇文自称为炎帝之裔（见《周书·文帝纪》。）。
　　尽管《周书》虚夸托大，契丹为鲜卑民族则无误，并非诸夏豕韦之裔，更非室韦所出。且《唐书·北狄傅。室韦传》云：“室韦，契丹别种，东胡北边，丁零之苗裔也。”契丹在南，室韦在北。论祖源，契丹早于室韦；论地域，契丹与室韦南北相邻，同时并存，史书也相提并论。契丹之辽岂能是室韦之裔。
　　金与清皆女真族，女真是肃慎之裔。舜二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尧舜之世肃慎已见于史。非隋唐室韦之裔。室韦之中虽有女真部族习俗，但绝非诸夏豕韦之裔。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强大汗国，《唐收》虽有“蒙兀室韦”、“室韦蒙瓦”之文，只能是居住在斡难河《唐书》称望建河）畔的蒙古部族，并非蒙古之源。
　　蒙兀、蒙瓦在大室韦之西，大室韦在室韦本部的西北数千里，且地域隔绝，语言不通，方壮猷教授已明示“大室韦与室韦不是一个民族。”（见《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室韦考》。）
　　按照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要有共同的居住区域，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大室韦与室韦部落并不具备上述的基本条件。那么，本来不是一个民族，又怎能是祖孙相承的一脉相传呢。关于室韦与蒙古的关系和室韦的详细情况，后面有专文论述。这里只说明辽、金、元、清并非室韦之裔，以及诸夏豕韦与鲜卑之室韦并无瓜葛。
　　蒙古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祖国各兄弟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相差无几的。各族都是从蒙昧时期过渡到野蛮时代。所谓“野蛮”是与后世的文明相对而言，并非贬语。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到氏族社会的初期阶段，当原始人群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和人类的活动当中，形成了共同的语言，从大群分成小群的时候，为了区别不同的群体，就产生了群体标志的概念。用什么做标志呢？当时的人，只能在生产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事物中选择，在敬畏的物体中去寻找。黄帝时代的人感觉到云中孕育着风雷雨雪，冷暖祸福，由敬畏而崇拜，故黄帝族五个部族以云为名（尚有以兽为标志和虫、鸟为标志的黄帝部族）。火，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故神农氏以火为标志。狄族中之高车、突厥、蒙古皆以“狼”为标志。这些标志受人类的尊敬崇拜，就是今天所说的“图腾”和“图腾崇拜”。这些标志、图腾，人类的子孙们为了表示尊崇和怀念，随着时代的变迁演化出很多的动人神话，以示其族来历之不凡。有的人还把最显赫的皇帝、可汗、单于、天神、圣女等附丽其间，以示祖源之崇高神圣。
　　近来有些蒙古族同胞对本民族崇敬的狼图腾大为不满。他们认为，狼之为物，危害人群，其性凶残，不应用做部族标志，崇拜之图腾。
　　古今之狼不变，狼的习性亦无变化，惟狼所处的环境，则古今大异，狼与人的关系古今亦不一样，人对狼的看法，也就有古今之别。
　　太古时代生物繁茂，资源丰富，狼猎取的动物，遍地皆是，不需要侵犯有自卫能力的人。即使人类发展到狩猎经济阶段，狼也不侵犯受人保护的少量牲畜。
　　人类看到的狼却是机智、勇猛、护群、爱仔、不争食、不互斗，配合默契，围斗凶兽猛兽，轮番作战，各有分工，似有指挥者也。原始狩猎人群吸收了狼的优点，以狼为师，自然要产生对狼的尊敬崇拜，以狼为氏族标志和部落的图腾也就不奇怪了。后世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生态失掉了平衡，人类突飞猛进，进入了畜牧经济，饥饿的狼自然不会再选择家畜或野牲，也不会舍易而就难。从畜牧经济开始，狼就被人视为破坏畜牧业生产的灾星害兽了。尽管如此，人类对狼图腾的崇拜，依然如故，甚至更加神化和美化了。我们对狼图腾的崇拜，应有全面的认识。
　　尊狼拜祖是图腾崇拜。人自是人，人不是狼的后代，狼也不是人祖。
　　图腾是民族形成年代的标志之一。凡是富有图腾色彩的祖源传说，其民族形成的年代，必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契丹民族虽然晚出，但其源于鲜卑，尚有青牛白马的图腾迹象。室韦、失韦虽然称国，却无图腾痕迹，与形成于图腾崇拜时代的民族不能相提并论。
　　当人类的生产水平有了新的飞跃，更由于梦境的反映，人类萌生了祈求本氏族祖宗护佑的概念，在图腾崇拜的同时，又产生了祖宗崇拜。图腾是神物，祖宗则是人物。自从祖宗崇拜在人类思想中扎根以后，新的图腾就不再产生了。所以说，凡是富有图腾色彩的祖源故事，就证实这个民族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或更早。
　　祖宗崇拜虽然取代了图腾崇拜，图腾的形象却仍然存在于人类的思想深处，只是不再产生新的图腾罢了。在后世的润色中，差不多都把祖宗的形象和图腾揉合在一起了。例如《高车传》的单于幼女与狼结合，《突厥传》的突厥小儿与狼相配，《魏书·序纪》的拓拔力微与神女会，以及人化白鸿等把人与物揉合在一起了。
　　《蒙古秘史》的开篇第一章便说：“天命所生的苍色狼与惨白色鹿同渡腾吉思水来到斡难河源的不儿罕山前，产生了巴塔赤罕”。这是很明显的图腾崇拜，是两个以狼鹿为图腾的姻族。蒙古民族的图腾崇拜，就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的有力证据。《国语·周语》记载着：“穆天子西狩犬戎，获其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学家翦伯赞考证：“白狼白鹿是当时的氏族”（翦伯赞《中国史纲》，三联书店，1950年版。）。
　　《多桑蒙古史》第二章云：“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被他族灭”。
　　这个“他族”正是周穆王的劲旅。两书遥相呼应，证实此狼鹿氏族正是蒙古部落。
　　《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云：“蒙古民族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年代，即原始公社制度时代。”俄国学者俾丘林也说：“蒙古民族的起源约在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内蒙图书馆藏）。），“远在纪元前二千五百年，这个民族游牧于中国的北部沙漠。”这个地方在中国称做“北狄之地”（张穆著《蒙古游牧记·喀尔喀西部总叙》。）。
　　根据以上的资料足以证实蒙古民族是形成于图腾崇拜社会阶段的北狄之地，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土著民族。
　　蒙古的正音是“忙豁勒”、“蒙古勒”。此语做何解释？说法各异，终无正解。抛开以往许多曲解不谈，有两种说法颇可参考。“蒙”乃山名或河称，依此山傍此河之人群，谓之“蒙”氏族：“高勒”（即豁勒、古勒）是河或核心之义。
　　本文取其“核心”之解，蒙古勒就是以“蒙”部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魏书·序纪》写做“没歌部”，《魏书·秃发乌孤传》写做“没骨人”，《魏书·蠕蠕传》写做“木骨闾”，皆是以“蒙”为核心的部族联盟——蒙古勒（忙豁勒）。
　　另一种说法是，蒙古云者，天族之义。蒙古族史学家道润梯步说：“忙豁勒是由长生天演变而来”（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二页。）。《多桑蒙古史》云：“忙古，突厥语生长天”，“蒙哥，突厥语为生长”（见《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六章、第八章夹注。）。《太平寰宇记·突厥传》云：“始波罗亦呼为莫贺咄”。高楠顺《印度哲学宗教史》第二六六页：“始波罗为人格神”，同书第二七九页又译作“自在天”。莫贺咄为忙豁勒之音变，始波罗即莫贺咄。上面所说的突厥语也就是蒙古语。在历史上蒙古人承认与突厥民族为同族，如《多桑蒙古史》第七章突厥族之“康里人以为突厥与蒙古人为同种，必受善待”。同书第八章蒙古军使人告诉突厥族的钦察人说：“彼此皆突厥，何必助异族而害同类。”至于详细划分为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那是后来的事。在历史上突厥人与蒙古人的交往频繁亲如一家，何曾有过“舌人”译者。在远古时代蒙古与突厥并非异类，乃是同族分支。
　　蒙古民族的远祖狄历与丁零，确为“天族”。狄历、丁零、古音颠连（见《双溪醉隐集》丁零诗注。）。匈奴语颠连为天。祁连山即颠连之音变，是谓“天山”。匈奴刘勃勃改姓赫连，解之曰“徽赫与天连”，是谓“天”也。匈奴语与蒙古语的关系，后面有专文论述，这里先指出蒙古之称为“天族”之义。再证以成吉思汗口中的“长生天”，蒙古之为天族是有其一定根据的。笔者以为“二者兼收”可矣。前者有蒙山、蒙河之存在，以及《隋书·铁勒传》有“独洛河北”、“蒙陈”（“蒙陈”的“陈”字为衍文，独洛河北有“蒙山”和“蒙河”。）部落可证。以蒙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的见解应当承认。至于“天族”也符合蒙古民族的风情信仰，尤其在蒙古学者的笔下，处处有所表现。《蒙古源流》、《大黄册》、《白史》、《青史》等都发挥了“蒙古是为天族和以蒙为核心”的内在含义。
　　如“我这如琼珍之必塔国经辛惫至以致建立总中心而号称至高无上的库克蒙古勒，此后曰库克乌鲁苏蒙古勒。”（见《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古版，第144页。）《恒河之流》说：“蒙古勒之意为：征服了各种语言的人为‘蒙’，占据中央而统帅一切为‘古勒’”（见乔吉校注：《恒河之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蒙文版，第51页。）。“中心”是“蒙古勒”第二音节“古勒”（即高勒）。“库克”是“青天”的“青”字，表示“天”的颜色，象征“天”的存在。全语的汉译是“以蒙部族为总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天国蒙古”。以往对“库克突厥”、“库克蒙古勒”，汉译为“青突厥”、“青蒙古”。但突厥尚赤，蒙古尚白，所谓“青突厥”、“青蒙古”者，乃“天族突厥”和“天族蒙古”。“库克乌鲁苏蒙古勒”则是“天国蒙古”或“蒙古天国”。所谓“必塔”，即“北狄”音转。《黑鞑事略》云：“沙漠之北有蒙古山”，《青史演义》也说：“在居住古代蒙部落之河的蒙国中央举行了会盟，此后我们这个国家便成了被尊崇之极的库克蒙古勒”（见尹湛纳希《青史演义》蒙文新版，第1251页。）。“蒙河”的流入斡难河的穆丽哈河。
　　蒙山、蒙河都在沙漠以北，正是蒙古人土生土长的祖籍“北狄之地”，是蒙古民族起源发迹之区。
　　以山河之名命其部族者，北方民族有之。如沿黑龙江东徙依乌桓水（即黑龙江）以居的称乌桓，傍鲜卑山游牧的称鲜卑。蒙河之族称蒙部落，完全符合历史现状。
　　“蒙古”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公元之初（《晋书·乞伏国仁传》和《十六国春秋。西秦录》两书略异。《西秦录》称“纥干为佑邻五世祖”，《国仁传》为“佑邻五世孙”，共十代。）。乞伏国仁十世祖乞伏纥干称为“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晋书》解释“托铎”为“非神非人”。“托铎”乃蒙古语“索多”的异书，超圣非凡之义：“莫何”即《突厥史》中之莫贺咄，《北狄传》中之“莫弗何”乃“忙豁勒”之音变，永恒长生之义。全译是：“永恒长生超圣非凡之乞伏可汗。”俄国学者俾丘林提到之“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已经出现了蒙古民族”
　　一语，与公元初“蒙古”一词的使用，并不矛盾。公元前二十世纪的蒙古民族，尚未用“蒙古”为部族名。《魏书·高车传》云：“初号狄历”，当时是以“狄历”称之。古史谓“尧北教乎八狄”。唐虞以前的“狄”就是蒙古民族的古称，或是蒙古民族为“狄”之一种。史学家只说蒙古民族存在于公元前二千五百年的时代，未明示其称谓是什么。公元以后，北方各族多以“蒙古”为尊号，冠于官衔之上。三世纪虽然已出现“没歌部”、“没骨人”、“木骨闾”等以“蒙古”为名号的部族，但六世纪兴起的突厥汗国，仍以“莫贺咄”为尊号，北方各族仍以“莫何”、“莫弗何”、“莫贺咄”为部族首领的尊称。“蒙古”一词既然为“天”字，与汉文的“帝”与“皇”则为同义词了。
　　公元以后，漠北之族，大量南下阴山一带，其中包括蒙古人，居于拓拔之北。
　　拓拔什翼犍战败，率国人避居阴山之北，高车尽叛。这些高车人虽不能断定都是南迁的蒙古人，至少也包括大量的蒙古人在内，其迁来时代，当在“没歌部”出现之前。阴山，在萨满赞词中称之为“母纳山”，急读曰“蒙”，是蒙古人的第二故乡。阴山因蒙部落的迁入而得“母纳”之名。布利亚特学者班兹罗夫《黑祭祀》中的“蒙山”，就是“母纳山”，即古之阴山，今之大青山。“忙豁勒”的正确解释是“以蒙部为总中心的永恒天族”。
　　至于“忙古”是突厥语，“颠连”是匈奴语，两者语言并为蒙古人使用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匈奴、突厥、鲜卑、蒙古同源于蒙古高原的一个语系，后来分布四方，各奔前程，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不同的环境里受到了不同的影响，在语言文化上相互吸收、掘弃、融合。随着年代的消逝，语言、习俗、生产、生活都有了变化，逐渐形成了略异于古语的各自的语言了。匈奴早灭，语言所遗不多。
　　突厥、蒙古并存共长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语族，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始时代形成的共同语言，紧密地联系着两族人民，有些语言既是突厥语也蒙古语，有时也相当于匈奴的遗语。俄国史学家俾丘林说：“从蒙古人与通古斯人和突厥人在语言的习惯和文法形式上的一些相似处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三个民族来自一个根源。他们在大约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就分为三支。”“蒙古语言在文法上与突厥语言相似，许多字根亦互同。”（见《11-13世纪蒙古史研究概况》。）由此可知，蒙古人使用匈奴语和突厥语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蒙古、突厥，分属于白狄、赤狄的狄历一系，与匈奴、鲜卑共为来自蒙古高原的三大系。这三大支系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按照形成、发展、繁衍、分裂、融合、变化，再发展、再繁衍、再分裂、再融合、再变化的社会发展规律，螺旋式地向前迈进和向上发展。一些民族壮大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一些民族吸收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精神文明，用这丰富多采的灿烂文化和强大的力量，招来一些民族的依附，不断地产生新的影响，吸收新的营养，多次的融合和被融合，形成了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伟大中华民族。蒙古高原三大支系的匈奴、鲜卑在历史上放尽了光彩，发挥完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偃旗息鼓，融合到兄弟民族的行列之中去了。只剩下狄历一系的突厥与蒙古两大支系，在继续发挥着她的热和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争芳吐艳。
　　匈奴和鲜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有卓越的贡献，都创造了历史奇迹，都善于开拓疆土，开发资源，寻找牧场，远征荒原。发迹于阴山山脉的匈奴，足迹遍欧亚，引进了西域文明和欧洲文化，先与夏民融合，后投入汉庭的怀抱，制造了边界的长期宁静。鲜卑拓拔部，开发了西伯利亚，统治了中原的北方，主动放弃了本民族的特征，接受了汉文化的洗礼，自觉地融于汉族文明。白狄柔然汗国，在战略上牵制了元魏无力南征，制造了南北朝和柔然三足鼎立的局面。柔然国的后期，拼命吸收汉族文化，采用汉语年号和官制。隋朝的普六茹杨氏、唐朝的大野李氏都赖突厥以兴，借突厥之力统一了全国。元魏以降中原王朝的精兵猛将多来自北狄之族，如阿史那、契、仆骨……等。至于隋唐皇室，其族何属，尚无定论，然其自称汉臣之裔，史家又何必多所考究，其为民族融合之裔，自难讳言。
　　凡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各族人民，首先要接受汉文化的洗礼，在历史上则标榜本民族是炎黄之裔，以示夸耀！此风此俗，除金、元之外，各代皆然。如匈奴祖夏后氏、元魏祖黄帝、慕容氏祖轩辕、辽祖神农。其民族姓氏亦牵强附会地用汉字美化。如赫连本为匈奴语“天”字，却用“徽赫与天连”解之，铁伐车为拓拔或秃发本音，却解为“鲜精铁足堪伐人”。匈奴贵族呼衍氏即鲜卑之呼延氏，此氏族流入中原至今不绝。屠各氏亦即鲜卑独孤氏。匈奴须卜氏乃鲜卑拓拔辽金阻之卜。“北匈奴西走，遗民数十万落，诣辽杂处，自称鲜卑而服属之。”（见《汉书·匈奴传》。）这数十万落遗民，本来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又有鄂尔浑河畔的匈奴拔也稽部落的遥相呼应，本可独立经营，何以不战自溃改变氏族呢？这是一支从东胡收降的鲜卑部落，匈奴盛时自称匈奴，为匈奴服役，匈奴破败，岂能不思乡念祖而“诣辽”称鲜卑呢？
　　鲜卑的个别高门，跻身匈奴贵族，这就是呼衍、须卜之流。
　　鲜卑慕容氏，自释其姓为“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慕容先人无此姓氏，曾祖莫护跋率部入居辽西，祖木延位至左贤王，父涉归拜为单于迁辽东。二子以河为名曰吐谷浑（吐护真水，今之老哈河），曰奕洛（古袅娜个水，又名饶乐水，今之西拉木仑）。
　　奕洛取河为姓，蒙古语“木仑”为江河之江，美书为慕容。
　　从大兴安岭北上西伯利亚与丁零错居的一个群体，自称拓拔氏。拓拔氏在洛阳奠都以后，美化其姓曰“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拔，故姓拓拔。”
　　（见《魏书·序纪》。）匈奴须卜氏即鲜卑拓拔氏，卜读拔音。须卜、阻卜、都波、秃巴思、秃马敦、秃麻、吐麻、图瓦等历代之姓，莫非皆以黄帝的土德王为纲吗？北族之倾慕汉族文化竟至如此地步。
　　蒙古与鲜卑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尤其是鲜卑拓拔部长期与蒙古先族杂居共处，故有蒙古民族源于鲜卑之说。此说殆受《唐书·室韦传》之影响。书云：“契丹之类也”，“契丹别种”等云。契丹源于宇文。宇文、拓拔皆索发。人以为蒙古之源非拓拔即契丹，然无证无据，只凭推断，势难成立。拓拔北据幽都之北，广漠之野，与丁零同壤历两千余年，终未化丁零为鲜卑，反被丁零排挤南徙。
　　拓拔之裔阻卜（塔塔儿）与突厥、蒙古为世仇。突厥文阙特勤碑文有“三十姓塔塔儿吾之仇敌也”。杀害蒙古可汗俺巴孩，毒死蒙古领袖也速该，终被成吉思汗所灭，是仇而非亲。蒙古与契彤为邻，《契丹国志》云：“北有蒙古里国，不与契丹战争”，和睦相处，非仇非亲，皆非蒙古族族源。
　　《蒙古源流》中之“诸葛那颜”乃隐讽清朝皇帝。“诸葛”乃蒙古语“东方”。
　　满洲在蒙古之东，清朝的政策真正削弱了蒙古的实力。对蒙古，以“满蒙同源”
　　怀柔与镇压相结合。对汉族，以“刘备转世”大施关羽的伎俩，欺世骗人。满洲是女真部落，女真是之裔，远古之肃慎也。有谓蒙古民族源于者，非是。
　　《唐书·室韦传》、《隋书·室韦传》虽有“其语言也”，“与同俗”，所指乃室韦本部。西北数千里外之大室韦、蒙兀室韦则非。文中有“丁零之苗裔”，是丁零，非。
　　原始群落在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应有的条件和环境进入了氏族社会，又经过很长的时间，具备了前面所说的形成民族的若干要素后，才逐渐地形成了民族。
　　当社会进入高级阶段，各民族除了繁衍分支外，就不会形成新的民族体了。凡是把“蒙兀室韦”当做蒙古族族源者，就是明示蒙古民族是八、九世纪形成的新兴民族，这种设想是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的。
　　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蒙古民族形成于蒙古高原，成长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森林和草原上。世世代代活动于贝加尔湖周围，阴山山脉以北，大兴安岭以东，阿尔泰山以西。成吉思汗雄跨欧亚是北方晚盛的强族。
　　黄帝斩尤灭苗黎代神农而有天下，北逐獯鬻。虞舜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搜、氐、羌等是民族融合，诸夏称雄之始。“流共工于幽陵，北燮北狄”，这是狄夏相交之章。
　　由传说时代的五帝以迄于今日，诸狄之族在祖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海之滨到黄河流域，有过翻天覆地的活动。中原建国的赤狄、白狄、长狄，起于阴山的匈奴，蒙古人创建的柔然汗国，以及高车王国、突厥汗国、回纥、契、薛延陀、黠戛斯等诸狄之邦，都为祖国描绘了美好的河山。单于、可汗诸狄之族，开拓疆土，勾通中外，交流文化，融合民族，发挥了促进和制约的积极作用。匈奴单于呼韩邪促成匈汉团结，元魏孝文帝主动接受汉族文明，促成鲜卑汉化，唐朝政治深入北疆，皆赖铁勒各族之助；汉匈联姻，隋唐下嫁，乃继承周王与狄后的故事，黠戛斯可汗自称李陵之后与唐联宗，皆民族团结之佳话。
　　炎黄儿女诸狄子孙共同缔造了巍峨的中华。蒙古民族亦有功蔫！我们对各民族的列祖列宗，都表示敬意，不能因当时的特殊环境和特定的历史阶段恶意地中伤个别人物。历史上形成的蔑称贬语，自不必强行纠正，但对少数民族要自觉地尊重，切勿因片语只字有伤民族感情。戏剧和电影勿再出现谩骂的台词与侮蔑的表情。
　　概论之末，聊寄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