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一直断断续续地提到公孙瓒，其实他是东汉末年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在这里把他彻彻底底地讲一下吧。

　　公孙瓒是幽州辽西人，早年当过郡府的秘书，因为人长得帅（哎，帅哥美女从来就吃香），加上嗓门大（我认为可能是指歌唱的不错，当然，古人的审美观和现在很不同，不过有很多古书提到嗓门大是美男子的标准之一）、记性好，被侯太守看中，把女儿嫁给了他。后来他到涿郡涿县大经学家马融的高徒卢植家中补习文化，在这里结识了同来读书、后来威震天下的昭烈皇帝刘备（时间应该在熹平四年——熹平四年，卢植托病，辞官回家，这一年刘备15岁，学费是他远房老叔给的）。应该说，这时的公孙瓒年纪也不大（应该还没有现在的我大），但已经是一个很有表现的人了，不然，以刘备这样城府极深的人（虽然当时只是国中的年纪）是不会“兄事之”的。不久，朝廷复征卢植九江太守，公孙瓒便告别老师和同学回到了家乡。返回故里后，公孙瓒继续在郡衙里当差，不过上司不是老丈人了，而是一个姓刘的太守（公孙瓒一生不断地和姓刘的人打交道，呵呵）。刘太守当了不多会儿就犯了事，流放日南（在现在的越南中部，当时可是咱中国人的地盘），公孙瓒二话不说，也更着去日南。这种行为在当时是深受士人敬佩的大侠作风，于是公孙瓒威望大涨！

　　不过公孙瓒并没有真的到了日南（哎，这就是历史，一点也变不得），半路上，刘太守得赦，公孙瓒回到了辽西。这时，公孙瓒的官运来了，或许是上次的大侠行为极受重视，再次归家的公孙瓒被举为孝廉，入京作“郎”。“郎”在有汉一代非同小可，让我在这里普及一下这个政治史知识吧（个人认为很有必要，虽然大家又可能会觉得烦，那就跳过吧）——郎是光禄勋（即秦朝的郎中令）的署官，有议郎（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四等。其中郎中照例是由郡国推荐的孝廉担任的（这是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的提议，结果被沿用了下来——汉书里刘彻和董仲舒的君臣对实在让人汗颜），那么，公孙瓒的“郎”应该就是郎中。

　　郎官虽然俸禄不高，可在两汉，他们常常有外放长吏的机会，受到时人的高度重视——还要区分的是尚书侍郎（也就是“尚书郎”，东汉仅四百石，可权力颇大），他们隶属于少府，是京文官（上面说的“郎”是京武官），同样也有很多外放机会。——果然，不久公孙瓒就外放辽东属国长史（相当于主管军事的副省长，还可以进一步说，就是常务副省长，省里的二把手——当时没有省委书记，呵呵）。在任职期间，公孙瓒有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就是，曾经在城寨外，以数十骑遭遇数百鲜卑骑，结果突围成功，自己损失一半人马，还亲手用特制的两头矛杀伤数十人——小弟以为，这个战绩当然不错，但决不能因此就说公孙瓒是骑兵名将了（差远了……）……据说鲜卑人因此就“不敢复入寨”，这个可能是真的，但还是不能就此说公孙瓒多么多么强！……毕竟，三国时候强人太多了……

　　不久，公孙瓒迁为涿令（我认为这是平级调动，涿县是幽州第一富郡涿郡的首县，而辽东属国不过是末流的郡国，而且是做一把手，从俸禄上看也一样），想必在涿郡，公孙瓒和他的好兄弟刘备有过“亲密接触”吧，刘备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刘备真的不容易）会获得中山大马商张世平、苏双的“赏识”，恐怕不是因为“见而异之”吧……刘备在公孙瓒的手下做事的同时，发展起了自己的武装，钱是商人给的，但商人给他钱买的公孙瓒的面子，而公孙瓒自然为刘备的募兵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认为，刘备的兵就是自己的兵）……这时，公孙瓒还不到而立之年，而刘备不过是个二十左右岁的青年（老刘那个时候年纪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其实比我还小，哎，居然已经有这么大的作为了，手里还有关、张那么替自己卖命的弟兄……哎……）

　　白马将军公孙瓒（二）

　　公孙瓒在做辽东属国长史之后到刘虞再次担任幽州一把手之前，后汉书和三国志对公孙瓒的年谱有很大的出入，现在我来简单说一下：

　　三国志上说，公孙瓒在担任辽东属国长吏后不久就转为涿令，在光和（中平的前一个年号）年间带三千乌丸兵西援凉州时遇到叛乱，乌丸叛军和叛军张纯勾结，公孙瓒与他们作战有胜有负五、六年，到了中平年间刘虞的再次上任才把问题叛乱解决。

　　后汉书上并没有说公孙瓒转为涿令的事，把张纯造反说在了中平四年六月。我认为这一点比三国志更可信。——实际上，在史实的问题上，如果三国志和后汉书相异，我一般取三国志的，因为个人认为三国志比后汉书好很多（当然，也有三国志成书早于后汉书的缘故，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后汉书的确不如三国志，无论是从治史的严谨上讲，还是从文笔上讲），不过，后汉书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前后一致（至少和三国志比），相对于陈寿的“前言不搭后语”好多了，基本上，后汉书里不同的地方提到相同事件、人物一般是很一致的，也就是说范晔虽然临死尚未完书，但对于完成部分的校对工作仍然做的十分出色——所以，有时，踫到两书互异之处，虽然知道范书错误的可能性更大些，可看在他认真的面子上还是抛弃不认真的老陈……就好像此次……但愿范晔不是在瞎认真。

　　不过我保留公孙瓒做涿令的事，因为这很可能是真的。好了，以下是我的推断（主要依靠后汉书，部分参考三国志）：

　　光和七年（也就是中平元年，实际上改元中平是这一年腊月的事，那时黄巾军的主力已经被皇甫嵩和朱儁消灭，改元可能就是为了庆祝此次胜利吧）十一月北宫伯玉（是胡人）带领边章、韩遂在西凉造反。到了中平二年三月，北宫伯玉（这个因为是胡人，所以应该是音译，不过音译得很雅……李斯特可以亲密地称为李先生，可一般的称呼也用李先生的话就未免……）的以羌族（先零羌）为主的叛军已经打到了关中，朝廷派名将皇甫嵩平乱，结果未能奏效，七月，兵败的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被撤职，八月，新的车骑将军张温上任，入三辅讨伐北宫伯玉。张温可能认为羌兵的战斗力较强，光靠汉族军队很难取胜，于是想到了“以夷制夷”的办法，调动不少其它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投降部队入关，幽州的三千乌丸骑兵即在调征之列，负责这次输送的就是时任涿令的公孙瓒（顺便说一句，张温这个人还是颇有眼光的，在西行之前，他还招募了不少幕僚，其中就有当时在朱儁手下任职、后来大名鼎鼎的孙坚）。可是部队刚到蓟中，这些辽西乌丸人就在丘力居的带领下造反了（路程才刚刚开始不是）——三国志上说丘力局是受前中山相渔阳人张纯（应该也是幽州的土豪了）的煽动，这可能是真的，可三国志说张纯也同时造反，那可能就有些问题了，因为据后汉书，张纯、张举的造反是在中平四年，当然，如果要一味地迁就三国志，那可能是这样，当时，张纯的确在煽动丘力居后就造反了，但叛军势力暂时还不大，到了中平四年，张纯说动同郡前泰山太守张举一同造反，于是才贼势浩大——所以，公孙瓒的关中之旅并未成行，转而和叛军展开大战。

　　据三国志的记载，公孙瓒和叛军交战近两年战果颇微，相反，随着渔阳又一豪族张举（是比张纯势力更大的家伙）的加盟，叛军日益壮大，中平四年六月，张举称天子、张纯称王，伙同乌丸丘力局、峭王等十多万汉胡兵马为寇幽、冀、青、徐四州，护乌丸校尉（校尉在当时可都是比二千石的大官，别信三9里面对校尉的“诬蔑”，不过要注意“校尉长”，他们是二百石的小官）、右北平太守、辽东太守皆战死。公孙瓒的亲信刘备据说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还有很不光彩的镜头……不过很奇怪，虽然胡人）带领边章、韩遂在西凉造反。到了中平二年三月，北宫伯玉（这个因为是胡人，所以应该是音译，不过音译得很雅……李斯特可以亲密地称为李先生，可一般的称呼也用李先生的话就未免……）的以羌族（先零羌）为主的叛军已经打到了关中，朝廷派名将皇甫嵩平乱，结果未能奏效，七月，兵败的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被撤职，八月，新的车骑将军张温上任，入三辅讨伐北宫伯玉。张温可能认为羌兵的战斗力较强，光靠汉族军队很难取胜，于是想到了“以夷制夷”的办法，调动不少其它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投降部队入关，幽州的三千乌丸骑兵即在调征之列，负责这次输送的就是时任涿令的公孙瓒（顺便说一句，张温这个人还是颇有眼光的，在西行之前，他还招募了不少幕僚，其中就有当时在朱儁手下任职、后来大名鼎鼎的孙坚）。可是部队刚到蓟中，这些辽西乌丸人就在丘力居的带领下造反了（路程才刚刚开始不是）——三国志上说丘力局是受前中山相渔阳人张纯（应该也是幽州的土豪了）的煽动，这可能是真的，可三国志说张纯也同时造反，那可能就有些问题了，因为据后汉书，张纯、张举的造反是在中平四年，当然，如果要一味地迁就三国志，那可能是这样，当时，张纯的确在煽动丘力居后就造反了，但叛军势力暂时还不大，到了中平四年，张纯说动同郡前泰山太守张举一同造反，于是才贼势浩大——所以，公孙瓒的关中之旅并未成行，转而和叛军展开大战。

　　据三国志的记载，公孙瓒和叛军交战近两年战果颇微，相反，随着渔阳又一豪族张举（是比张纯势力更大的家伙）的加盟，叛军日益壮大，中平四年六月，张举称天子、张纯称王，伙同乌丸丘力局、峭王等十多万汉胡兵马为寇幽、冀、青、徐四州，护乌丸校尉（校尉在当时可都是比二千石的大官，别信三9里面对校尉的“诬蔑”，不过要注意“校尉长”，他们是二百石的小官）、右北平太守、辽东太守皆战死。公孙瓒的亲信刘备据说也参加了这场战斗，而且还有很不光彩的镜头……不过很奇怪，

　　白马将军公孙瓒（三）

　　中平五年九月，骑都尉公孙瓒在中郎将孟益的率领下为了报复叛军的又一次南侵，北上乌丸的塞内重镇石门，同叛军展开了殊死大战。两个月后由于公孙瓒骑兵部队（“骑都尉”顾名思义，就是掌管骑兵的都尉）的出色表现，政府军取得了石门大捷。不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当公孙瓒他们想要返回辽西腹地时遇到了乌丸族人的包围，经过长时间的殊死战斗（后汉书作“二百余日”，但肯定没那么长，“二”可能是衍文），到了第二年（中平六年）的初春，公孙瓒终于突围成功。虽然公孙瓒的远征部队损失过半，可毕竟摧毁了叛军主力（至少是汉族主力），所以公孙瓒的这场北伐也不算失败，东汉政府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加封他为中郎将（后汉书为降虏校尉）、都亭侯，兼领辽西属国长吏。

　　就在孟益、公孙瓒武力讨伐叛军的同时，朝廷也在谋求和平解决幽州问题的办法，于是派出素有“德义”、“恩信”之称、时任宗正之职的刘虞在关键时刻出任幽州牧，由他负责用政治手段解决冲突。

　　刘虞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担任过光禄勋，父亲担任过丹阳太守，都是高官，据说他们家还是东海恭王刘强（刘秀的长子，做过太子）的后人，那么也算是皇族了（比大耳“名正言顺”多了）。

　　刘虞早年便被举为孝廉（郡太守、王国相拉拢当地豪族最常见的手段，孝廉通常也是刘虞抵达誉坛的正规敲门砖），后来担任幽州刺史，和北戎（乌丸、鲜卑等族）打过交道，外交、政治手段颇为高明（这次三9把他的政治力设得颇高也是挺真实的），把幽州最棘手的民族矛盾处理得很好。中平元年（实际上把中平元年称为光和七年更为合理），张角的黄巾军造反，冀州的安平、甘陵两地最先响应，刘虞在危难时刻被授为甘陵相（甘陵就是清河——呵呵，西门庆的老家），安抚当地百姓，肃清黄巾余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州刺史和太守是同一级别的官，俸禄都是两千石——小弟一直不厌其烦地说这说那，并不是想卖弄才学{我也没什么才，没什么学}，只是想纠正很多大众的误解，仅此而已，如果有碍尊目，就跳过吧），小有政绩，被升为宗正。

　　中平年间，幽州的胡汉同乱问题一直由公孙瓒等武将通过军事手段处理，虽然略成战果，但总体上形势不佳，所以政府开始考虑用政治解决的方法，他们想到了曾经在幽州有过丰富外交经验的宗正刘虞。中平五年，政府为了加强州地方官的职权，设置了州牧这个官，这一年的第四季度，刘虞外放幽州成了最早的州牧之一——幽州牧（以我现在的所识，在这里为大家来区分一下州刺史和州牧的区别——仅限于灵帝晚年至曹操开府——也是一家之言：1，先是官秩，刺史是两千石{或者叫“真两千石”——太守也是两千石}，牧是中两千石，比两千石高一级{比两千石低一级的叫“比两千石”}；2，州中有刺史就没有州牧，反之亦然，州刺史在本州岛晋升为州牧是很常见的；3，刺史是州的常设官，但州牧不是，所以不一定每个州刺史都能晋升为州牧；4，通常在用兵频繁的地区设置州牧，这样来看，州牧是握有比州刺史更强的军事权。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州牧的职权比州刺史强化了，但太守的职权并没有弱化，太守的地位

　　仍然和州牧差不多——和州刺史比几乎完全相同，和州牧比大致相同——我一直认为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刘虞抵达幽州后，应该正逢公孙瓒大破叛军，他借着军事胜利向叛军提出和平条件，也就是，只要乌丸交出汉人张纯，和平就能到来。丘力居在权衡利弊后答应了和平条件，张纯于是改投鲜卑，途中被家客杀死。多年的幽州战乱暂告段落，刘虞加封太尉。

　　这一温和做法引起了很多幽州武将的不满，其代表人物就是本文中的主角公孙瓒。据说，公孙瓒还企图破坏刘虞的这次和平谈判，但未能得逞，我认为，三国志上的这个记载是有可能的，但陈寿认为这是公孙瓒出于妒忌，我认为不妥。公孙瓒的这种举动的目的的确是破坏和谈，可他的立足点是“埽灭乌桓”。公孙瓒的家乡辽西是乌丸南袭的必由之路，东汉末年国力匮乏，北戎常常南侵，抢夺汉族人民的财物、牲口、壮丁（用作奴隶）、妇女，公孙瓒对于家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一定很有感触，对乌丸等少数民族的强烈的民族仇恨是东海人刘虞无法体会的。所以，刘虞对少数民族的温和做法使公孙瓒大为不满，随着刘虞和平事务的逐步兑现，辽西诸屯被罢，公孙瓒迫不得已离开家乡，内迁至右北平屯兵，凡此种种使刘虞、公孙瓒之间的矛盾步步加深，到后来终于发展到水火不容……

　　白马将军公孙瓒（四）

　　中平六年四月丙辰，三十四岁正当年的灵帝因为酒色过度病亡，这不过是刘虞加封新任太尉后几天的事情。不久，董卓入京，为了安抚关东军阀，董卓给他们普遍都加了官，刘虞和公孙瓒也不例外，他加封刘虞为大司马（自己做了太尉——其实，大司马和太尉在有汉一直是同官异名，老董也算是创新了）、襄贲侯（三国志上说这个灵帝在世时封的），公孙瓒为奋武将军、蓟侯（这两项称号根据后汉书，是两年后公孙瓒大破青徐黄巾后董卓政府加封的——关于公孙瓒和刘虞，我所依据的两部史书，即三国志和后汉书，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小有出入……苦笑ing……不过由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时曹操也自封为“行奋武将军”——即代理奋武将军——来看，后汉书在这里的记载可能更准确些）。

　　第二年，即初平元年，关东诸侯组建反董卓联盟，刘虞和公孙瓒也参加了这一联盟——虽然都没有直接派兵——但结果证明，加入同一阵营后，两人的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了……

　　袁绍做盟主后第三个月，也就是初平元年三月，戊午，他叔父——太傅袁隗被董卓理所当然地处决了。不过，董卓并没有把比三公还高的这么个显赫的空缺封给身边的凉州将军或者干脆留给自己，而是把它给了刘虞（的确，当我们用自己的眼睛重新审视董卓时，会发现他决非世人所熟知的恶棍代表，实际上，如果东方诸侯能够克制一下自己的不满——或者说是妒忌——情绪，董卓的政府会毫无疑问地远远胜过灵帝政府：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当后人从后向前回顾时，会不可避免地发出种种感慨，如果当事人能够有后人一半的心态看问题，那么，人类社会螺旋前进的图样无疑会被拉直许多……呵呵，这又是小弟在发牢骚了……原本应该是不折不扣的正统历史题材却成了连自己也怎么看怎么像小说的东西，真希望同为日功常客的红茶魔术师也能够看到我的拙文，他或许能把我这么些不伦不类的杂碎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一个同为敌对分子的政客，于是关东军团的名义领袖正式诞生了：本来，关东军阀

　　的名义官位都大致相同，牧、守、刺史、相，加上袁术的后将军，基本上相当于九卿，后来袁绍自封车骑将军（奇怪，为什么不是自封大将军？反正是自封的……），也不过是三公的档次，而刘虞则是太傅，上公品秩。鉴于刘虞广泛的人缘（当然公孙瓒是例外）、优异的政治表现，加上得天独厚的皇室血缘，关东诸侯出于种种考虑，决定立他为帝——皇帝本身是凡人，但在中华帝国时代他无疑是精神领袖和正义的化身、上帝的代言人，谁拥有皇帝谁就拥有正义，尤其是正统的皇帝（所以称帝除了个人欲望的需要外，也是客观政治所决定的），关东诸侯现在和董卓相比，在政治上的差别也的确就只差一个皇帝了。因此，几乎是循着惯性，在造反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平二年，关东群雄力劝刘虞称帝，被刘虞很坚决地拒绝了。刘虞的决定表面上当然是出于道义，不过后人往往会认为刘虞的拒绝是他本人对于自身安危的考虑，倘若刘虞果真如此，那么他实在是失策了，因为当他得知他的医学意义上的生命将于两年后终止，他应该会更慎重地做出决定……当然，关于刘虞是否真的是这样，我仅仅是毫无根据地猜测，事实更能证明表面上的理由是当时刘虞的真我体现，因为刘虞辞请后不久就命令副官田畴、鲜于银到长安迎接献帝东归（当时洛阳已在义军统帅之一袁术的大将孙坚统治之下）。献帝闻讯很高兴，派刘虞的儿子刘和（当时在朝中任职侍中——董卓这个人，至少对关东军阀来说绝对不是暴君，事实上赋予关东军阀正式权力的正是董卓！）联络刘虞，叫刘虞派兵迎驾。刘和在途中被袁术很有礼貌地扣留了下来，袁术让刘虞同自己一起迎接圣驾。公孙瓒作为刘虞的高级属官（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力劝刘虞不要上袁术的当，因为他认为袁术自己是有野心的（不过，公孙瓒是否真的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呢？即使是从我们来看，初平年间的袁术至少在史料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忠君爱国名人，虽然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公孙瓒的“远见”是“高明”的），但刘虞当然不会参考公孙瓒的意见，仍然派了数千骑兵部队给了袁术军中的刘和。公孙瓒一方面怕袁术报复（可见当时二袁是如何嚣张了），派堂弟公孙越领一千骑兵在袁术手下当差（实际上有变相人质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教训一下不听自己柬言

　　白马将军公孙瓒（五）

　　初平二年冬天，为了报复袁绍的杀弟之仇，公孙瓒向冀州人民发布了讨袁檄文。“绍惧”，任命公孙瓒的堂弟公孙范担任渤海太守，“欲以相结”（三国志为“欲以结援”），结果，公孙范还是抵挡不了亲情的诱惑，临阵投靠了堂兄公孙瓒。袁绍是sb么？大敌当前，居然还任用敌军统帅的堂弟镇守冀州的东面门户渤海！？当然不是，这是袁绍的“驱虎吞狼”之计（比荀彧的还早三年）。

　　那一年，青徐黄巾三十余万由东向西想要和以冀西为根据地的黑山军会师，正当公孙瓒向袁绍兴师动众时，他们抵达了上任才三、四个月的冀州牧袁绍的故治——渤海。袁绍于是顺水推舟，把原来的渤海太守印丢给了公孙范，实际上是在卖乖——对于公孙范是否会背叛自己，他根本不关心，他只要让公孙范做一件事，就是解决已入渤海境内的农民起义军，单从这个结果上讲，他成功了。

　　南下的公孙瓒和新任渤海太守，同时也是他堂弟的公孙范似乎没有经过什么严格的协商便马上合并了，但和袁绍所预计的一样，公孙兄弟合流后并没有把矛头立刻指向身背血债的袁绍，而是对准了农民起义军，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很有把握的推测，不过，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来分析，那么可能是，阶级闲的矛盾要远大于阶级内的矛盾，也就是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仇恨是天生的，那种后天结下的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再怎么大，哪怕是像公孙瓒和袁绍那样，既融合着个人野心的激烈冲突又夹杂着血情深仇的不共戴天的矛盾也是不能与此相较的（当然，作者对此并不表示赞同，“攘外必先安内”的例子的确不少，可也不多）。总之，公孙瓒讨袁的时刻表延后了，不过，如果考虑到袁绍的“诡计”，实际上时刻表可能提前了也说不定。

　　袁绍事后可能会悲伤地对手下说，“吾能料其始，而不能料其终”，因为公孙瓒和黄巾军的交战结果是，白马将军非但大胜，而且还“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见《后汉书?公孙瓒传》）、“兵益盛”（见《三国志?公孙瓒传》）。

　　在后汉书里有这场战斗详细的纪录。公孙瓒带两万步骑，在渤海西南部的小城东光的南郊往东南方向进军，迎击行军西北的三十万青徐黄巾。这场东光之役，公孙瓒不可思议得完胜，斩首三万余（平均每个幽州军人要砍超过1.5个的脑袋，而且敌人的总数在己方的十倍以上！）。随后，残破的黄巾军（实际上他们兵力还是有公孙瓒的数倍）南逃渡河（这已经逃得很远了），公孙瓒的部队并没有放弃追击，而是跟踪在他们后面，等到起义军刚渡一半时，根据“半济而击”的古代实战原则，公孙瓒再次大败起义军，被杀的农民英雄有数万，以至于黄河为之色变。

　　因为这里是谈论纯历史的，所以不得不做些史料上的辨析。我上面的东西是基本上根据《三国志》写的，而读过《后汉书?公孙瓒》的朋友一定会大骂我瞎说，的确，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对于公孙瓒初平二年冬天的活动，两本重要的史料有着很大的不同。根据三国志，公孙瓒在做出讨伐袁绍的姿态后，袁绍将渤海太守的印绶交给公孙范，以示讨好，然后，公孙兄弟合流击溃入冀的青徐黄巾。而根据后汉书，是公孙瓒先在渤海击溃青徐黄巾，然后才有明显吞并袁绍的举动，于是袁绍做出表示和平的举动——任命公孙范为渤海太守。两本书的记载，对于纯的历史结果来说，差别极小，可从袁绍的动机来看，就很不同了。如果三国志上是真正的历史，那么，袁绍就极可能是如我所说，把渤海让给公孙瓒实际上是让他替自己干活，这很符合逻辑推理，因为不久前（初平二年的七月，也就是几个月前），迫使原冀州牧韩馥“让贤”袁绍的关键因素就是公孙瓒的威胁：初平二年春天，袁绍和韩馥打算拥立刘虞为新的天子，被刘虞拒绝，和刘虞关系极差的公孙瓒为了报复这一事件，击败韩馥在冀州安平的驻军，而且号称要继续南进，理由是讨伐董卓。当时袁绍正在远在陈留的延津，韩馥在公孙瓒的军事压力下，索性把冀州牧让给了袁绍——而根据英雄记的记载，看似巧合的公孙瓒报复事件其实是袁绍在逢纪的进言后一手安排的。所以，袁绍做冀州牧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死敌。因此，为了解决黄巾军的问题，袁绍仍然很有可能再次利用这个死敌。不过，如果认为后汉书纔是真正的历史，那也很有理由。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公孙瓒南下时屯兵在渤海、平原之交的盘河，鉴于公孙瓒的根据地在北方的幽州，所以可以得出一个很明显的推论：渤海事实上已被公孙瓒基本控制。既然如此，加上公孙瓒在渤海、平原一带击溃黄巾军后威名大振，用正式承认一个既成事实的外交手段来缓和双方的矛盾也是很正常的。总之，两种史料都很有道理，都

　　讲得通，当然，我还是比较赞成三国志的说法的……

　　不管前面的真相到底如何，大胜黄巾的公孙瓒稍加整顿后便西进界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值得今世的历史爱好者们庆幸的是，这件发生在初平三年年初，几乎和孙坚战死襄阳同时的界桥大战的记载远没有之前那么混乱，当然，对于公孙瓒而言那是一场噩梦！……

　　白马将军公孙瓒（六）

　　初平三年是一个令人伤怀的年份，它或许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或许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之，很多汉末曾叱诧一时的英杰们都在这一年倒下，其中有孙坚、董卓、刘岱、王允、皇甫嵩……

　　在这一年的年初，公孙瓒也遭到了军事生涯的第一次惨败，这是他在作战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初平三年初春，挟着大胜黄巾的余威，公孙瓒率领着燕代精锐向冀州中部挺进，一路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抵达了黄巾军的圣地，广宗——八年前太平道教主张角在就是这病故的，他的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绝对大大推进了历史的进程……广宗也是公孙瓒此行的转折点，一方面，一路西行的燕代军队从此要开始南行了，当然，还有另外的含义在……渡过横跨清河水的界桥后的不久，公孙瓒的部队终于迎来了袁绍的主力部队。

　　照理说，公孙瓒南来也有至少两个月了，可袁绍一直窝在老巢邺城，几乎没什么动静，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其实不然，刚刚接手冀州的袁绍这时还在邺城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而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是想早点拒敌的，可拒敌之先必须清理后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袁绍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几乎在获得界桥大胜的同时，后方就有人造反攻打邺城了……

　　界桥南二十里的旷野，是公孙瓒第一次和袁绍的主力部队交锋，尽管是主力的前锋。这场战斗很明显是遭遇战。公孙瓒部队的阵形完全是打仗的阵形，中间是三万人的步兵方阵，两翼是各五千人的骑兵部队，队伍的正前方是骁勇善战、以骑射著称的数千白马义从，应该说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在当时足以使任何敌手生畏。与此相比，袁绍的主力也不过是数万步兵，而给前锋麹义的人马更少得可怜，不过步兵八百，弩兵一千，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这支前锋部队应该是麹义的私人部队，也就是他从家乡凉州西平带来的，不但参加过无数次平定家乡羌人的战斗，而且，八年前，也在这里，在麹义的带领下，协同当时的主帅皇甫嵩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广宗大捷。不过，公孙瓒并没有回忆起那次战斗，他那个时候一直在和北戎作战。在公孙瓒眼里，麹义的部队根本是不堪一击的，因为数量相差太大，于是，他没有采用常规的他所熟用的骑兵边射箭边前进的战法，而是直接让手下的骑兵部队突击，打算把麹义千把号人碾过去。实在没有比这个更蠢的作战方式了，当公孙瓒的骑兵部队行至麹义部队前数十步远时，麹义的步兵立刻同时操起长矛往前猛冲，而后面的弩兵则箭无虚发，“所中必倒”，一下子击溃了公孙瓒杂乱无章的骑兵突击阵形，带队的公孙瓒手下大将、新任命的冀州刺史严纲战殁。虽然临阵被杀的士兵不多，可大将战亡，阵形被击垮，另外袁绍的真正主力就在后面不远……不管怎样，公孙瓒的军队这时已经军无斗志了，他们纷纷北逃……一般来说，当时合战败绩的一方会逃向他们的临时营地，以作防守再战，可公孙瓒不知为何连临时营地也丢弃了（实际上营地里还有一部分留守部队），直接往界桥败退，不过，公孙瓒也还算是一名猛将，他没有逃在最前，而是留下殿后。但即使如此，麹义的部队还是在界桥上再次击破了由公孙瓒亲自带军的殿后部队。不过麹义也见好就收，没有继续追赶——结果证明这一临时的决断是极为正确的，即便是诸葛亮也会赞叹不已，不过，麹义可能没想那么多，但事实是，袁绍此时正被公孙瓒尚未带走的两千多骑兵围攻！原来袁绍得知前方的麹义已经获胜（他或许自己也很惊讶）便带了百十号人独自先行，结果和公孙瓒的“游兵散勇”意外相遇——如果不是麹义及时南撤相救，那袁绍真的会性命不保——历史总是这样，虽然一直有人说历史的必然性，可常人眼睛的确是会被太多的偶然性遮住的……著名的界桥大战就此结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等待失败者公孙瓒的是连续两年的胜利，而等待胜利者袁绍的却是魏郡的叛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