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公元前21一前16世纪)，中国大约在这个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

　　《越绝书》称，禹穴之时，以铜为兵。随着先民日益熟练地掌握青铜冶铸的技术，他们也逐渐用青铜来铸剑，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进入历史时期后，中国古籍中有关用剑的记述却出现很晚；最早明确记载用剑的是写成于东周时期的《左传》，文献所记三代用剑的事例，也只以周初为最早。—在本世纪初期以前；许多严谨的学者由于见不到夏商用剑的材料，而对后人所记西周用剑之事又都持怀疑态度，因而认为西周以前，中国无铜剑。随着本世纪中叶以来青铜时代考古的巨大进展，这种保守的观点也就日益站不住脚了。我们现在知道，至迟在商代中晚期；古人就已经以铜铸剑。

　　北方胡剑

　　翻开中国地图，人们能够看到，在中国的北方有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十在草原的南部边缘，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长城就修建于此；历史上，长城沿线地区及以北的广阔草原一直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活动的区域。自50年代以来，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批商代中晚期的青铜短剑，它们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铜剑，而曲柄短剑则是其中最重要且极富特色的一个类型。

　　这种铜短剑都是整体合铸而成，剑柄略微弯曲，柄首做成兽头形或铃形；茎呈椭圆形，饰几何纹，个别剑的茎部并有长条形镂孔；刃身呈宽叶形，茎与身相交处向两侧各凸出一个突齿，起格的作用；通长一般为20—30厘米。

　　由于曲柄短剑出土时常有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伴出，因而一般认为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迟在公元前12世纪已经出现。而从出土的短剑实物看，其铜质较优、形制规整、铸造精细，不少剑仍颇为光亮，很少锈蚀，体现了较高的制作技艺，说明在此之前，应已有一个发展过程。

　　约在商代晚期前后，北方草原地区还出现了一些直柄式的青铜短剑。80年代初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发现一件直柄铜短剑，长约25厘米，剑格呈双翼形，柄首呈圆环形，茎部缠绕细绳，以利握持。从出土地层和伴出器物判断，年代有可能早至商代中期。就具体器物的绝对年代来说，这应是中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一件铜剑。

　　相似的铅短剑在北京北郊的昌平县白浮村西周初期墓中也发现6件，皆是直柄直身，多数有翼形格，但柄首或做成蕈（蘑菇）形，或以圆雕动物头像（鹰头、马头号）为饰，茎部或作出长条形镂孔，或装饰几何纹，与朱开沟之剑略异。此外，辽宁建平县烧锅炉营子曾出土一件负铜短剑，直柄，柄着呈兽乳牛形，有翼形格，与昌平之剑极相似。

　　富有草原气息的纹饰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乐府诗集》卷八十六《敕勒歌》

　　在广袤的大草原上，牧人们逐水草而居，他们对生息其间的各种动物有着天生的依恋之情。驯顺的牛、激昂的骏马、飞举的雄鹰、出没于林莽水际的猛虎和野鹿，是他们衣食的来源和生活的依凭，也是他们的力量、勇气和抱负的象征。以草原上常见的动物形象进行装饰，是北方游牧民族青铜器的典型特征，由此遂形成了富于草原气息的动物纹艺术。

　　北方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短剑，无论是曲柄剑还是直柄剑，都有以动物形象进行装饰的。其手法非常一致，柄首均雕铸成兽头形，计有羊、鹿、马、鹰等种；风格基本写实，但羊、鹿的角部常予以夸张变形，极具表现力，构图对称，富于装饰性。这些以青铜材料凝固下来的动物形象，显明地标出了铜剑的文化属性。

　　北方游牧民族的青铜器还常以几何线条构成的简洁图案进行装饰，常见的几何纹有：长条纹（弘纹、横格纹、锯齿纹、米点纹、螺旋纹等，直线多而曲线少。北方地区出土的上述铜短剑，茎部大多装饰有这类花纹。此外，这些青铜短剑的铃形、蕈形和兽乳形柄首，一般也被认为是具有草原特征的装饰。

　　山西吉县上东村出土的一件曲柄铜短剑，柄首做成铃形，茎部装饰弦纹，与其同出一墓的还有一件管銎斧，两件铜勺，管銎斧造型奇特，如同马首，是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青铜器，广泛流行于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出土时，短剑位于人骨头右侧，管銎斧位于头部左侧，铜勺竖垂于腰间。墓主大概是一位游牧骑士，短剑是他的护身兵器，也可用以宰兽割肉，管銎斧是格斗兵器，勺是食具。带着这三件器物，外加一付弓箭，他大概就可以走遍草原了。

　　大草原的迁徙史

　　就世界范围来看，从黑海北岸经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蒙古一直到我国北方，是一条横贯欧亚草原地带活动着众多游牧或半游牧的部、族，他们交错杂处，逐水草而居，迁徒不定，过着流动性很强的生活，相互之间有频繁的接触和密切的交往，从而导致了这一地域内古代民族的文化面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些器物不独见于中国北方，也见于蒙古、西伯利亚、中亚乃至黑海沿岸，反之亦然。前文中曾提及的管銎斧是最著名的例子，过去有少少学者通过对这种器物的分析来探寻欧亚草原地带古代民族的迁徒史和文化传播史，而早期青铜短剑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

　　商代晚期前后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两种类似铜短剑，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发现。曲柄剑，蒙古南戈壁省巴彦塔拉县第四乡曾出土一件，柄首雕铸野羊头像，茎部装饰横格纹和锯齿纹；俄罗斯布利亚特科托——克利湖畔以及外贝加尔赤塔州也曾发现类似的关首曲柄铜短剑。直柄剑，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奴辛斯克盆地曾出土多件类似器物，柄首呈环形、蕈形或铃形，翼形格，茎部或有长条形镂孔。它们的年代均不早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出土物，一般认为是从中国北方传去的，或是接受中国北方地区影响的产物。

　　相同类型的铜短剑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出现，反映了古代游牧民族流动的广泛性和交往的密切性。

　　中原周剑

　　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南朝吴均这首脍炙人口的《宝剑》诗来之于一个古老的传说。《列子·汤问》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铻之剑、火浣之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铜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这个传说也见于《尸子》、《山海经》等书。《山海经·中山经》说，伊水西二百里有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晋郭璞注：此山出名铜，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西戎献之，《尸子》所谓昆吾之剑也。

　　大概传说本谓以铜作刀剑，后世由于铜剑失传，铁剑滋盛，遂窜铜为铜。从这个传说来看，周人用剑似乎曾受西意味的少数民族的影响。那么，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195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的西周早期墓中出土一件铜短剑，扁茎、斜肩、无格，茎部有两个小圆孔，当是装柄之处，全长27厘米。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一件铜短剑，发掘者当时就指出，它可能是后世中原铜剑的滥觞。后来，在西周早中期（主要是早期）的墓葬中又陆续发现了20余件同一类型之剑，人们习惯依其形制称之为扁茎柳叶形短剑。

　　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剑出土时，柄部大多已经腐朽不存，唯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一把剑，剑柄仍保存得相当完整（图11）。由此知道，它的装柄方式是在扁茎两面用两个弧形木片夹合，通过茎上的圆孔穿钉固连，并于木片缠绕细麻绳，最后将柄末端插入中空的铜剑首中。装柄后的剑，长度较末装柄之剑约增加六厘米。这种柄、身复合式的结构，与北方胡剑通体合铸的结构形式有着截然的区别。

　　20余件扁茎柳叶形剑，多数平素无纹，少数剑身有纹饰，主要花纹是夔龙纹，这是商周中原铜器的典型纹饰之一。与短剑一起还出土了一些剑鞘，则都有华美的装饰。剑鞘颇富特色，正面为饰有镂空花纹的铜鞘罩（图一二，并见彩图五），其背面钉附木板或皮革即成完整剑鞘。由于皮、木均已朽腐，故遗留下来的只有铜鞘罩。鞘罩呈袋形，侧附双耳，主体纹饰有盘蛇纹、夔凤纹、夔龙纹、回字纹等。

　　扁茎柳叶形铜短剑都出土于周文化的范围之内，以周人的老根据地——关中地区出土最多，如陕西宝鸡、岐山（周之岐邑）、长安（周之镐京）都有发现；其次，在周王分封的一些诸侯国故地也有发现，如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的燕国墓、河南洛阳庞家沟西周初期的丰国墓以及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初期的潶伯墓、阴伯墓中，都出土了这种剑。由此看来，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应是周人习用之器，它大概是随着周人势力的拓展而逐渐地得到传播推广，从关中渐被到了关东各诸侯国。
《史记·周本纪》曾记，武王伐商，攻入朝歌时，纣王已经自焚而亡，武王遂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这段话来源于《逸周书·克殷解》，但后者写作“轻吕击之。”轻吕应是剑名，轻剑或是省称。《周本纪》又记，武王灭商后，告祭于社，“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对于古籍中的这些细节描述，人们往往不敢确信，但考古发现揭示，西周初期，中原地区已经出现早期的铜剑，周人确曾较多用剑。

　　关于周初扁茎柳叶形剑的渊源，我们认为，它当是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甘青地区的石刃骨短剑发展而来。试将扁茎柳叶形铜剑与石刃骨短剑的成熟型式作一比较，可知两者的形制、结构（包括装柄的方式）极为相似。甘青石刃骨短剑属于马家窑文化，其居民是古代羌戎等族的祖先。周人祖居关中，与西北各代民族关系密切，尤其是曾与羌族中的一支——姜姓羌人联姻。由于存在这种特殊关系，说周人习用之剑乃从羌戎民族承袭发展而来，应是很有可能的。

　　初步的变化

　　大约在西周中期，由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又发展产生了一种形制略有变化的铜短剑。其剑身也呈柳叶形式，基部普遍装饰一人面纹；扁茎，茎上有穿孔，茎的下部较宽，且两面均做出凹槽（图一三）。人面纹扁茎短剑的装柄方式当与扁茎柳叶形短剑相似，其扁茎下部的凹槽显然是供嵌装木片之用，较之扁茎柳叶形剑，这应是一个改进。

　　陕西扶风齐镇曾出土一件人面纹短剑，同墓中还出土两件带铭方鼎（即丕方鼎），器呈主形，有早期造型遗风，但纹饰是西周中期最流行的窍曲纹。研究者据此推断，其年代当在西周、共王之世，不会早到穆王前期。短剑应一之相同。在江苏仪征破山口和湖南长沙金井，还出土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人面纹扁茎短剑，说明在稍后时期，这种剑已经传播到了南方地区。

　　这种剑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剑身基部装饰的人面纹，或圆脸无发，或长脸披发。《淮南子·齐俗训》称，“中国冠笄”。中原周人普遍束发、著冠、佩笄，短剑上的人面发式与此有别，当是周边少数民族的形象。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曾指出：“特别是青铜兵器和其他器物上所反映的形象，多来自异族劲敌，可能性更大”。在青铜兵器上雕铸异族人的头像，大概象征着“馘首”之意，体现了古人对敌族的鄙视和必折其首的心。相似的装饰手法也见于中原地区的其他商周铜兵器，如河南安阳殷越妇好墓出之大铜钺，饰双虎噬人头纹，人头圆脸无发、大鼻小嘴、双眼稍洼，与短剑之人面纹很相似；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出土铜钩戟（实为戈），銎部雕铸一人头，长颅、深目、高鼻、薄唇，应为西域白种人；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西周晚期之“元”戈，戈身饰一正视的浮雕人头，隆鼻大眼，额际有短发，也非中原周人。这些以人头为母题的兵器纹饰，含意大抵相同。

　　贵州带剑之风

　　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青铜短剑，绝大多数出自贵族的大墓。我们试举一些突出的例子：北京房琉璃河西周初贵族墓中出有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同墓还出土了带“匽（燕）侯”；铭文的铜盾饰；河南洛阳庞家沟西周初期贵族墓中出土的两件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剑身均有“丰伯”的刻铭；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西周中前期“伯”之铭；甘肃灵台白草直西周初期潶伯墓和伯墓中各出土两件扁茎柳叶形铜短剑……。这种现象说明，当时在贵族阶层，带剑已经形成为风气。
剑在其起源阶段具有纯粹实用的性质。贵族带剑也自有实际的功用，即防身卫体。早期铜短由于器形短小，尚未成为有威力的格斗兵器，故在战争中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释名·释兵》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大概汉语中剑之得名，正是由于它的早期功用。

　　除防身卫体外，带剑又有佩饰的作用。随着贵族带剑风气的形成，剑的佩饰意义愈益突出；他们不仅以带剑来体现尚武的风气和精神，更以带剑来显示威仪，以华美的剑具有标示富贵叶初的扁茎柳叶形铜短剑常配有纹饰繁缛的铜鞘罩（图15）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总之，佩剑已成为贵族显示其身份和地位的一种标志。《老子》称贵族“服文彩，带利剑”，这与史前先民或介胄之士的带剑有很大区别，其佩饰的意味要远甚于实际的功用。

　　新干大洋洲的发现

　　1989年，在赣江岸边的江西新干大洋洲曾发现一座商代晚期的大墓，出土了数量颇丰的青铜器，其中有三件铜短剑，一件剑身宽肥，长35.7厘米，另二件剑身窄狭，长19.5和14.6厘米，均为扁茎式结构，装柄方式当与西周的扁茎柳叶形剑类似，然二者器形明显有别。新干大墓的这批铜器，带有显著的殷商铜器特征，说明曾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但也有许多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不见于中原铜器，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可能是方国土著造器。此墓发现的三件铜短剑，因尚只是孤例，故其渊源流变情况还不清楚。它或许意味着，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铜剑的渊起可能有多个独特的源头。